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命无运和有运无命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詹丹

无常，是出家人解释人生命运时习用的字眼。而所谓命运无常，又不能简单理解为命运两亏，它常常表现为有人命长却运短，有人运好却命不长。命和运凑在一起的时间，往往比较短暂或根本就背离，才让人有命运无常的感叹。

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之香菱剧照

《红楼梦》写的是贾府的衰败史，却以甄家一段小荣枯为开头。第一回写甄士隐抱着独养女儿英莲在门口时，有路过的僧人对其大哭，希望英莲跟他出家。僧人对英莲未来人生下的断语，就是“有命无运，累及爹娘”。虽然甄士隐没有理睬僧人的话，但后来英莲的人生历程，完全符合这一预判，不但她本人被人贩子拐卖，让父母备受打击，甚至还让甄士隐失去了生活的勇气遁入空门。而英莲自身的命运，也是几经波折，这倒不是说她永远沉沦在底层，而是几次在生活显出幸福曙光时，又被拖入更深的黑暗中。从安康的士绅家到被人拐卖，从让冯渊一见钟情到遭薛蟠横刀夺爱，从临时进大观园享受诗情画意生活到受夏金桂折磨，命运的无情播弄，每次都是以残酷的生活打击，来彻底击碎她内心升腾起的幸福感。让一个呆于写诗的心灵，遭遇全然不懂诗性智慧的呆霸王，以这所谓的“两呆相遇”，来完成“无常”的命运嘲弄的主题。

此外，小说还设计了另一个颇具特色的人物，与英莲构成特殊关联。第七回写周瑞家的第一次在薛姨妈处看到已经称呼为香菱的英莲时，直接的反应是她像秦可卿，所谓“像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儿”，王夫人身边的大丫头金钏也对此认同。这首先，当然是因为两人的长相都特别漂亮，是周瑞家的赞叹的“好个模样儿”，但更重要的，作为一种更具总体性的品格联系，促使我们去寻找形象之外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当香菱出现在贾府时，当周瑞家的询问她的父母和身世时，她一概以“不记得”来回答，从而成为贾府众人视野中谜一样的人物。而秦可卿，也恰恰因为是养生堂抱出来的，同样因为身世的“当时已惘然”，作为谜一样的人物，与香菱形象构成了又一次叠加。

不过，小说借助艺术设计把秦可卿与香菱关联起来的目的，恰是要在命运无常的层面上构成互补性理解。如果说香菱是有命无运，那么秦可卿恰好相反，是有运无命。

作为身世不清不楚的人，秦可卿得嫁宁国府当上长孙媳妇，实在是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离奇好运事，而且她不但貌美如花、性情温和，更是受到了贾府上下的普遍喜爱。小说多次写到了周边人对她的赞誉，贾母评价说：“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妇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及至得病卧床后，秦可卿的婆婆尤氏发了一番感慨说：“这么个模样儿，这么个性情的人儿，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他这为人行事，那个亲戚、那个一家的长辈不喜欢他？”秦可卿去世时，类似的侧笔描写又一次出现：“那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平一辈的想他素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他素日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素日怜贫惜贱、慈老爱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秦可卿的人生，似乎一直处在众人的眷顾爱戴中，但可惜生命力太弱，最好的运气，竟没有稍长一点的生命来承载，只能夭折在青春美貌、幸福人生的鼎盛期，岂不痛哉！

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之秦可卿剧照

从某种意义上说，香菱的有命无运，使她自然获得了现实意义上也是小说世界里的生命长度，能够从甄家穿越到贾府，演绎着人生漫长而又艰难的历程，凸显了女性在人际交往世界里的痛苦遭遇，成为女性应该得到来自社会同情可怜的“应怜”（英莲）。那么，有运无命的秦可卿短暂出场，在小说世界里匆匆走过，在人际交往中曾经的如鱼得水，也许仅仅是一种表象。因为，当张太医论其病因而点破她“不如意事常有，思虑太过”时，似乎又把掩盖在表面受宠下的内心焦虑感，暗示了出来。好运无法获得好命支撑，似乎又不完全是自然生命力的问题，它或多或少还暗示了，对一个女性来说，好运的获得，其实是需要以生命的透支为代价的。这样，有命无运和有运无命，才成了互文足义的关系互补，指向了女性命运无常背后的那种不幸的恒常性。这种恒常的不幸，是与贾府四位小姐即元春、迎春、探春和惜春名字谐音的“原应叹息”息息相关的，也是作者意图点明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之大主题。

不过，当作者在勾勒出女性画廊的整体悲剧命运时，也在第一回写了一段喜剧性的小插曲。落难才子贾雨村，透过甄家书房后窗与一丫鬟目光偶然相接，以为遇上了一位风尘中的知己，对其念念不忘。得中功名后，贾雨村又特意寻访到这位丫鬟，把她纳为小妾。想不到过门没多久，就生下一子，恰逢正妻去世，这位丫鬟也就被扶了正。虽然小说评价这位丫鬟是“命运两济”，但叙述的整个过程，都强调了丫鬟当时的不经意及事后的遗忘，从而把贾雨村自以为是、自作多情的误会，彻底揭示了出来。据此，女性的所谓命运两济，就完全建立在一种误会的偶然性上，并以这种偶然性，烘托着命运无常的必然性。这也是这位丫鬟之所以起名娇杏，谐音“侥幸”的缘故。

但小说真正深刻的地方是，当僧人以命运无常来解释女性的悲剧时，这种解释，也是被悲剧中女性、被世人所自觉认同的。我们看到，当被拐卖的英莲听说冯渊不愿意作为交易来随便买她，而更愿意慎重其事娶她过门时，她把这种可能降临的幸福，感叹为自己“罪孽可满了”。而冯渊被薛蟠打死后，审案的贾雨村又把这件凶案感叹为“孽障遭遇，亦非偶然”。诸如此类的感叹，不过是说明了，一切社会问题、制度问题，统统在难以一探究竟的命运无常的必然性里，得到了解释和安慰，同时把这些问题予以了消解。于是，对人之命运的无奈哀叹，就不自觉地成了对不合理社会的有力辩护。这是小说所要揭示的人的悲剧，更是在不自觉中揭示的思想意识的悲剧、社会的悲剧。（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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