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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可以肯定地回答：公务员改革，对公务员的工作、运行，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从1998年至今，都只是在尝试。 如果要总结公务员制度实行至今的变化，主要是： 一、划分开了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 二、实行了公务员“凡进必考”的制度，绝大部分公务员都是考试进入。（公开遴选和副处级以上可以直接调入，高学历可以直接进入。） 三、公务员和职称脱钩。 四、实行了公务员工资制度，但是和事业单位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五、公务员和事业执法证由省统一管理。 六、公务员培训由人事部门或组织部门负责安排。 七、公务员、事业、企业改革管理后，从待遇讲，公务员制度并没有带来公务员的收入和西方公务员接近（香港和新加坡公务员平均工资是社会平均收入的二到五倍，而且有法律支撑），改革的最大的收益者是国企。初入社会的公务员和国企职工收入相差不多，但是，10年以上的老公务员，和国企同类人员比较，那就差太远了。 等等 总结起来，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和过去的干部制度比较，其实没有太多的变化，这主要是基于这些原因。 一、我国的公务员制度针对当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需要单独规范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的管理体制实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很有必要。但是，有很多理论障碍，是无法突破的。这导致我国公务员制度，实际上还处于探索中。 二、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在形式上，是学习西方的公务员制度。但是，西方的国家机关是非党化的，是不能有政治倾向的。各级政府都是在宪法的框架内，只对本级选举负责、接受本级议会监督。比如美国的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县政府是没有上下级的。这就必须严格按照职责管理，明确划分各自权利和责任的边界。这和我国必须坚持的党管干部的原则，与及省、市、县、乡四级政府都是“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在本质上就是不同的。 三、公务员制度规范管理的前提是职责明晰，事权明晰。但是，我国的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至今没有划分。这导致到每一级政府之间，事权和财权也没有划分。各级各部门的工作，很多时候是按照上级指示来开展，而不是严格按照自己的职责（这个地方不太好理解，按职责和按上级指示的区别是什么？直观点说，就是一个部门重视什么？人力、物力、财力如何调配？不是自己能作主的）。在部门内部，事权有划分，但是也是不明晰的。尤其是岗位职责不明晰，考核都是按团队来考核的，无法落实到个人。 四、公务员按照岗位和职责的考核理念，是世界通行的。但是，我国得公务员体制，在一个政府、部门内部考核、提拔都是要群众打分的，考察干部也主要是考察群众意见。这实际上就不是以岗位履行职责来考核，而是以广泛评价来考核（评价的人中，多数是不了解被评价人岗位职责和履职情况的）。这和西方的直接上级具有极大的评价权利和推荐权利是不同的。这个体制的好处是坚持了党管干部，考核、提拔干部不脱离群众，遏制了干部成长时通过推荐干部而形成团团伙伙。但是，带来的弊端是岗位职责的明晰度和履职情况的真实评价被淡化。也就容易出现：成绩一般，能力低下、平庸的老好人很容易得到考核优秀和提拔。 五、由于事权的不清和岗位职责的不明晰，还带来了公务员自己实际上可以选择作为和不作为，庸官、懒官产生的根源就是职责不明晰，问责和奖励不对等。而一旦某项工作出现失误，问责时往往是翻开大而空的法定职责来问责。而事实上很多职责不履行、只要不出事也没事。或者当事人曾经提出了问题，但是他本人没有人力物力的调配权，也无法解决，导致无法履行。最后实行强制问责后，也很难做到让人心服口服。所以，一个政府、部门的领导中，具有调配人力、财力、物力权利的人，也往往成为最容易被问责的人。当然，如果一个地方、部门的事权和财权、人权、物权实际出现分离，就会表现出严重混乱，很多事无人问津，等待被问责。但那种问责就最难，而且意见也最大。 六、我国的地方党委政府，对一个地方的发展和社会重大事务，兼有无限责任。一个地方的发展和管理，也就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个地方的党政主要领导的思路和行事风格。换个领导就换个思路，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如果地方党委政府按部就班、一切按照纸上的职责来工作，也并不适应我国的国情和社会的需要）。但这也就必然导致，我国公务员制度和过去的干部制度肯定会在很长时期内是相通的，公务员制度大幅靠近西方那种严格按照职责管理还不可能。公务员队伍能否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也是对我国公务员的基本要求。这时候，你可不能说先翻开职责来看看，那你肯定要被问责。 所以，我国的公务员制度，要形成一个适合国情的、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管干部的原则，又权责明晰、高效运行的管理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公务员法，也只是一种探索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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