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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依旧埋首于稿子中，又带回一摞稿子以备周末“百读不厌”，就不多说了，时间易逝，还是继续一如既往留些许宝贵时光“温故而知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吧。今天重温牟宗三先生历史哲学中关于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如何能综和之问题。重温前，先天马行空说几句自己不算严谨但是也有思考在其中的感想：在我看来，牟宗三先生讲历史，是按照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的方式讲的。他把我们国家的历史，看成是民族精神生命的发展史，就像一个“人”的精神生命一样，这里的“精神生命”是全体特定时代中国人精神生命的集合，是集体无意识的共同作用而成就的外在表现史。而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恰似內圣与外王，道德判断是“人”的本体，判断“人”的意志是否神圣高贵；历史判断是作用，是外在事功。两者互为里表，但对历史作是非曲直的评判时，两者并不是可以并列的，而是有主次的。就像叔本华有点俏皮地对人的评语：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心地好，但头脑不行”，而另一个人则“头脑非常了得，但心肠不好”，那所有人都会感觉在第一种情况下，称赞远远压倒了责备；而在第二种情况，则刚刚相反。我们对历史是非善恶的评判，亦如此。或者如唐君毅先生更有意蕴的表达：一个人当首先认识到，支配自己比支配世界更伟大。西方谚语有“拿破仑能支配世界，然而不能支配自己”，因为他不能控制他困在岛上时的烦闷。人能支配世界、战胜世界，只是表示自己的意志力能破除外界一切阻碍。而支配自己、战胜自己，则表示自己能主宰“用以破除外界一切阻碍之意志力”之本身。好了，言归正传，牟宗三先生的论说是这样的——
往陈同甫与朱子往复争汉唐，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郁而不发，暗而不明”之大问题。此问题之中心意义是朱子是理性主义，对于历史只停在道德判断上，而不能引进历史判断以真实化历史，其理性本体只停在知性之抽象阶段中。而陈同甫力争汉唐，谓天地并非架漏过时，人心并非牵补度日，汉唐英雄之主亦有价值。此俨若能引进历史判断以真实化历史。然考其实，彼只是英雄主义、直觉主义，只能了解自然生命之原始价值，而非真能引进历史判断以真实化历史者。对于历史，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无一可缺。道德判断足以保住是非以成褒贬，护住理性以为本体，提挈理想以立纲维；而历史判断足以真实化历史，使历史成为精神之表现与发展历史，每一步历史事实皆因其在精神之表现与发展上有其曲折之价值而得真实化。无道德判断，而只有历史判断，则历史判断只成为现象主义、历史主义，此不足以真实化历史。无历史判断，而只有道德判断，则道德判断只是经，而历史只成为经之正反事例，此亦不足真实化历史。吾今就朱陈之论争，将此义予以充分展露，以见解决此问题之义理规模。惟因就朱陈论争而言，故不得不先将同甫原书以及关于同甫之原料摘录于篇，以备读者之先览。(朱子答书不在录中)
。此即本文之上篇也。下篇则是本文之正文。
上篇 陈同甫的观念及其所代表的境界
一、论同甫与足以见同甫者原料摘录
《宋史·陈亮传》：“陈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
《李氏藏书·名臣传》：“李卓吾曰：终始知公者叶（叶适），虽与文公游，文公不知也。乃郡守周葵早岁便知亮，异哉！堂堂朱夫子，反以章句绳亮，粗豪目亮。悲夫！士唯患不粗豪耳。有粗有豪，而后真精细出矣。不然皆假也。”
案明人虽讲王学，然泰州门下大抵皆有豪气，故能欣赏同甫也。李卓吾亦所谓不守故常之怪人也。然明儒之豪气为狂禅，此又一转也。而陈同甫则直就国政兵事而重才气。才气者生命之事也。故常有“度外之功”“雄伟之士”，以及“担当开廓得开”等字眼。盖其所代表之境界为天才境界也。由同甫之观念而知其能正视天才与生命之独特处。此亦独特之心灵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龙川文集》三十卷，宋陈亮撰。亮有《三国纪年》，已著录。亮与朱子友善，故构陷唐仲友于朱子，朱子不疑。然才气雄毅，有志事功，持论乃与朱子相左。罗大经《鹤林玉露》记朱子告亮之言曰：凡真正大英雄，须是战战兢兢从薄冰上履过去。盖戒其气之锐也。岳珂《程史》又记‘吕祖谦殁，亮为文祭之，有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趋天下之变，而材术辨智常不足以定天之经语。朱子见之大不契。遗书婺人，诋为怪论。亮闻之，亦不乐。他日《上孝宗书》曰：今世之儒士，自谓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盖以微讽晦翁。晦翁亦不讶也。’云云。足见其负气傲睨，虽以朱子之盛名，天下莫不攀附，亦未尝委曲附和矣。《今观集》中所载，大抵议论之文为多。其才辨纵横，不可控勒，似天下无足当其意者。使得其志，未必不如赵括、马谡，狂躁偾辕。但就其文而论，则所谓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者，殆非安妄。与朱子各行其志，而始终爱重其人。知当时必有取也。”
同甫《上孝宗书》末有云：“臣不佞，少有驰骋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杰之士，而与之论今日之大计。盖尝数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案：朱子当时一方辟象山，而重其人，一方斥同甫，而亦重其人。虽爱重之，而究不相知。此亦孟子所谓“智之于贤者也命也”。说“命也”，是“实然”。说“有性存焉，君子不谓命也”，是“应然”。
《壬寅答朱元晦秘书》：“田说，读得一遍，稍详。若事体全转，所谓智者献其谋，其间可采取处亦多，但谓有补于圆转事体，则非某所知也。居法度繁密之世，论事正不当如此。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欲以文书尽天下事情，此所以为荆扬之化也。度外之功，岂可以论说而致？百世之法，岂可以辏合而行乎？天下大物也，须是自家气力可以干得动，挟得转，则天下之智力无非吾之智力。形同趋而势同利，虽异类，可使不约而从也。若只欲安坐而感动之，向来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今欲饾饤而发施之，后来诸君子无乃又失之碎乎？论理论事，若箍桶然。此某所不解也。”
又书：“前目偶说《论语》到舜五人、周十乱、孔子所谓才难处，不觉慨然有感。自古，力足以当天下之任者，多只一个两个，便了一世事。超世迈往之才，岂可以人人而求之乎？虞、周至于五人、九人，真可谓盛矣。亦古今之所无也。”
又《癸卯通书》：“每空闲时，复念四方诸人过去、现在，如秘书方做得一世人物。伯恭、钦夫、敏妙固未易及。然正大之体，挺特之气，竖起脊梁，当得轻重有无，独于门下归心而已。”“台州之事，是非毁誉，往往相半。然其为震动则一也。世俗日浅，小小举措，已足以震动一世。使秘书得展其所为于今日，断可以风行草偃。风不动则不入，蛇不动则不行，龙不动则不能变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而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孔子以礼教人，犹必以古诗感动其善意，动荡其血脉，然后与礼相入。未兴于诗，而使立于礼，是真嚼木屑之类耳。况欲运天下于掌上者，不能震动，则天下固运不转也。此说虽粗，其理却如此。震之九四，有所谓震遂泥者。处群阴之中，虽有所震动，如俗谚所谓黄泥塘中洗弹子耳。岂有拖泥带水，便能使其道光明乎？”
案：震动有圣人功化之震动，有英雄才气之震动。“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此安坐而感动者。宋儒大抵向往此路，故以正心诚意为本，此正兵也；同甫所论者为英雄生命才气之震动，此奇兵也。
二、
与朱子往复论汉唐原书摘录
《甲辰答书》：
秘书若更高着眼亮，犹可以舒一寸气，若犹未免以成败较是非，以品级论辈行，则涂穷之哭岂可复为人世道哉？李密有言：人言当指实，宁可面谀？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杪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而来教。乃有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则前后布列区区，宜其皆未见悉也。海内之人，未有知此书之笃实真切者，岂敢不往复自尽其说，以求正于长者。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案：同甫不解所谓“暗合”“天资之美”“获禽之多”，以及“田地根本利欲之私”诸词之意。）
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宏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曹孟德本领一有跷欹，便把捉天地不定，成败相寻，更无着手处，此却是专以人欲行，而其间或有能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间也。诸儒之论为曹孟德以下诸人设可也，以断汉唐，岂不冤哉？高祖、太宗岂能心服于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案：同甫为汉唐申冤，只是英雄主义立场，能直觉到自然生命之原始价值）。
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
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向来十论，大抵敷广此意。只如太宗，亦只是发他英雄之心。误处本杪忽，而后断之以大义，岂右其为霸哉？发出三纲五常之大本，截断英雄差误之几微而来谕，乃谓其非三纲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观之，而不察其言也。王霸策问，盖亦如此耳。
夫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为三者，以其有是气也。孟子终日言仁义，而与公孙丑论一段勇，如此之详。又自发为浩然之气，盖担当开廓不去，则亦何有于仁义哉？气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发其所能，守规矩准绳，而不敢有一毫走，作传先民之说，而后学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门而谓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尽于此。故后世所谓有才而无德，有智勇而无仁义者，皆出于儒者之口。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而并见者，岂非诸儒有以引之乎？（案：以儒由子夏而分出，非是）。
故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秘书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岂揣其分量，则止于此乎？不然亮犹有遗恨也。
狂瞽辄发，要得心胆尽露，可以刺剟而补正之耳。秘书勿以其狂而废其往复，亦若今世相待之浅也。
向时《祭伯恭文》，盖亦发其与伯恭相处之实，而悼存亡之不尽之意耳。后生小子遂以某位假伯恭以自高。痴人面前，真是不得说梦。亮非以假人以自高者也。擎拳撑脚，独来独往于人世间，亦自伤其孤另而已。秘书若不更高着眼，则此生真已矣。亮亦非缕缕自明者也。痛念二三十年之间，诸儒学问，各有长处。本不可以埋没。而人人须着些针线。其无针线者，又却轻佻，不是屈头肩大担底人。所谓至公血诚者，殆只有其说耳。独秘书杰特、崇深,负孔融、李膺之气，有霍光、张昭之重，卓然有深会于亮心者，故不自知其心之惓惓，言之缕缕也。
《与朱元晦秘书》：
昔者三皇五帝与一世共安于无事，至尧而法度始定，为万世法程。禹、启始以天下为一家，而自为之。有扈氏不以为是也，启大战而后胜之。汤放桀于南巢而为商，武王伐纣，取之而为周。武庚挟管蔡之隙，求复故业，诸尝与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违众议，举兵而后胜之。夏、商、周之制度定为三家，虽相因而不尽同也。五霸之纷纷，岂无所因而然哉？老、庄氏思天下之乱无有已时，而归其罪于三王，而尧舜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与共安于无事，则安得有是纷纷乎？其思非不审，而孔子独以为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复行，而祖述止于尧舜。而三王之礼，古今之所不可易，万世之所当宪章也。芟夷史籍之繁词，刊削流传之讹谬，参酌事体之轻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后三代之文，灿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诬矣。后世之君徒知尊慕之，而学者徒知诵习之，而不知孔氏之劳，盖如此也。当其是非未大明之时，老、庄氏之至心，岂能遽废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视汉唐，不免如老、庄当时之视三代也。儒者之说未可废者，汉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常有区区之意焉，而非其任耳。
（案：陈氏意，儒者之视汉唐亦如老庄之视三代。三代经孔氏之点化，而老、庄之说废，亮亦欲点化汉唐而使儒者之说废。是其意盖谓汉唐亦三代也。三代之心迹未明，则三代不必高于汉唐；汉唐之心迹若明，则汉唐亦不必低于三代。此所以下书又有“九转丹砂，点铁成金”之说也。）
夫心之用有不尽，而无常泯，法之文有不备，而无常废。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非天地常独运，而人为有息也。人不立，则天地不能以独运，舍天地则无以为道矣。夫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者，非谓其舍人而为道也。若谓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与，则舍人可以为道，而释氏之言不诬矣。（案：此与释氏无关）。使人人可以为尧，万世皆尧，则道岂不光明盛大于天下？使人人无异于桀，则人纪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废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不息哉？（案：此段议论，朱子答之甚谛）。惟圣人为能尽伦，自余于伦有不尽，而非尽欺人以为伦也。惟王为能尽制，自余于制有不尽，而非尽罔世以为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人者人常罔之。乌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长世者乎？
不失其驰，舍矢如破。君子不必于得禽也，而非恶于得禽也。范我驰驱，而能发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岂有持弓矢审固，而甘心于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亲眼便为能，则两不相值，而终日不获一矣。射者以手亲眼便为能，而御者委曲驰骤以从之，则一朝而获十矣。非正御之不获一，射者之不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则不失其驰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论不明久矣，往往反用为迂阔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汉唐获禽之多也，正欲论当时御者之有罪耳。
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之者不纯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终归于禁暴戢乱，爱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领宏大开廓故也。故亮尝有言：三章之约，非萧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乱，又岂刘文靖之所能发哉？此儒者之所谓见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领开廓，故其发处，便可以震动一世，不止如见赤子入井时，微眇不易扩耳。
至于以位为乐，其情犹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则此心何所从发于仁政哉？以天下为己任，其情犹可察者：不总之于一家，则人心何所底止？（案：此不成义理。）自三代圣人，固已不讳其为家天下矣。（案：不讳未必即是也。）
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领宏大，如何担当开廓得去﹖惟是事变万状，而真心易以汩没。到得失枝落节处，其皎然者终不可诬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盖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而谓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预，则过矣。（案：此非朱子意。）汉唐之贤君，果无一毫气力，则所谓卓然不泯灭者，果何物邪﹖（案：卓然不泯灭者，未必即在汉唐之气力也。此当别有工夫）道非赖人以存，则释氏所谓千劫万劫者，是真有之矣。（案：此不相干）。此论正在于毫厘分寸处较得失，而心之本体，实非饾饤辏合以成。此大圣人所以独运天下者，非小夫学者之所能知。使两程而在，犹当正色明辩此见……
天地人为三才。人生只是要做个人。圣人，人之极则也。如圣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则曰：“亦可以为成人”来谕谓“非成人之至”，诚是也。谓之圣人者，于人中为圣；谓之大人者，于人中为大。才立个儒者名字，固有该不尽之处矣。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子夏、子张、子游皆所谓儒者也。学之不至，则荀卿有某氏贱儒之说，而不及其他。《论语》一书，只告子夏以“汝为君子儒”，其他亦未之闻也。则亮之说亦不为无据矣。管仲尽合有商量处，其见笑于儒家亦多，毕竟总其大体，却是个人。当得世界轻重有无，故孔子曰人也。（案：成人不能离儒学。贱儒自是贱儒）。
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无能为役，其不足论甚矣，然亦自要做个人。非专徇管、萧以下规摹也，正欲搅金银铜铁镕作一器，要以适用为主耳。亦非专为汉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运，而人为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牵补度时日耳。（案：同甫不能极成此义。其所至者，只肯定英雄生命之原始价值。详论见下）。
夫说话之重轻，亦系其人。以秘书重德，为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谁敢非。以亮之不肖，虽孔子亲授以其说，才过亮口，则弱者疑之，强者斥之矣。愿秘书平心以听，惟理之从，尽洗天下之横竖、高下、清浊、白黑，一归之正道，无使天地有弃物，四时有剩运，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盖也。
故亮尝以为得不传之绝学者，皆耳目不洪，见闻不惯之辞也。人只是这个人，气只是这个气，才只是这个才。譬之金银铜铁只是金银铜铁。炼有多少，则器有精粗。岂其于本质之外，换出一般以为绝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气，百炼之血气也。使世人争骛高远以求之，东扶西倒，而卒不着实而适用。则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过矣。（案：同甫不能正视心性之学之价值。详论见下。）
（案：此书，朱子有答辩。）
又书：
……如亮之本意，岂敢求多于儒先？盖将发其所未备，以窒后世英雄豪杰之口而夺之气，使知千涂万辙，卒走圣人样子不得（案：同甫不能极成此义）。而来谕谓亮推尊汉唐，以为与三代不异，贬抑三代，以为与汉唐不殊。如此，则不独不察其心，亦并与其言不察矣。某大概以为三代做得尽者也，汉唐做得不到尽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尽而无常泯；法之文，有不备而无常废。”惟其做得尽，故当其盛时，三光全而寒暑平，无一物之不得其生，无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尽，故虽其盛时，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运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时而夭阏者；人遂其性，而亦有时而乖戾者。本末感应，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无有是处。安得有来谕之所谓小康者乎﹖只曰获禽之多，而不曰随种而收，恐未免于偏矣。（案：随种而收，其所随之种只是自然生命之开廓得去）
孔子之称管仲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说者以为，孔氏之门，五尺童子皆羞称五霸，孟子历论霸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称之如此，所谓如其仁者，盖曰似之而非也。观其语脉，决不如说者所云。故伊川所谓如其仁者，称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计其功，夫子亦计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则亦近于来谕所谓喜获禽之多矣。功用与心不相应，则伊川所谓心迹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时而判乎﹖
圣人之于天下，大其眼以观之，平其心以参酌之，不使当道有弃物，而道旁有不厌于心者。九转丹砂，点铁成金，不应学力到后，反以银为铁也。（前书所谓“搅金银铜铁镕作一器”者，盖措辞之失耳。新妇急欲为其父遣人，一夕伸纸，引笔而书，夜未半而书成，不能一一尽校语言。亦望秘书察其大意耳。）（案：九转丹砂，点铁成金，同甫不能做到。详论见下。）
王通有言，《皇坟》《帝典》吾不得而识矣。不以三代之法统天下，终危邦也。如不得已，其两汉之制乎？不以两汉之制辅天下者，诚乱也已。仲淹取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而秘书必谓其假仁借义以行之。心有时而泯，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时而废，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废，可乎﹖至于全体只在利欲上之语，窃恐待汉唐之君太浅狭，而世之君子有不厌于心者矣。匡章通国皆称不孝，而孟子独礼貌之者，眼目既高，于驳杂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案：匡章于驳杂有真心，汉唐却只于风光中有驳杂）。．
波流奔迸，利欲万端，宛转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为可贵耳。若于万虑不作，全体洁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学之事耳。一生辛勤于尧舜相传之心法，不能点铁成金，而不免以银为铁，使千五百年之间，成一大空阙，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运，而我独卓然而有见，无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案：以义理之光照察，汉唐真心只是私，不是天理无私之真心。以“真心在弄”为始学，亦非。尧舜心法不可轻看）。
来书所谓天地无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运行无穷，而在人者有时而不相似。又谓心则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则欲其常不废，而不恃其不常废。此名言也。而谓：指其须臾之间，偶未泯灭底道理，以为只此便可与尧舜三代并隆，而不察其所以为之田地根本无有是处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别于魏、宋二武哉﹖来书又谓“立心之本，当以尽者为法，不当以不尽者为法”，此亦名言也。而谓、唐不无愧于三代之盛时，便以为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间，以何为真心乎﹖（案：此两问请陈氏自答。）
亮辈根本工夫，自有欠缺。来谕诚不诬矣。至于畔去绳墨，脱略规矩，无乃通国皆称其不孝，而因谓之不孝乎？此夷齐所以蒙头塞眼，柳下惠所以降志辱身，不敢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浅待人也。势当如此耳。亮不敢有望于一世之儒先。所深恨者，言以人而废，道以人而屈，使后世之君子，不免哭途穷于千五百年之间。亮虽死而目不瞑矣。”
案：此书，朱子亦有答。
乙已又书：
亮大意以为，本领宏阔，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领，无工夫，只做得汉唐。而秘书必谓汉唐并无些子本领，只是头出头没，偶有暗合处，便得功业成就。其实则是利欲场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杰不得近圣人之光，犹是小事，而向来儒者所谓只这些子殄灭不得，秘书便以为好说话，无病痛乎﹖来书所谓自家光明宝藏者，语虽出于释氏，然亦异于这些子之论矣。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岂举世皆盲，便不可与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谓之暗合。不应二千年之间，有眼皆盲也。
亮以为，后世英雄豪杰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时闭眼胡做，遂为圣门之罪人。及其开眼运用，无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赖以撑拄，人物赖以生育。今指其闭眼胡做时，便以为盲，无一分眼光。指其开眼运用时，只以为偶合，其实不离于盲。（案：当知所谓偶合，其意何在)。嗟乎冤哉！彼直闭眼耳，眼光未尝不如漆黑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岂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几？赫日光明，未尝不与有眼者共之。利欲汩之则闭。心平气定，虽平平眼光，亦会开得。况夫光知黑漆者之开则其正也。闭则霎时浮翳耳。仰首信眉，何处不是光明？（案：此语函义乃在表示全副生命健旺者之原始直觉。仰首信眉，何处不是光明？亦可“何处不是利欲？”）使孔子在时，必持出其光明以附于长长开眼者之后，则其利欲一时涴世界者，如浮翳尽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常在，不亦恢廓洒落，宏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常在。只是这些子殄灭不得者，便以为古今秘宝。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而谓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点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无。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绝者仅如缕耳。此英雄豪杰所以自绝于门外，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这些好说话，且与留着妆景足矣。若知开眼即是个中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
秘书以为三代以前，都无利欲，都无要富贵底人。今《诗》《书》载得如此清洁，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清洁。革道止于革面，亦有不尽概圣人之心者。圣贤建立于前，后嗣承庇于后，又经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清洁。秘书亦何忍见二千年间世界涂涴，而光明宝藏，独数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时而若合符节乎？迁善改过，圣人必欲其到底而后止。若随分点化；是不以人待之也（案：此句不明。“随分点化”前疑脱一“不”字）。点铁成金，正欲秘书诸人相与洗净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宝藏，长长发见，不是只靠这些子，以幸其不绝，又诬其如缕也。最可惜许多眼光抹（墨）漆者，尽指之为盲人；而一世之自号开眼者，正（纵）使眼无翳，眼光亦三平二满，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日常在乎？
亮之说话，一时看得极突兀。原始要终，终是易不得耳。秘书莫把做亮说话看，且做百行俱足人，忽如此说。秘书终不成尽弃置，不以入思虑也。
《与陈君举书》云：
亮与朱元晦所论，本非为三代汉唐设。且欲明此道在天地间如明星皎月，闭眼之人，开眼即是。安得有所谓暗合者乎？天理人欲，岂是同出而异用？只是情之流乃为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亮之论，乃与天地日月雪冤，而尊兄乃名以跳踉叫呼，拥戈直上。元晦之论，只是与二程主张门户，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占得地步平正，有以逸待劳之气。嗟乎冤哉！吾兄为一世儒者巨擘，其论已如此。在亮便应闭口藏舌，不复更下注脚。终念有怀不尽，非二十年相聚之本旨，聊复云云。更录元晦答书与亮前日再与渠书，更为详复一看，莫更伸理前说。若其论终不契，自此可以一笔勾断矣。
叶适（龙川文集·序》云：
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学，上下二千余年，考其合散，发其秘藏，见圣贤之精微常流行于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开物成务。其说皆今人所未讲。朱公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吕公伯恭居金华，同甫同往视之，极论至夜分。吕公叹曰：未可以世为不能用。虎帅以听，谁敢犯子？同甫亦颇慰意焉。
综述同甫之大意
叶适谓:“朱子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朱子诚有其所以不与之故，而同甫自信如此其坚，亦诚有其不可夺之处。不可不察也。同甫本意只是两语：一﹑将学孔子之点化三代，彼亦欲点化汉唐;
二﹑为天地日月雪冤。而其立论之基本精神，则在自生命上立根基，不自理性上立基根，故重才气，重英雄。天地常运，日月常明，人心常在，闭眼之人，开眼即是。生命强烈之人，眼光如漆，一开眼便赫日当空，目击而道存，无所谓偶合。有此生命，即有此眼光。所以常运，常明，常在者，皆赖生命之直觉也。道﹑光明之表现赖英雄生命之直觉，此为直觉的表现。三代圣人如此，汉唐英雄之主亦如是。三代靠孔子点化洗刷，所以诗书转得如此清洁，实则一有人心，便有许多不洁处。三代之清洁，孔子之功也。然则汉唐之不洁，何独不可点化，使之归于洁，一如孔子之点化三代乎?
道在三代，亦在汉唐。何独对于汉唐，便使其永停于不洁之境而深贬之于地狱?
须知三代是英雄生命之直觉表现，汉唐亦是英雄生命之直觉表现。何独对三代如此其厚，对汉唐如此其薄?
此所谓为天地日月伸冤，为汉唐伸冤也。何谓为天地日月伸冤?
因天地日月因生命之直觉而常运，常明，本未曾架漏过时也。何谓为汉唐伸冤?
因人心世运赖汉唐英雄之主而维系于不坠，本未曾牵补度日也。是以为汉唐申冤即等于为天地日月申冤也。三代因圣人点化而登天理之域，同甫亦欲点化汉唐而使之登天理之域。故云“莫当做亮说话，当做百行俱足人忽如此说。”此其自信盖如此其坚也。故云“原始要终，终是易不得耳。”
这其间亦确有易不得处。所谓易不得，乃是定然之实然。这定然之实然却是生命的，直觉的。而不是理性的，批判的。(理性是根于德性之理性，批判是根于理性之批判。朱子是此路。)
它是生命如此如此开廓，直觉如此如此照射。所谓如此如此，即生命之实然，直觉之实然。如是之生命即在其口是之实然中表现，如是之直觉即在其如是之聪明中呈现。生命是天定的，直觉亦是天定的。这里没有应当不应当之跌宕，亦没有批判之撑架与抑扬。所以都是定然的，而且是充实饱满之定然：这里或是全，或是无。“全”是充实饱满之全，所谓有本领，本领宏大，开廓得去。这开廓得去是天定的，没有理由的。你不能说是依照什么路数或教训而开廓得去。所以要是充实饱满之全，便须是闭眼之人，开眼即是，安得有所谓“暗合”?
无本领开廓不去，便就开廓不去，这里没有什么巧妙或方法可以使他有本领，开廓得去。巧妙或方法的助益是有限度的。本钱不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要是“无”，便永是“无”了。恢廓不开，便永无法“开物成务”。天工开物便是生命之创造。无此生命，便永远贫乏，无办法。此即或全或无：非此即彼也。叶水心说“同甫修皇帝王伯之学，上下二千余年，考其合散，发其秘藏，见圣贤之精微，常流行于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开物成务。”此简单数语亦足发同甫之蕴，其意指即在英雄之生命与直觉也。仍旧是非全即无者。所谓秘藏即是这个秘藏。所谓圣贤之精微，常流行于事物，亦是在英雄之生命与直觉中作定然而实然之流行。此非从理性上立根基而来之流行也。因从生命上立根基，故千五百年有英雄之生命与直觉，即有其实事与实物。有其实事与实物，则道即流行于其中而不息，不得谓为架漏过时，牵补度日也。“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开物成务。”此非儒者失其指，乃所立之根基不同也。儒者自理性上立根基，其最高向往为圣神功化之极，至此德性与生命合一，亦归于生命之真实，故亦有功化之创造。然此谈何容易。此既非易，则拘拘小儒以及章句经生更不足以言开物成务，此所谓失其指也。实则非失其指，乃一有跌宕有批判而极不易奏效之迂曲之路耳。此为理性之路。此理性之路，宋明儒者皆肯定之，然其中曲折万端，宋明诸老未能通透无碍，足以使人喻解心服也。同甫对此路全摸不着，故于朱子所说终不心服，而凭其生命与直觉，对于生命一路，感觉特锐，此其所以特彰着生命一路，直就生命而言开物成务，而修皇帝王伯之学。夫开物成务本属创造，创造属于生命。此一要点，为同甫所把住，目系而道存，确乎有不可易处。创造属于生命，此无可疑。然言生命之创造本有两路：一是直接的，此即自生命上立根基﹔一是间接的，此自理性上立根基。前者为英雄主义，后者为理性主义。同甫是前者，朱子是后者。彼确有所见，故自信如此其坚。朱子不善合会，故不能令彼心服。此其所以闹成对立也。朱子于理性一路比较透澈圆熟，而同甫于生命一路，不甚自觉得透澈，此见两人学力工夫有优劣。然彼朦胧中确是代表一路。若不能善予合会，纵使服其口，亦不能服其心。此所以彼总望朱子“更高着眼”也。要善合会，第一步是须要“更高着眼”。徒善守以对立，并不济事。眼目既高，复有合会之经路，则可以消融此对立，而足以使人喻解心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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