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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研究院的墙上，写着这样一段话： “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樊锦诗就是这样一位看似瘦弱、实则坚强的敦煌守护者，她是“敦煌的女儿”，是前敦煌研究院院长，“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今年9月，樊锦诗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1963年夏天，这个25岁的年轻女子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登上了北京开往敦煌的列车。正值花样年华、成长于秀美江南的她，却甘愿选择去大漠深处，倾尽一生守护敦煌。 我1962年第一次来到敦煌，到今天为止，已经整整57年了。 中间曾经几次想过要离开，最后却没有走成。到后来，我变得离不开敦煌，出差一个星期，我就想念敦煌。我常常跟人说，莫高窟就是我的宿命。 其实我是早产儿，从小身体不好。上学的时候，因为低血糖，上着课就会昏倒。后来在敦煌，也经常因为低血糖而昏倒。 我还得过小儿麻痹症，后来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但是自此以后，我的腿就不是特别利落。 但就是这两条瘦弱的腿，命运却安排我用它们从上海走到了北京，又从北京走到了大西北，走到了那么远的敦煌，走过荒漠和戈壁，走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的道路，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樊锦诗 1958年，樊锦诗考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分专业的时候糊里糊涂选了考古。 1963年9月，因为敦煌发展需要，大学毕业后的樊锦诗被分配到敦煌工作。 其实那时，樊锦诗的男朋友彭金章，已经被分配去了武汉大学。父亲也因为担心女儿的身体，给校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学校改派其他体质好的学生去敦煌。 可是樊锦诗最终没有转交这封信。她暗自下决心，要去敦煌，取得些“真经”回来。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干出实事。没曾想，这一干就是56年。 莫高窟第148窟，盛唐 没去之前，在我的想象中，敦煌文物研究所应该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很气派的地方。可是等我一下车就立刻傻眼了。 没有电，没有可以喝的水，到处都是土和沙。老前辈们住着土房子，睡着土炕，用的土桌子土凳子。像常书鸿先生这样大名鼎鼎的油画家，看起来跟老农民差不多，衣服很旧，穿着布鞋。 想去商店买东西吃，没有东西。想吃点零食瓜子，连瓜子皮都见不着。交通基本上都是坐牛车。上厕所都是土厕所。幸亏我们之前已经在农村有过考古实习的经历，上过这种土厕所，不然突然从上海到这样一个地方，恐怕厕所都不愿意上了。 唯有进了石窟，我们才体验到了另一个世界。整整一个星期，我们被带领着攀上积沙掩埋的崖壁，一个洞一个洞窟地看过去。 从北梁、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筑，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洞窟一个个在我们面前敞开，我们深深地陶醉、震撼，仿佛进入了天国一样。 ——樊锦诗 动图 来源：一条 樊锦诗对壁画的爱是浓烈的，恰如这些浓烈的壁画本身：早期狂放热烈的土红色调，唐代金碧辉煌的经变画和青绿山水……各种各样的极富想象力的构图造型，斑斓瑰丽的色彩光影。这一切都让年轻的樊锦诗兴奋和喜悦。 此后五十多年，樊锦诗走遍了敦煌大大小小七百三十五个洞窟，看遍了每一寸壁画，每一寸彩塑。 前阵子，在参加央视节目时，主持人随意放出几张飞天壁画，每张图一出，樊锦诗仅凭一眼便能够认出是哪个窟，是哪个朝代，是什么风格。 莫高窟第292窟，隋代，对狮图 在那些曾经的艰苦岁月里，樊锦诗正是靠着这份浓烈却长久的精神依托，才能坚守、度过。每当苦恼时，她都会去第158窟看一看。在那座窟里，佛床上卧着的是堪称最完美的释迦牟尼佛涅槃像。他庄严、秀美，他还没有完全对这个世界闭上眼睛。涅槃到来的时刻，他内心的沉着、从容以及大智大勇，都隐藏在这泰然自若的神态之后，这令樊锦诗无比叹服。 樊锦诗说，敦煌的天格外蓝，这种蓝和北京的不同，它更纯粹，更辽阔，更浓烈，不到大漠是不会知道世上有这样幽蓝幽蓝的天空的。 在那些年轻、寂静却充满着干劲的岁月里，樊锦诗的心就犹如这敦煌蔚蓝、澄澈的天。当然，她也有她的苦楚。 榆林窟第10窟，西夏，龙纹特写 我想念先生，也想念孩子，一直想离开敦煌。可是等到真的有机会离开的时候，我又犹豫了。过去的十年，我还什么成果都没做出来，就这样走了吗？ 老彭知道我的纠结。他最后做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 现在回想起来我经常说，我这个人真不是一个好妻子，不怎么会做家务，家里做饭洗碗都是老彭来。我也不是一个好母亲，因为自己坚持要留在敦煌，耽误了孩子的学习。 彭金章来了，我也没有什么想头了，死心塌地、一心一意地把敦煌的事情做好。这辈子我没办法挽回了，欠了家里三个男子汉的情。 ——樊锦诗 樊锦诗和先生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大学毕业时，两人一个在敦煌，一个却被分配到武汉，各自奔向祖国需要的地方。 樊锦诗原本和彭金章约定，3年后就来武汉和他结婚。可3年过了，樊锦诗却没有来。有人劝彭金章：“算了，别等了，不如重新找一个，还免得忍受两地分居的苦。”彭金章却只有一个回答：“我等她”。 1967年这对劳燕分飞的情侣趁着假期终于结婚了。两个人在武汉大学的宿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可之后便又开始了19年的分居生活。 这许多年间，樊锦诗多次提出申请想调到武汉工作，可等到1986年领导终于同意樊锦诗调离时，她自己却犹豫了——莫高窟已经成为她生命里重要的存在：“这个石窟，好像我还应该给它做点什么。”为了妻子的念想，彭金章让步了，放下一切，带着孩子，毅然来到敦煌。 其实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是彭金章创立的，那时他已经是商周考古的专家、考古教研室的主任，来到敦煌之后他只能干佛教考古，相当于事业上要大改行。但为了家庭和妻子，他全放弃了。“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樊锦诗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的先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 在敦煌一起工作了三十多年，彭金章总是念着：“将来工作任务完成了，我就跟着她去上海休养，我乐意跟着她。”樊锦诗也曾不止一次想着，等他们两个人都老了，卸下了工作，就一起到处游一游看一看，但这一次彭金章食言了。 2017年7月29日，81岁的彭金章永远闭上了双眼。 “他还在我身边，他到今天还在，没走，还在支持着我，看着我。”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直到今天，樊锦诗依然觉得她的老彭从未走远。
老彭来了以后我下决心大干一场。 要做的工作很多，可是首先抓什么呢？当时莫高窟北区洞窟尚未发掘清理，南区有492个洞窟，我认为每个洞窟都应该做一份记录档案，就要做492份档案。 每份档案，起码要有简单的洞窟平面、剖面图。要有档案照片，要有简明的文字；最少要保证有窟形、窟顶和四壁各一张，共计六张照片，以6（张）乘以492（窟）计算，就是近三千张洞窟档案照片。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既无像样的照相机，又缺经费支持，人手也短缺，要完成数量如此庞大的照片采集工作，其艰巨可想而知。工作人员前后用了近十年时间，才完成了敦煌石窟科学记录档案。 ——樊锦诗 1977年，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1998年，六十岁的樊锦诗又接受了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任命，在临近退休的年纪重新起跑。
榆林窟第25窟，中唐，乐舞 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文物研究所成为了国内最早开展壁画修复工作的机构。当时，壁画修复材料在国际上一度被严格保密，来自外国的专家讳莫如深，守口如瓶。研究所工作人员找到了能想到的几乎所有修复材料，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适合的材料，修复的效果令国外同行也拍案叫绝。 壁画修复是一项极其精细的工作，需要从吹掉壁画上的沙子和灰尘开始，一厘米一厘米地吹，壁画的粘贴，也是一厘米一厘米地粘。 不过樊锦诗从来不抱怨辛苦，她的眼光也放得很长远。她希望打造“数字敦煌”，让更多的人看到敦煌，让不可再生的文物永存。在她的努力下，2006年4月，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成立。目前，数字中心已完成两百余个洞窟的图像采集和VR节目制作，一百多个洞窟的图像处理。
莫高窟第9窟，晚唐 此外，他们还通过3D打印技术，完成莫高窟二十余尊雕像的三维重建工作。2016年5月，“数字敦煌”资源库正式上线。自此，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免费欣赏30个洞窟、10个朝代的高清图像和全景漫游。
樊锦诗出任研究院院长后不久，还遇到这样一件棘手的事：当地政府提出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发展地方经济。消息一出，樊锦诗寝食难安。在她看来，莫高窟是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要是让旅游公司来经营管理莫高窟，一味赚取短期利益，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此她立下军令状：“如果没有好好挖掘文物的价值就让企业来开发旅游，那我就是罪人。” 那段时间，樊锦诗带着研究所里的人，北京、兰州两头跑，为了省钱，在北京永远只住20块钱的地下招待所。最终经过多方奔走，捆绑上市的悲剧没有在莫高窟发生。
今天我能有一点成就，这不是我个人有多大本事，而是因为我在敦煌这个人类绝无仅有的遗产地，为文化遗产做了点事情，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我活到现在这个年纪，明白名利这个东西，其实是虚的。人都是要死的，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但是，你来到世界上，该做的事做了，没有愧对祖先和前辈交给你的事业，你可以坦然地说：“我为敦煌尽力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樊锦诗 择一事、尽一生、终不悔，这就是樊锦诗。
2004年8月，樊锦诗在莫高窟第272窟考察现场。来源：敦煌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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