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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我有过一段“追星”小史——在南明堂附近，经常能够见到一位着少数民族盛装的女歌手罗秀英。她是惠水苗族，在北京的某歌舞团唱歌。听了电台播放她唱的歌曲《好花红》，我们几个中学生都为那婉转悠扬的曲调所陶醉，并常常尾随在她的身后悄悄模唱。  歌唱家罗秀英 网络图片 我中学毕业前夕，与一支来自惠水的文艺代表队在贵阳市文艺会演的舞台上同台竞艺。他们演出的是一个小歌剧《惠水桔子红》，配唱的曲调就是优美动听的《好花红》。惠水的演员见我们在后台哼起了她们的歌，兴奋得抓了一大捧做道具的金钱桔往我们手里塞。  图片来源：贵州旅游在线 《好花红》是一首曲调悠扬、抒情风格浓郁的布依族民歌，已在黔南、黔中布依族地区流传数百年。在贵州的贵定、龙里、平塘等地，都有内容相同、唱腔各异的《好花红》流传；在《中国民歌集成·贵州卷》中，就收入了6首《好花红》。《好花红》已经成为布依族的一种独特文化。  同声高唱《好花红》 《好花红》是土生土长的民间歌曲经专家艺术加工、媒体传播而得以流行的一个范例。这对于我们探讨贵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走向全国，走出国门，都可资借鉴。  合唱《好花红》 杨成利 摄 其一，民间音乐素材本身的魅力。以山清水秀来形容惠水，似乎太一般了；惠水县域处处有景，名副其实。美丽的山水注定了它与民间艺术的久远渊源。早在两百多年前，《好花红》的优美曲调就在惠水布依族乡间流传了。刺梨是贵州特有的野果，它的花儿粉团团的，雨雪风霜，依然娇艳。布依人咏唱刺梨花的浓郁的抒情风格在民间音乐中独树一帜，它与中外历代作曲家笔下或欢快、或激昂、或忧郁、或安宁的抒情风格相比，显得更加质朴、大气，更有一种来自民间亲切、自然的韵味。这婉转悠扬的曲调，是布依族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最独特的音乐创意。 布依族语言有三个土语区，惠水介于第一和第二土语区之间，处于经济较为发达的贵州中部。这里各民族交流相对频繁，因而这首民歌是用汉语演唱的，而且歌词非常讲究，在反复回旋中显得寓意深长。  合唱《好花红》 杨成利 摄 其二，专家深入生活采风的成果。一个无文字记载的民间口传作品如果没有专家的介入，它即便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也难以被本文化圈之外的民众所认识。而《好花红》的流传，则有一连串的幸运——早在1953年，我国著名作曲家罗宗贤和贵州省歌舞团的黄江帆、曹玉凤等到惠水县毛家苑采风，听到了王昌吉等几个青年唱的《好花红》。作曲家们经过记谱、整理，向社会推出了此曲。1956年是一个文艺百花齐放的年份。那年惠水县举办了第一届工农业余文艺会演，毛家苑的布依姑娘秦跃珍、王琴惠两位歌手便演唱了《好花红》。前来观摩的省里专家，又以此为素材进行二度创作，使得《好花红》曲调变得更加悠扬动听，更有艺术感染力。 其三，传播的力度。这是艺术生命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音乐作品最有力的传播工具是电台。1956年，省广播电台将《好花红》的录音播放全国，罗秀英等歌唱家在海内外的演唱，使它走上了更大的舞台。进入21世纪，惠水县每年举办《好花红》艺术节，2001年，县政府在岩辉大桥之东竖起了“好花红故乡”的石碑，在桥西建起了“好花红歌亭”，这里成为布依族和各族民众节日对歌、赛歌的场所。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然而用现代艺术传播的眼光来审视，《好花红》传播的水准还有待提高，力度还有待增强。它山之石可以借鉴——巴黎著名的通俗艺术荟萃之地蒙马特高地、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那些用吉他演唱的小群体，对各种音乐、各种演唱、各种风格的作品都有高水准的展示。在流行乐演唱的间隙，还有人高唱马赛曲。这种通俗活泼的、不拘一格的形式，有极大的吸引力、传播力，而且经得住音乐家耳朵的检验。围绕《好花红》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文化产业发展的巨大空间。  阎维文-好花红00:00 / 03:27一起听听阎维文演唱的《好花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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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水县好花红镇好花红村群众合唱《好花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