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奎：摒除门户之见的清华简研究

清华简是难得的先秦出土文献，内容非常丰富，对于古史再建意义重大。出土文献第一次重大发现是在西汉武帝时期，但新出的古文经与今文不合，逐渐演化为今文、古文两个学派，各立门户，最终导致出土文献的散亡。出土文献第二次重大发现是西晋的汲冢书，虽然当时也有学者予以整理，但因为其内容与当时的知识体系不相容、整理难度大，被斥为“杂碎怪妄不可训”，也散佚了。现今人们对出土文献的认识与过去完全不同，从学界到国家都非常重视。但要充分发挥这些出土文献的价值，就必须祛除门户之见。

关于先秦古史研究的方法与出路，很多学者都做了积极探索。首要问题是缺少史料，如果说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先秦不仅是我们文明的源头，而且从时间上说占到二分之一，但传下来的文献实在寥寥无几。其次是现存史料的真实性受到质疑。司马迁构建了一个古史系统，史料从哪里来？真实性如何？现存的先秦古书不足以让我们充分了解这个系统的可靠性。

与上述两个问题相对应，近代产生了两个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方法：一个是对传世文献的清理——疑古辨伪；一个是利用新发现材料和传世文献相结合——古史新证。疑古与证古，其学术渊源都十分久远，成果也很多。疑古辨伪指出了古史、古书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归纳出著名的“层累”说。弊端是确立的标准未必准确，把疑点放大，有些结论与事实相悖。证古主要是指用新材料进行祛疑、刊谬和补缺。二重证据法只能在有了新材料的情况下有所作为，而新材料可遇不可求。如果没有一个大的目标和方向，容易招致“史料学派的盲目和琐碎”之类的批评。所幸的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材料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已经逐步具备了重建古史的条件。

从逻辑上说，疑古是为了证古。怎么证古？把传世文献中的假东西去掉就可以证古了，但如果得出的结论有悖事实，不仅不能证古，而且可能导致民族文化的虚无。从建设性来说，新材料的作用更为直接。新材料从哪里来？出土文献。单从历史学角度看，这两种方法都是在解决先秦史料问题的基础上重建古史系统，目标是一致的。区别是利用的材料不同，方法也就不同。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利有弊，都不可能是万能的。

今天的史学研究新方法、新理论层出不穷，我们不仅需要把疑古和证古两种方法的长处发挥出来，还需要广泛吸收其他理论和方法的长处。对于清华简整理与研究来说，坚持的就是从基础做起，不立门户。具体来说：

一是要正确认识出土文献的价值，充分发挥出土文献的作用。《系年》是有明确写作目的和独特叙事体例的史书，是先秦古书的真实原貌，前所未见。事实与门户无关，单从这一点来说就意义重大。这些新证不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是直接的，可以改变常识。例如，关于西周末年的“共和”，很长时间我们都相信司马迁所说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系年》再一次证明《竹书纪年》共和即共伯和的真实性。共和是人名，不是制度，因此常识需要改写。

再如，《系年》可以填补大量的知识空白。清代学者可以证明《说命》不是汉代人所见的古文，但不知道汉代古文《说命》是什么样子，清华简让我们看到了真相，见到了先秦古文《尚书》的原貌。

二是要充分发挥各种研究方法的长处。有容乃大，谁能够兼采众长，有所发现和创新，谁就拥有更广阔的未来。为此，一方面，在研究目标上，应以建设为主，不能只盯着伪——疑古辨伪只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要努力挖掘出“伪”后面的真实来。另一方面，对于出土文献记载的古史也不能全部当事实。清华简关于夏商的历史传说，多离奇怪诞，书是地地道道的先秦古书，但事实未必都是史实，需要审慎甄别，层层剥离。

三是要勇于接受批评和修正错误。学术在不断进步，每一项成果都是阶段性的，都可能被新证据或新思路推翻。门户之争，之所以争，就是自以为是，乃至明知错了也要百般袒护。清华简整理团队真诚欢迎各种学术批评，以便更全面、更准确地接近历史真相。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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