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贝带——战国到西汉的贝饰带具

   “贝带”一词见于战汉之交的文献中，且多与装饰器具相关联，而先前学者们多认为其是“胡式带具”的代名词。

   《汉书·佞幸传》载：“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鵕鸃，贝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其中所谓“贝带”，集解汉书音义解释为“以贝饰带。”又《淮南子》云：“赵武灵王服贝带鵕鸃。”

   有学者对先秦时期出土贝类现象分析研究后认为:贝在随葬的普遍度上总体来说在逐渐递增。结合出土方位的变化，说明越到晚期贝的装饰性功能越突出。《史记·平准书》所言：“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至少说于秦代“贝”已经为法定装饰之物。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璧

北京故宫博物院战国璧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玉豹

图片来源：《南越王墓玉器》10图版五三、《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玉器卷》11图版四十七、《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卷7》12第133页

   战国中晚期中山王墓椁室内出土有五枚银质贝饰，发掘者推测其为棺上的装饰，或为中山国的一种货币，由于椁室被盗毁严重，此类贝饰具体使用方法不得知。中山属白狄，腰部系以金属扣带本为北方草原文化所影响，而《淮南子》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所推行“贝带鵕鸃”，据《战国策·赵策》载：“（赵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贝）带，黄金师比，以傅王子也。”可谓当时的时尚，邯郸赵王陵中，也曾发现金质的同类带头 。所以不排除银贝作用在于装饰腰带。燕国辛庄头30号墓、鄂尔多斯的阿鲁柴登同见成对长方形引领的腰间装饰，且辛庄头见多件贝形金饰，这类牌饰即是贵金属的“贝带”带头。

燕下都辛庄头 M30 长方形金带扣

阿鲁柴登金带扣

图片来源：《战国时期燕国金饰件赏析》，《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卷一》图版二七 《燕下都（下）》彩版二七

   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装饰纹样中，动物颈部上常见有海贝项圈，杨建芳先生认为此为战国晚期楚式纹饰的特点之一。山东临淄西汉早期齐王墓随葬器物坑中的殉狗颈部皮条上，即有贝壳串成的项饰；徐州狮子山西汉早期楚王墓外墓道耳室门内放置一件颈部套有贝饰项圈的玉豹。故以贝为带状饰物，应当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流行的一种装饰手法。

狮子山金腰带饰复原

图片来源：《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金扣腰带》图一

   中原发现较早的两批贝饰带具是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的两套缀海贝金扣腰带，与徐州宛朐侯墓内棺腰部一套缀“具壶饰”金扣腰带。一般认为狮子山墓主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或第三代楚王刘戊。刘郢客下葬于文帝前五年（公元前175年）；刘戊于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参加“七国之乱”兵败自杀，所以狮子山西汉楚王墓不会晚于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宛朐侯刘执参与刘戊作乱，兵败自杀，其下葬年限也不会晚于狮子山西汉墓。西汉早期阜阳汝阴侯墓棺内亦留存1件草原纹样的铜鎏金长方形带头 。不难发现以贝装饰腰带在中原西汉早期的社会上层已经普遍流行。而用于随葬颇写实彩绘陶俑中，山东青州香山汉墓、北洞山彩绘立俑腰间绝大多数系有贝带 ；同类还见于汉景帝阳陵陪葬坑甲士仪卫陶俑中 。从而最终确认了在西汉早中期时，两者于显贵者男性服饰上的配伍关系。

   贝带出土状态徐州狮子山西汉墓与广州南越王墓可以为例。狮子山西汉墓贝带出土于外墓道耳室当中，“带身背面发现布纹状碎片，疑其以丝织物为地，上面编缀海贝三排，海贝上面加以金花四朵。四朵金花间距大致相同，原应有规律的缀饰于腰带之上。带身与带扣连接部附近还发现数个算珠状银饰，也应为金扣腰带的构成部分，但连接方法和原状均不明。” 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有类似狮子山汉墓贝饰组构的玻璃质贝饰。报告认为玻璃贝是“珠襦”的一部分，而南越王墓内棺出土有三套带扣，可以与“三条纹带”相对应。将狮子山贝饰的出土描述情况与南越王墓的玻璃贝饰装饰纹样相比较，都是以贝作为腰带装饰的主体纹饰，同样以金银饰围绕贝饰，明显是要突出“贝”饰的作用，所以在西汉早期到中期“贝带”当是指上述腰带。

长沙西汉曹氏墓玉带头

长沙西汉曹氏墓玉贝饰

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鎏金铜框玉贝带

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鎏金铜框玛瑙贝带

扬州妾莫书墓同框玉带头

扬州西汉“妾莫书”墓出土玉贝饰

图片来源：《中国玉器全集·秦汉—南北朝》图版一四五、二0二、一五九、一八九，《长毋相忘》第430、439页

   西汉中期以后内陆大型墓葬中发现的玉贝饰。如长沙咸家湖西汉后期某位长沙王后曹撰墓中，出土有两件玉质云驼纹玉带扣及12件玉贝。而据简报：2件玉器与其他玉饰件同出于棺内，具体位于内棺中部（似在死者腰部）左右放置，12件玉贝零散出土其附近，玉质洁白，两端有穿。由于内棺部分只是西部（棺脚）略有扰乱，上部基本保持原位。按西汉南越王墓贝带中贝饰的组构形制做以参照，玉质贝饰显然是天然贝饰的发展。玉质贝饰出土的地点还有：扬州西汉后期“妾莫书”墓出土白玉贝饰9件，徐州石桥二号西汉墓出土青玉贝饰2件，永城僖山西汉墓2件等。还有利用材质的天然紫色来仿制“紫贝”，如永城保安山三号墓即出土有紫红色玛瑙贝饰，芜湖贺家园西汉墓也出土有水晶贝饰。

   西汉时期金、玻璃、玉贝饰与金、玻璃和玉带扣应同属一类组合器物。早期多使用天然贝来装饰腰带。西汉早、中期文献记载，贝不但是珍稀之物，且为高档的装饰品。如《汉书·司马相如传》载《子虚赋》中所言“张翠帷，建羽盖，罔玳瑁，钓紫贝”，关于“紫贝”，集解郭璞注曰：“紫质黑文也。”颜师古曰：“贝，水之介蟲。小者为贝，其白质如玉，紫点为文，皆成行列。当大者径一尺，小者七八寸。”此外《汉书·东方朔传》中赞美东方朔外貌特征有“目若悬珠，齿若编贝”之语，颜师古注：“编，列次也”。从西汉早期徐州狮子山贝饰腰带情况看，贝体质地似与带扣的质地无具体联系，主要利用贝类“白质如玉，紫点为文”的天然美感。到西汉中期带扣、带饰的主体质料开始逐步趋向统一，如大云山江都王陵所见鎏金框玉带头的玉、玛瑙贝带各一套；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镶蓝色玻璃带扣，亦使用同色玻璃制成贝饰；长沙曹撰墓出土的贝饰与带扣玉质极为近似，推测当为同块玉料上所解得；扬州“妾莫书”、徐州石桥汉墓的玉贝带饰与同墓中所发现的镏金镶玉带扣相互照应，墓葬时代上略晚于长沙曹撰墓。

   北方作为腰饰带具的原生地，出现“以贝饰带”却较中原要晚。现有材料来看，较早的例如辽宁同心倒墩子M13、M19号墓，墓主腰上出土有成对的青铜带扣，骨架腰部一圈上下散落有大量的天然贝饰，表明墓主腰系贝饰腰带。关于同心倒墩子的墓葬年代，发掘者依据同时出土的五铢钱和铜镜类型将年代定于西汉中晚期。墓群中出土有较多数量类似龙纹、人物等典型中原纹饰图案的青铜带扣，说明带扣在纹饰设计与造型设计上受到来自中原样式的影响。

西安市北郊龙首村汉墓金带扣

辽宁西峰西岔沟铜鎏金骆驼纹带扣

辽宁同心倒墩子M19号墓带饰出土情况

同心倒墩子的骆驼纹铜带扣

图片来源：《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卷一》图版七一   《中国青铜器全集·北方民族卷》图版一一六 《中国青铜器全集·北方民族卷》图版一一四、一一五

   《汉书·匈奴传上》载：“(孝文前六年)服绣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比疏一，黄金饬具（贝？）带一，黄金犀毘一，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同书载：“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又“自是(马邑军)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

   汉地赠送与互市成为北方接受中原影响的两大重要途径。再者贝类是南方特产，我国南方的热带海域广泛分布，如海南岛、西沙群岛、香港、台湾等。所发现的天然贝饰及其他料质贝饰的原型，明显是热带海域所产小型天然贝类，其中紫贝齿与白贝齿两种装饰性贝类与战、汉时期所出贝类相一致。《汉书·南越传》载南越王赵佗敬献汉文帝的物品中即有“犀角十，紫贝五百”郭璞曰：“（贝）今九真、交阯以为杯盘实物也。”故相对草原游牧者，接触、采集天然贝类有着相对独厚的地域优越性。

   由此看来，早先以交流北方或和亲、馈赠为目的，借用胡式带的基础原型，以当时中原流行饰物来装缀的“贝带”，逐渐发展成为草原与中原间共同流行的器物样式。

东亚带头演化简图

   西汉后期以降贝饰腰带即不见踪迹，重要因素就是北方胡地的归附，近汉地草原民族的汉化，草原上层统治者“乡慕礼义”使得类似于贝饰腰带的传统腰带类型已经失去了原先所拥有的“胡风之气”。加之西汉中期后“鲜卑头”式带扣所引导的新型带具在汉地逐渐影响开来，无疑冲击了传统的“贝带”模式。

南越王墓三组贝带

   狮子山楚王墓金扣贝带虽然有出土状态的描述，但没有详细的线描图例，复原受资料限制较多。结合宛朐侯墓内棺腰部一套缀“具壶饰”金扣腰带的情况分析：西汉早期“贝带”乃是以天然贝饰组成带饰构架主体；而西汉中期代表为南越王墓的玻璃贝饰及众多金银珠饰组合。据南越王墓报告所描述，贝饰和金银泡饰有两种组合：“第一种：以一枚镏金铜素泡为中心，外周围绕４枚玻璃贝（尖端朝内）和４枚花金泡，贝的后面还加１枚银泡相辅。另有两枚素银泡分布于左右两边。这样就基本构成一个菱形的、相互对应的图样。上述上下两道纹带的饰物组合属此类。第二种的图案与第一种同，只是以素金泡代替金花泡，中间一道纹带属于这种组合。”相对应图三所示，A、C组属前一类组合，B属后一类组合。现将第一种组合复原如下，每条贝带上各有三组图案，其余两头各有一件镶玻璃带扣。在A、B两组贝饰图案的间隙中还夹杂有数量较多的串珠，由于散乱过甚，无法复原。

长沙曹氏墓玉贝带复原示意

南越王墓玻璃贝带复原示意

   相比较而言，玉贝带的复原较早期金贝带复原困难，局限于墓葬多被盗扰严重，构件散乱。曹撰墓出土十二件玉贝饰，如按简报所描述，棺内腰部器物并没有受到扰乱，参照南越王墓玻璃贝饰复原的三组图案及同心倒墩子M13腰际上下贝饰的组合关系，以每四枚贝饰为一组，组成向心花瓣形，四组共十二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出土两件陶俑（WK2:1、WK2:20）腰部束有带扣，所束红色腰带正中有一对较大的长方形垫片，左右上装有带扣，腰带上横镶白色海贝、珠饰一周，腰带上的贝饰亦可按此类组构样式复原。

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陶俑WK2:1

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陶俑 WK2:20

注释：

1班固：《汉书·佞幸传》，中华书局，1960年，北京，第3721页。 2刘安：《淮南子·二十一卷》，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卷九  第17页。 3戴志谦先生对殷墟出土贝类研究后认为，小型贝应充当货币，大型的阿文绶贝为装饰性贝。见戴志强：《安阳殷墟出土贝化初探》，《文物》1981年第3期。 4吴旦敏：《出土贝现象分析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九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上海。 5班固：《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60年，北京，第1153页。 6河北省考古研究所：《错墓——战国中山国王之墓》，文物出版 7刘向：《战国策·赵策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上海，第670页。 8杨建芳：《楚式玉龙佩（上）—楚式玉雕系列之一》，《中国古玉研究论文集（下册）》，众志美术出版社， 2001 年，台北，第13至第14页。 9山东省临淄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10  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等：《南越王墓玉器》，三木出版社，1991年，香港。 11  北京文物局等：《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玉器卷》，北京出版社。2002年，北京。 12  古方等：《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15）》，科学出版社，2005年，北京。 13  狮子山联合考古队：《徐州狮子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14  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侯刘执墓》，《文物》1997年第2期。其中“具壶饰”疑为“贝带饰”之误。15  邹厚本、韦正：《徐州狮子山汉墓的金扣腰带》，《文物》1998年第8期。 16  邹厚本、韦正：《徐州狮子山汉墓的金扣腰带》，《文物》1998年第8期。 17  “这些玻璃贝是缝缀在织物上的，宽沟的便于穿线，窄沟另有两个小孔，为穿线用。”“上述珠襦饰物，有的底部残留有丝绢痕迹，原来都是缝缀在织物上的。从出土位置仍可以大体看出3条纹带。”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等：《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北京，第213页。 18  按南越王墓棺内出土带扣：两套置于玉衣上部，一套置于玉衣下部，图中所标示A、B两组“贝带”与上部两套组合，C组可能与下部一套（D165、D73-1）组合。 19  早期发掘者多以货币解释此类玉贝。见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撰墓》，《文物》1979年第2期。 20  玉质云驼纹玉带扣发掘者认为是“龙马玉珩”，孙机先生认为是玉带扣（头）。见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0年，北京。 21  扬州市博物馆：《扬州西汉“妾莫书”木椁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22  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1984年第11期。 23  河南永城僖山西汉梁王墓出土玉贝饰图片，见《中国玉器全集·秦汉—南北朝》图版一八九。 24  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北京。 25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芜湖市贺家园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26  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传》，中华书局，1972年，北京，第3013页。 27  班固：《汉书·东方朔传》，中华书局，1960年，北京，第2841页。 28  卢兆荫：《中国玉器全集·秦汉—南北朝》，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石家庄。 29  （英）罗森：《中国古代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北京。 30  扬州博物馆等：《汉广陵国玉器》，文物出版社，2003年，北京。 31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32  班固：《汉书·匈奴列传上》，中华书局，1960年，北京，第3758页。 33  班固：《汉书·匈奴列传上》，中华书局，1960年，北京，第3765页。 34  紫贝齿：全体多卵圆形，长1.5～3～7厘米，宽1～2.5～4厘米，高0.8～2厘米，腹面扁平，前端略宽，前后两端均凹入呈圆口状。壳口二边均向内卷曲形成细长的沟，沟的两侧有细齿。表面紫棕色，有类白色斑点，或呈灰白色，具紫棕色花纹，平滑而有光泽。质坚硬。  白贝齿：形状大体与紫贝齿相似，但较小，长1.5～2.5厘米，宽1～1.7厘米，高0.8～1.2厘米。表面灰黄色或黄色，背部蓝灰色，有白色细纹多数具一橙红色环纹，有的背部灰绿色或蓝灰色，少数有三条不明显的深色带，并具棕色斑点，平滑而有光泽。质坚硬。 35  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华书局，1960年，北京，第3825页。 36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5年  北京。 37《汉书·食货志》载：“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见班固：《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60 年，北京，第1177页、第1178页。又于“天凤元年，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贾直。”见班固：《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60年，北京，第1184页。 38  在汉长安城长乐宫凌室遗址中发现有海贝，发掘者认为：“海贝应属王莽币制‘宝货‘中的货贝”，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长乐宫发现凌室遗址》，《考古》2005年第9期。 39  班固：《汉书·匈奴列传上》，中华书局，1960年，北京，第3085页。 40《中国青铜器全集·北方民族卷》，文物出版社，1995年，北京。 41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等：《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北京，第214页。 42  WK2:1 见图七七，WK2:20见彩版四五，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