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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常识的观点看，哲学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颠倒了的世界”。因此，我们的独特的开头就需要有一种准备性的描绘。这种描绘起于形而上学的追问的一个双重特征。 一方面，每一个形而上学问题总是包括形而上学之难题的整体。它向来是这个整体本身。另一方面，每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都只能如此这般地被追问，即：追问者——作为这样一个追问者——在问题中共在，亦即已经被置入问题中了。由此我们获得启示：必须在整体上，并且根据进行追问活动的此在的根本性境况，来作出形而上学的追问。此时此际，我们是为自己进行追问。我们的此在，在研究者、教师与学生共同体中的此在，是由科学来规定的。科学已然成了我们的激情，就此来讲，我们的此在的基础中发生了什么本质性的事情呢？ 诸科学的领域各有千秋。诸科学处理对象的方式亦是大相径庭的。在今天，各种学科的分崩离析的多样性只还通过大学和系科的技术组织结合在一起，并且通过各个专业领域的实用目的而保持着某种意义。相反，诸科学的根基在其本质基础上已经衰亡了。 而且实际上，在一切科学中，当我们追踪它们的最本己的意图时，我们是与存在者本身相对待。恰恰从诸科学出发来看，没有一个领域对另一个领域具有优先地位，自然并不比历史优先，反过来，历史也不比自然优先。没有一种对对象的处理方式高于另一种方式。数学认识并不比语文学的—历史学的认识更为严格。数学认识只具有“精确性”之特征，而这种“精确性”并不就是严格性。向历史学提出精确性的要求，就会与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之观念相抵牾。有一种与世界的关联（Bezug zur Welt）贯穿并且支配着一切科学本身。这种与世界的关联让一切科学去寻找存在者本身，以便按照存在者的内容及其存在方式，使存在者变为一种深入研究和论证规定的对象。按此观念看来，在诸科学中实行着的，乃是一种向万物之本质要素的逼近。 这种别具一格的与存在者本身的世界关联（Weltbezug），是由人类生存的一种自由地选择的态度来承当和推行的。诚然，人的前科学的和科学之外的所作所为，也是与存在者发生关系。但科学自有其特点，它以其特有的方式明确而唯一地对实事本身作出最初的和最终的断言。在追问、规定和论证的这种实事性（Sachlichkeit）中，实行着一种受到特别限定的对存在者本身的屈服，目的是使一切都在这个存在者那里敞开自身。科学研究与学说的这种职责，展开为一种在人类生存整体中的虽然受到限定、但却特有的领导地位的可能性之基础。当然，只有当我们看到并且把握到在如此被保持的世界关联中发生的事情时，科学的特殊的世界关联，以及引导这种世界关联的人的态度，才得到了完全理解。人是芸芸存在者中间的一员，他“从事科学研究”。在此“从事”中发生的事情，无非是一个被叫做人的存在者向存在者整体的突破，而且，在这种突破中并且通过这种突破，存在者便按其所是以及如何是而显露出来。这种显露着的突破（der aufbrechende Einbruch）才首先以其方式促成存在者达到它本身。 世界关联、态度、突破——这三重东西以其根本的统一性，把此之在（Da-sein）的一种动人的质朴性和鲜明性带入科学的生存之中。如果我们明确地为自己拥有了如此这般被洞明的科学的此之在，那么，我们就必须说： 世界关联的目标就是存在者本身——而且此外无什么。 一切态度从中取得其运用的那个东西，就是存在者本身——而且再无什么。 在突破中研究性的辨析借以发生的那个东西，就是存在者本身——而且此外无什么。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具有科学态度的人确保其最本己的东西的方式中，他谈论的是某个别的东西。被研究的应该仅仅是存在者——此外无什么；只是存在者——再无什么；唯有存在者——此外无什么。 那么，这个无的情形如何呢？我们完全不言而喻地如此这般说到这个无，难道是偶然的吗？莫非这只是一种谈论方式——此外无什么？ 不过，对这个无，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呢？这个无确实恰恰是被科学所拒斥并且当作虚无的东西（das Nichtige）而抛弃掉的。但当我们如此这般抛弃掉无时，我们不是恰恰承认了它么？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什么都不承认，我们能谈论一种承认吗？而实际上，也许这种反复的谈法已然陷入一种空洞的字面争吵。与此相反，科学现在就必定会再度维护它的严肃和清醒，宣称它唯一地只关心存在者。无——对科学来说，它除了是一种令人憎恶的东西，一种虚幻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如果科学是正确的，那就只有一点是肯定的：科学根本不愿知道无。说到底，这就是对无的科学上严格的把握了。我们以根本不愿知道无来知道无。 科学不愿知道无。但依然同样确凿无疑的事情是：在科学试图道出它自己的本质之际，科学便求助于无。科学所摈弃的东西又为科学所用。这里暴露出何种分裂的东西了呢？ 我们当前的生存乃是一种由科学来规定的生存。在沉思我们当前的生存之际，我们便陷身于一种冲突中间。通过这种冲突，一种追问已然得到了展开。这个问题只要求特别的说法：无之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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