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六十年的艺术历程，张培础一直变换着不同的职业和身份：从战士到工人到教授，在这漫长的人生轨迹中，朝夕与共的是士兵、工友、朋友、学生。  张培础：1944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太仓。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本科中国画系人物科。1978年起执教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任绘画教研室主任；1994年执教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任教学副院长兼中国画系主任。现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上海中国画院兼职画师、上海民盟书画院副院长、“水墨缘”国画工作室主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兼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中国画、素描、速写的创作和教学。曾主编《上海高等艺术院校学生素描作品集》、《上海业余辅导教材素描丛书》、《上海第十届海平线绘画雕塑联展作品集》及多种中国画、速写辅导教材。  上海美专学习给予的高起点 受二哥影响，张培础自幼喜欢涂鸦。高一时张培础开始接受较正规的绘画训练，画素描、水彩以及速写，老师尤其注重速写训练，这让张培础受益匪浅，培养了观察生活的能力，提高了人物的造型能力。  1960年，上海美专第一次招本科生，主动网罗优秀的青年学子。没有参加过高三全国艺术院校联考的张培础被上海美专破格录取了，学校指定他进了国画系，那年他才16岁。  那时张培础对国画几乎一无所知。进入国画系后，他开始接受科班的、学院派的中国画传统基础训练。国画系师资力量雄厚，郑慕康执教人物，江寒汀、乔木执教花鸟，应野平、俞子才执教山水。“几位老师无论从艺品、人品都堪称一流。  “我们的老师原本是传统的拜师形式出道的，他们来上课，不跟你谈什么美术理论，而是大致讲一下绘画技巧后，直接画给你看。比如江寒汀老师教画梅花，他会坐在学生的座位上，旁边15个学生围着他，江老师会耐心告诉我们构线要注意什么，树干要注意什么，梅花的花枝、花瓣、花心怎么画。一会功夫，我们几乎都人手一张供临摹的课徒稿。待我们画时，江老师会一个个看，画得不对，就在我们的画稿上直接示范，非常认真。其他教人物、山水的老师也都是这样的。”  张培础感慨道，继而叹息，“可惜现在美术学院很少有老师画给学生看的，这样的教学会存在问题。我一直想着当年我做学生时，老师是怎么教我的，后来我也这么给学生示范，和学生的关系自然而然地更融洽。”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中国画坛的水墨人物画较弱，没有专职的写意人物教师，以临摹传统为主，学生自然不满足现状，而此时浙江美术学院的年轻教师、在水墨人物画方面颇有成就的方增先成了他们的偶像。通过努力，大家终于找到机会让方老师给他们上了一堂水墨人物写生课。  “那是难忘的一课，方老师笔下的形象脸部刻画精细、滋润，印象最深的是画像脸部的色彩，平生我第一次知道除了国画颜料，还可以用土红、土黄水彩颜料画脸部，效果是如此之好，由此我也明白了画种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虽然只是一课，但对张培础日后的水墨习作、创作的作用是巨大的。两年的美专生活让张培础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体验生活，使他初次领略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  专业的“业余游击队员” 1962年上半年，国家正处在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中印边境摩擦加剧，蒋介石也借此机妄图反攻大陆，一时形势加剧。1962年，张培础响应号召应征入伍，来到东北大连的旅顺口成了一名海军战士。因技痒难熬，站岗时张培础就经常偷偷地在怀中揣着个小本子，待班长查完岗离去，便开始画速写，山上的树、山石、大炮、渔船等，甚至是手中的冲锋枪，都成为了张培础练笔的对象。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部队里很需要绘画宣传的能手，来自专业美院的张培础自然被挖掘出来，被安排去布置连里的俱乐部以及负责黑板报制作工作。之后他又被逐级借调，从营部、团部旅顺基地直到北京海军军部，参与各种带宣传色彩的展览制作。  为迎接1964年在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军美展，1963年海军文化部抽调各基地创作人员入京召开美术草图会议，张培础作为旅顺基地的创作人员进京，之后他创作的两幅作品均入选全军第三届美展，一幅还获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在浩浩荡荡的运动中，张培础算是幸运的，不少出身不好的战士被开除军籍，几个牢骚大王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而张培础在运动末期成为了体现党的阶级路践的典型，又被评上五好战士，还入了团。然而，一番波折让张培础身心俱疲。1968年，复退工作又开始了，这时张培础已是6年的超期老兵，想到出身成分和之前的经历，想到家里的实际困难，他觉得不适合再留在部队，于是他申请复员。 回到上海后，张培础被分配到上海航道局，工作是在一艘吹泥船的甲板上当水手开锚机。不久，他的特长又被发现，被借到局联络站搞大批判宣传。那时张培础是工人阶级身份，也因此成为了“香饽饽”，文化大革命开始，文艺集体创作需要“掺沙子”，即在专业创作者队伍中加一些工农兵。于是在专业单位工作的美专同学纷纷邀请张培础这位工农兵作者参与创作。博物馆的几位同学邀请他参加中山公园内的泥塑收租院复制工作，同学毛国伦邀请他参加《解放日报》的《沙家浜》连环画创作组…… 那时，张培础还在航道局建立了一个美术组，在他的带领下，航道局的美工组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三大美术组之一。美术组集体创作了不少作品，如中国画《风口浪尖》，连环画《鸭绿江畔》等，均入选了上海美展。在创作《航门激浪》插图时，张培础曾随航测船队出航，航标工水上作业的艰辛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为此他创作了一幅反映航标工工作的《闪光》，入选了当时的全国美展，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粉碎“四人帮”后，一切逐渐走上正轨。当时专业美术队伍老化萎缩，各出版社、艺术院校、各美术单位都需要充实力量，张培础迎来了一次机会。在老同学方世聪推荐下，他于1978年调入上海戏剧学院当时的美术系中国画专业任教，终于结束了业余“创作游击队员”的状态，跨入了专业行列。1994年他从戏剧学院调往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担任中国画系主任，1997年又任主管教学的副院长直至退休。 用中国画的笔墨绘现代生活 从上海美专应征入伍后，张培础并没有直接进入专业队伍，而是在生活的底层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跋涉，不断接受着生活的砥砺，也从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现实生活尤其是身边人成为了张培础画笔的焦点，他对他们有深入认识也有朴素的感情。 “国内美术界，不少画家喜欢画少数民族题材，下生活就跑去西藏、新疆采风。为什么要画这个?我们业内都知道画少数民族出效果啊，他们的生活方式、环境、服饰更适合用绘画来表现。画这些的确很有味道，但这是你的生活吗?这一股风从我们念书开始就有了，下生活，要么到农村去，要么去少数民族地区，实际上都带着猎奇的眼光。”张培础说道。 “我们再看看外国的画家，他们就画自己身边的人，父母、妻子、女儿、朋友，甚至有画家一生只画家中的瓶子，也成为了大师。艺术不要刻意唯一，其实到处都是生活，不是去少数民族地区才是下生活。作为我来说，我生活在上海，接触的最多的就是城市里的人，我就画画周围的时尚的男男女女，画画学生、朋友，而且这难度更高，同样是老人，农村里满脸皱纹的易画，城市里普通老人要画出特征反而难，越简单的事物越难画。” 在很多人眼里，张培础比较传统，在当下绘画讲究观念和形式革命时，他却依然热衷水墨人物写生。“每当合适的对象站在面前，我就会有感觉。我乐于从对象身上去求索适合水墨表现的节奏，将对象的结构、色彩、服饰的搭配转换成个性笔墨语言。用有别于西洋写实理念，有别于以往水墨写生的手法，却又包融中国笔墨理念的表现手段塑造对象。” 在外界看来，张培础一直“固步”，不“与时俱进”地追求观念，不讲究变形。但他并不“自封”，他感到自己并不保守，一直试图着摆脱传统题材、手法以表现现代城市水墨人物。他重视造型法则，但不刻意描摹，渴望造型的升华变化，但不愿按套路变形。 “众说中国画适合平面表现，我却想尊重视觉感受。生活中间有明暗吗?有的话，为何不能画?西洋画画素描，是擦出明暗来，我画大写意，不去刻画明暗，而是用中国画的笔墨表现对象在自然状态中的光感。似乎表现光亮不是中国画之长，但用笔墨理介关系、理顺关系并非不能到达。浑然、通透、雅致是我对画面潜在的索求。”张培础认真地说道。 几十年来，除了专注于绘画创作外，张培础主要的精力都投身于教育之中。即便在做院长时，他也丝毫没有架子，亲切随和。2003年，张培础退休后创建了“水墨缘”工作室。每周三，王劼音、丁荣魁、凌启宁、奚阿兴、罗步臻、陈谷长等退休教授级的老画家都会来到画室聚会，一起画水墨画，一起切磋交流。 闲谈中，张培础有了一个灵感，他想到以前的肖像画，画的往往是领袖人物或者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等大师级人物，“那我就想，谁来画我们呢?一定要到齐白石的地位才能被画吗?别人不画，我来画。”“水墨缘”十周年展览上，7位画家站在各自的肖像旁边，引起场内不小的轰动，大家认为张培础把画家朋友的神采画出来了。 张培础：一生与喜欢的水墨相伴并生活不错，很知足了，更是精神层面的满足。我喜欢面广，观赏具象抽象，各种门类的好作品是种享受，但作为画家因为个性、经历，各有自己的着眼点和审美角度，这才是他的个性追求。我常常在探求中为一笔一墨的处理伤透脑筋，但一旦有所感悟和突破，正其乐无穷。为自己的快乐画画，也希望我的画带给人们快乐。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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