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辩证与批判 以春秋末期为中国古代书法史的发轫点，这样一来，就排斥了殷周甲骨文和殷商、西周及春秋早期的金文，这是否说得通呢？文字与书法在那一时代究竟关系如何？ 我想，可以从实物和典籍两方面来加以说明。 首先，从实物上看。目前所见的春秋末年以前的甲骨文或金器铭文，能否如汉唐碑刻那样作为书法作品看待呢？我们所讨论的书法艺术，是以文字为基础的线条艺术，线条是书法的生命，这就决定了用笔是书法的根本技法。所以，什么时候存在着书法，可以从该时代的书迹笔法上得到证 明。 甲骨文没有用笔的概念。锲刻者下刀时，力量由轻而重，收刀时，又由重而轻，故字画作两头尖形，这是最简单最原始的方法。有些甲骨文系先书后刻，锲刻者只知在墨书笔画中央一刀划过而已，尚未懂得保存墨书的原貌。诚然，传世甲骨中有极少数如「宰丰骨」那样，锲刻者是沿着字 画墨书的边缘刻就的，使人能得以窥见墨书的原貌，但是，这墨书者也不懂笔法，他仅仅在写字而已。甲骨文所表现出的不同风格，只是书写者个性的自发表现，并非是艺术风格。即使在今天，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在书写中表现出他的个性，而这一点并不足以证明他懂得书法。我以为，在使用木棍和石器进行生产的野蛮时代，要 说已经产生了书法这样细腻地表现人之个性的艺术，实在是难以理解的。 唐兰很早就感觉到了这一点，虽然他还不敢断然否定甲骨文属于书法。在《中国文字学》一书中，唐先生说︰「卜辞在书法上总有一点特殊的意味，大概是锲刻不是书写的缘故。铜器的书法，可以分出很多型式︰有方峭的，也有圆润的。」唐兰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殷商的金文可以细致地 加工到保存书写者的技术，二、文字大量使用后已经由绘画式变为书写，三、长篇文字必然要求注意章法，这样，自然就产生了书法。这些论点，较之「甲骨说」来，应当说比较严谨，但商代金文往往仅一、二字或十余字（铭文稍长者仅有十余器），长篇铭文的出现是在西周礼制发展后才出现的，所以即使照唐兰自己的标 准，书法的上限也要延至西周。但是，周代的金文并未完全脱去绘画的方式，如「」、「」、「」 等字，一笔是无法写成的，必须加以描涂，结果，整个书写过程也就是边写边画。它和真正的、纯粹的书写如《石鼓文》，尚有一个很大的距离。更何况它们的位置往往铸刻在隐蔽的位置，不想引起人们的注目，这又说明它们的艺术价值未被人们所认识。郭沫若提出春秋末期的金文开始用作纹饰，即创作者已有引人欣赏的动 机，这确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所以，从实物上看，我认为甲骨文和早期青铜器铭文都不是书法作品。 其次，从典籍中看。「文字同期说」以许慎《说文‧叙》为根据，推出「书法与造字同时产生」的结论，这实在是大误。许慎所说「着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一语中的「书」，应诠释为「记叙」、「著述」，即用文字如实地记叙事物。段玉裁注曰︰「谓如其事物之状也。《聿部》曰 『书者，箸也』，谓昭明万事。此云『如也』，谓每一字皆如其物状。」这最后一句话，有人把它解释为「每一字都象形状物」，以此来证明仓颉作书已有艺术的形象，而实际上说的意思是「每一字都必须如实地记述该事物情状」，指遣词造句必须准确和恰如其分。试想，中国的文字怎么可能每一字都是象形的呢？[26] 《释名‧释书契》︰「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着也，着之简纸永不灭也。」其释亦如是。《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 艺…… 五曰六书」，此六书为小学。段玉裁注曰︰「六书者，文字声音义理之总汇也。」总之，上古的「书」，没有「书法艺术」的含义，都是从文字本来的应用功能而言的。先秦诸子百家的著述，绝无书法和书家的记载，足征其时未有「书法」这一概念。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书」解释为书法艺术的，是杨雄《法言‧问神》 「书为心画」一语，然语焉不详。至东汉末蔡邕，才提出「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的见解，这是书法的实践达到了理论高度。对于我们说法成熟于桓、灵之时，也是一个很好的左证。 所以，无论从实物或从典籍来看，说殷商、西周和春秋早期已产生或已存在着书法艺术，这是没有根据的。「文字同期说」、「殷商甲骨说」和「殷商金文说」，都缺乏有力的证据。我不反对现代书家创作甲骨文或金文作品，因为他们是以书法艺术的用笔和章法去处理的，这种写法，使用 甲金文的古人是写不出的。 注： [26] 对于「书者，如也」一语，明项穆《书法雅言》将之解释为﹕「书之为言散也，意也，如也。欲书必舒散怀抱，至于如意所愿，斯可称神。」清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曰﹕「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显然以从文字学转向了书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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