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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科普两条关于对外贸易的基本经济学常识： 1，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外界进行贸易（商品和服务交换）、互通有无的目的是通过交换彼此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从而使贸易双方都从交易中获益，进而实现所谓的贸易增益。 为了便于理解，举个简单的例子：北方草原适合放牧，故而生产马匹、皮毛、肉制品和奶制品的成本较低，而中原王朝的农耕经济则在生产布匹、丝绸、茶叶、盐和铁制品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那么在边境贸易中，草原民族用马匹、皮毛等物交换布匹、铁制品等物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如果游牧民族自己生产布匹，或农耕民族自己来饲养马匹，都要付出比交换产品高得多的代价，属于低效益模式，从经济的角度，是要尽量避免发生的。 2，一个国家或地区从外面输入的产品，如果大部分是有助于提高生产力、改善民众生活的，那么这种贸易是有益的、可持续的，反之，假如输入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是纯粹消费性的奢侈品，那么这种贸易肯定是不健康的、不可持续。 农耕民族输入马匹，用于军事上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用于运输业能提高物资输送、邮传的速度，用于农业上能提高生产效率（马耕田、拉车的速度远远超过牛）。游牧民族输入棉制品、茶叶等，能有效改善体质、提高生活水平，铁制品可以提高宰杀牲畜、打猎等生产生活等活动的效率。与之相反，假如农耕游牧民族都把凝结着自己大量劳动的产品换回来诸如宝石、象牙、稀有香料等物品，则对生产和生活没有任何的帮助，同时造成生产资料和资金的持续性外流，进而推升了内部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 有了上面的经济学常识，我们再来对郑和船队的远航进行简单的分析。 虽然至今还没有定论，但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七次下西洋可能性最大的目的是如下两个：1，最大限度的展示明朝的实力，扬威异域，扩展影响力，从而消除国内对于自己篡位的不满和质疑；2，寻找建文帝。也就是说，远航在顶层设计上本身就没有考虑过商业和贸易的目的。 从上面的两个可能性来看，首先，郑和远航的目的是纯政治性的，再加上帝国时代的中国是家天下的概念，对于皇室来说，家国不分，故而出资方既是明成祖朱棣为首的皇室，同时也是明朝政府，故而自始至终都没有详细核算过成本和相关支出，自然也不会考虑收益。 远航的船队规模大的人数超过3万，巨型战舰近百艘，船队除了携带必要的补给之外，搭载的都是上等的丝绸、刺绣、瓷器、茶叶、精美的金属器皿等奢侈品，而这些都不是用作等价交换的商品，而是免费赠送给沿途表示臣服的地方统治者的礼品，获得的回赠则是一些完全无法在价值上对等的、少量的所谓各种方物，自然是十足的亏本买卖。 明朝之前的南宋，虽然同样存在朝贡贸易，但在整个南宋的海外贸易体系中所占份额较小，占大头的是民间的海商的自由贸易，他们拿自己的资本投入，将本求利，自然秉承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南宋海上的活动区域从西亚直到东亚，交易的商品范围从玳瑁珠玉犀牛角象牙等奢侈品，到肉桂胡椒木材等生活用品，还有牛皮筋角金属等武器制作的原材料。此外，由于南宋垄断了东亚的海上贸易，将海货转口日本、朝鲜，又能换回南宋稀缺的马匹、黄金、硫磺等物，同样是高利润的，这种对外贸易模式显然是良性的、符合经济学原则的。 同样的，比郑和船队晚几十年开始的西欧大航海时代，葡萄牙王室投资赞助的达·伽马探险和西班牙王室投资的哥伦布探险，都是早期的风险投资，带着明确的经济目的，是要去寻找通向香料和黄金产地的新航道，打破阿拉伯人对高利润的东西方贸易的垄断，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在此目的之下，探险船队是以最为经济的小舰队模式进行的，达成目的之后立刻展开商业活动。 其次，郑和的舰队远航了那么多次，但是成员里面除了水手、军人之外就是政府官员以及免费搭乘的朝贡使团，从来没有看到商人的身影。在正常的情况下，舰队所到之处海盗基本上被肃清，航道是安全的，即便没有官商，那么民间的海外贸易也应该乘势崛起，达到甚至超过南宋的水平，可由于政策上的短视，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明朝没有出现过，发财的只是那些打着朝贡旗号过来进行不平等贸易的使团——以超高的价格出售携带的货物，以正常的市场价格购买大明物产，大明朝廷不但包了往返费用（船队接送），回国前还能得到皇帝陛下的大量赏赐。 综上所述，郑和的远航，既没有带着经济上的目的，也没有相应的贸易策略和手段，耗资巨大且得不偿失，完完全全是个赔本买卖，根本没有办法长期维持，无论继位的皇帝想不想继续，最终都不得不停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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