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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看懂中国酒史,别再被市场上的“千年老酒”忽悠了!

 冲霄3e8ixadnpn 2019-10-25

喝酒容易,但研究酒不容易,如果是研究酒史更不容易。

自古至今,还没有任何一种食品或饮料,像酒这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经历千百年,传递无数人,流光不减,魅力常在。更没有任何一种食品或饮料,像酒拥有这样多的文化诉说。

因此,要研究酒史,必须熟知中国通史,遍览中华古籍,而且还要横跨历史与酿酒两个学科,其难度可想而知。

古人曾把酒的发明附着于尧、仪狄、杜康、黄帝等著名人物身上,实际上,酒是农业生产的附着产物,中国酒的出现不晚于大汶口时期。至于今天大家习以为常的白酒,则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以颜色标识来划分的标准化用语。

中国酿酒不晚于大汶口时期

中国古文明形成一个惯例,就是把每一项重大发明都附着在一位著名人物身上,借以强调这项重大发明的权威性与神圣意义。中国的酒也不例外,古文献在涉及酿酒始源问题时,大都把酒的发明与著名人物联系起来。

历史上,有关中国酒的起源问题,曾出现了很多说法。例如,古人论及酒的发明,主要附着于仪狄和少康(也叫杜康)这两位人物。仪狄与禹同时,少康则晚于禹五代,亦为夏朝君主。古人常把与酒有关的活动都联系在仪狄和杜康身上,通过这种远古定位来确认酒的由来。

至今,仪狄还被人推崇为酒祖。图片来源:网络

后代产生的酒祖崇拜、业神祭祀以及酒文化活动,也都凝视仪狄或杜康的形象。《世本》卷一有言:“帝女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战国策·魏策二》有言:“昔者帝女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到了唐宋之际,唐人李澣编著儿童识字课本《蒙求》把“杜康造酒”与“苍颉制字”相提并论,视为同一类型的发明,宋代司马光仍用“酒醴乃人功,后因仪狄成”的诗咏来肯定仪狄的作用。

现在,杜康也被认为是酒祖。图片来源:网络

不过,以仪狄、杜康这两位人物为基点来探讨中国古酒起源,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远在夏朝之前,酒已经问世,且考古领域早已证实了这一点。

有人还把酒的发明追溯到上古“尧”的时代。例如,唐人白居易《太平乐词二首》云:“湛露浮尧酒,熏风起舜舞。愿同尧舜意,所乐在人和。”在古代,尧酒代表着古人的物质生活,舜琴代表古人的精神生活。宋人窦革《酒谱·酒之源》也指出:“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说有三。其一曰……尧舜千种,则酒作于尧,非禹之世也。”《宋史》卷一三八《乐志》也列出这样的词章:“舜韶更奏,尧酒浮觞,皇情载怿,洪算无疆。”

除了仪狄、杜康、尧造酒的创物传说之外,古代医家还把酒的发明与利用归结到更远的伟人身上,这个人就是炎黄子孙共同认宗的黄帝。北宋人寇宗奭《本草衍义》就指出:“酒自黄帝始,非仪狄也。”把黄帝作为酿酒始源的人物定位,一直得到医家共鸣。后代医家依据早期医典以及《神农本草经》的记述,认定酒的始祖应该追寻到黄帝那里。

从常理推断,医家用酒应该晚于酒的发明,因为早期医家只采用天然药品,随着医学的进步才开始研制合成药物,酒如果用于医疗途径,应属于合成药物。

实际上,目前业内更为认可的一种观点是,酒是农业生产的附着物,如《淮南子·说林训》所说的“清醠之美,始于耒耜”。

中国古酒原料渠道首先来自谷物种植。这是汉代谷物播种画像砖。四川德阳出土。

“我们都知道,积存的饭会自然秽变发酵,由微生物作用而形成曲糵,引起糖化和酒化,从而产生酒。古人沿着这条线索去人工酿酒,将秽饭拌熟饭,即能酿出酒来。在此基础上,人为制作曲糵,用于酿酒,便可以酿造出更为完美的谷物酒。”王赛时在《中国酒史》中指出。

播种之后,辛勤劳作才会有谷物的收获。这是汉代画像石中农耕收获图,成都羊子山出土。

类似的观点还有晋朝人江统,其《酒诰》云:“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这意味着,早期人们探讨酿酒起源问题时,已将目光聚焦于谷物秽饭天然发酵的客观事物,从而寻觅到人工酿酒的原始成因。

汉代画像砖的酿酒图,表现了谷物酿酒的产业状况。汉溯先秦,都是这种酿造模式。1978年四川新都出土。

既然古人认识到酿酒起源于谷物发酵,就自然而然地会把酿酒与农业生产联系在一起,考虑到只有在农业收获有了一定的剩余之后,才有可能使用谷物进行酿酒。并且,只有占有了充足的酿酒原料,又学会了让原料转化为酒的酿造技术,才有可能酿出酒来。所以说,以考古中发现的酿酒器而不是盛酒器或饮酒器(这些酒器也可用来盛水饮水或盛饮其他饮料)来判断酿酒起源,最具说服力。

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酿酒器具:灰陶大酒尊。口径30厘米,高59.5厘米。山东莒县出土。

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酿酒器具灰陶大酒尊上刻画的图案,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预示着中国古酒的诞生,也预示着中国文字的出现。

1979年,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出一组成套的酿酒用具,其中有沥酒漏缸、接酒盆、盛酒瓮以及盛贮发酵物品的大口尊,这一重大发现用实物向今人展示,远在4800余年前,我国古代东夷部族的谷物酿酒已经十分成熟,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酿酒绝不晚于这段时期。

古人眼里的“白酒”是浊醪

中国的谷物酿酒有一个从萌发到扩充、从低级向高级演进过程。

早先的谷物酒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黄酒,而只是原始形态的古酒,或称米酒,浊酒或清酒,因为早期的酿酒,酿造时间短,酒化程度低,酒的质量也很低。以2003年西安发掘的西汉原酒为例,保存于青铜古钟中的26公斤西汉原酒,经检测,酒精度只有4度左右,且酒体呈翠绿色。

西安北郊枣园西汉墓出土了两件鎏金青铜钟,里面保存着2100年前重达26公斤的汉代美酒。

旧时酒体之所以呈现绿色,这是由酒曲中的霉菌颜色决定的,这种颜色一直保持到唐宋时代,直到人们改进制曲工艺,酿出的酒体颜色才逐渐变成黄色或者赤黄色,原始米酒才开始向更高层面的黄酒转化。所以,汉唐之间,人们形容酒的颜色,往往以“绿”为标志,如“绿酃”。

西安北郊枣园西汉墓出土的汉代古酒,呈墨绿颜色。

至于古时所说的“白酒”,实际上是浊酒、浊醪,即那些用曲量较少、投料较粗糙、发酵期较短的米酒,浊酒的特点是酒液稠浊而酒精度偏低,这种酒成熟快而保存期短,一般不经过过滤工序,从外观上看,浊酒表面往往会漂着一层米滓,状如浮蚁。正如张衡在《南都赋》中所描述的一样:“醪敷径寸,浮蚁若萍。”古时的“白酒”是最低水平的发酵酿酒。

即便到了酒业相对发达的宋朝,古老的白酒浊醪仍被广泛饮用。例如,王安石的《王文公文集》卷71《江上五首》诗:“村落家家有浊醪,青旗招客解祗禂”;许纶《涉斋集》卷6《端午日过左蠡》诗“细把离骚读,时将浊酒倾”;苏轼的《苏东坡全集·后集》卷7《藤州江下夜起对月赠邵道士》诗“床头有白酒,盎若白露漙”。大量诗词表明,宋人日常生活中仍有数量极多的浊醪。

马远《饮酒对月图》中举杯姿态,大有唐人李白“举杯邀明月”的意蕴。

与“白酒”相对的概念是清酒。清酒是指酿造时用曲量较多,投料比较精细,发酵期较长的米酒,这种酒成熟后酒液清澈,在外观上给人清的感觉,是优质酒。在汉代,清酒与白酒的区分很明显,如汉诗“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以及《太平御览》卷844引《魏略》中的“太祖时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都将清酒、白酒区别对待。

不过,由于酿酒技术的不断改进,宋朝时清酒与白酒不再像前朝那样泾渭分明,二者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因此,诗家甚至将二者等而视之。例如,宋祁《景文集》卷21《喜连君锡过郡》诗所云:“缓行清白酒,随意短长歌。”杨万里《城斋集》卷37《留萧伯和仲和小饮》也云:“野果山蔬未要多,浊醪清酒尽从他。”

但即便如此,自汉代至宋代,人们眼中的“白酒”绝非现代意义上的白酒。

中国白酒起源于元代

近代之前,中国白酒曾采用工艺、形态、原料或颜色等多种方式来命名,因此,白酒曾有多种名字,如火酒、酒露、汗酒、气酒、烧酒、烧刀、白干,其中“烧酒”名称使用者最多。

需要强调的是,“烧酒”一词在唐宋时表示“烧”的词意,即用加热的方法,对发酵酒进行灭活杀菌,促进酒的陈熟,毫无蒸馏的意思。但到了元代,“烧酒”基本上属于蒸馏酒的范畴,其中既有葡萄烧酒,又有谷物蒸馏酒,明朝以后,“烧酒”二字专指谷物蒸馏酒。

谷物蒸馏酒为何出现在元代?由于蒙古人远征中亚、西亚和欧洲,开拓万里,畅通东西,外国蒸馏酒很有可能先从陆路引进华夏疆土,其间肯定由蒙古人做中介。中国人最早见识的外国蒸馏酒是葡萄蒸馏酒,许有壬诗云:“西酝葡萄贵莫命,炼蒸成露更通灵。”这种葡萄蒸馏酒类似现代流行的白兰地。

元代斟酒俑,斟酒者一手持玉壶春酒瓶,一手拿着很小的压手杯,酒瓶小酒杯也小,容量极少,斟出的肯定是高度烧酒。

蒸馏酒传入中国后,中华酿酒者很快就发现其中的奥秘,随而移植于发酵酒业之中,用以蒸取高酒度的酒。

我们知道,由于酵母菌在高浓度酒精下无法继续发酵,所以采用中国发酵法所获取的酒,酒精浓度一般不会超过20℃。宋朝以前,中国人为此苦苦努力,一直在想办法提升酒度,但进展缓慢。若是采用蒸馏法取酒,则可以利用酒液中不同物质具有不同挥发性的特点,把最易挥发的酒精(乙醇)蒸馏出来,于是可以获取浓度约70%(v/v)的蒸馏酒。元朝酿酒者获得蒸馏酒法,可谓豁然开朗,一步到位。

元代时,蒸馏酒被称之为“阿剌吉酒”,另有“哈剌基”、“哈剌吉”、“阿里乞”、“轧赖机”等不同叫法或写法。这些都是一种外来语的译音,“阿剌吉”的词源是阿拉伯语“araq”,本有出汗、烧酒的意思。

有了蒸馏酒,就一定会有蒸馏器,但问题是,中国古代曾屡屡出现蒸馏器,为何直到元朝才出现蒸馏酒?

蒸馏器并不一定非去蒸馏酒,还可以蒸馏其他物质,如香水业蒸馏花露水,药业蒸馏医用水,中国古代的炼丹术业也可能采用过蒸馏法。

上海博物馆曾发现了一件东汉时期的青铜蒸馏器,其构造分甑体和釜体两部分,通高53.9厘米,甑体内有储存料液的部分,并有凝露室,凝露室,容积7500毫升,凝露室有管子接口,可使冷凝液流出蒸馏器外。釜体下部可容水10500毫升,在釜体上部有一入口,可以向釜内加料。

东汉时期的青铜蒸馏器。上海博物馆藏。

从构造上来说,这可能是一件蒸馏器,但也有学者质疑这件蒸馏器,认为甑上没有密封盖,也没有冷却器,缺乏蒸发室和热交换器,不属于完整的蒸馏器。

自这件东汉蒸馏器发现之后,否认中国蒸馏酒起源于东汉的学术之声就从没有中断过,业内普遍认为,仅凭一件用途不明的蒸馏器,很难反应一个时代的酿酒技艺,况且自东汉以降,一直到宋代,众多酿酒古籍一字未提酒的蒸馏迹象,一件孤立的青铜器没有伴随任何资料的佐证,更何况,蒸馏酒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酿酒工艺体系,蒸馏器充其量只是其中一件重要工具,就算有了蒸馏器,也要看那个时代有没有酿造蒸馏酒的工艺条件,东汉时代,我国传统的发酵酒尚处于低级阶段,酿酒的酒度之低,也就和今天的啤酒差不多,怎么能突然向蒸馏酒的高酒度阶段突然飞跃呢?

辽金时代也出现过蒸馏器。1975年,河北省青龙县内出土了一件金代铜胎烧锅,这件烧锅分设有甑锅,冷却器和汇流槽,的确是一种分体式双层蒸馏器。但这件蒸馏器是否用来蒸馏酒,还存在不少疑点。

出土于河北青龙县的金代蒸馏器。

首先,蒸馏器通高只有41.6厘米,下分体的半球形甑锅只有26厘米高,口径28厘米,最大腹径36厘米,装不了多少酒。这件烧锅出土后,有关人员曾进行了两次蒸酒实验,出酒量只有0.9市斤和0.56市斤,而且酒度均在10度以内,我国从古至今,还从未出现过这种袖珍式的酿酒曲量。

另外,这件烧锅的设计工艺上看,其本身结构限定箅上坯料和箅下水的容积约成1:1,较之现代蒸酒器中的5:2有很大差距,这必然把酒蒸汽中乙醇的含量限制在较低的水平。因此,这件蒸馏器是用来蒸酒并不合适,而是用来蒸馏花露水的,因为唐宋时代,以蔷薇露为主的花露水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极为流行。

2002年6月,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李渡镇的李渡酒业有限公司,在改建老厂无形堂生产车间时,发现地下埋有古代酿酒遗存,后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证实这是一处我国罕见的延续时间极长的烧酒作坊遗址,其酿酒时代起源于元朝,历经明清,连续使用。

李渡烧酒作坊遗址。 

这次考古发现了一批采用地缸发酵生产蒸馏酒的元代酒窖、水井,以及明代的炉灶、晾堂、酒窖、蒸馏设施等遗迹,其中元代酒窖的发现最为珍贵,其酒窖直径约在0.65~0.95米之间,深度在0.56~0.72米之间属于业内特有结构的圆形地缸发酵池,通过元代酒窖遗存,我们可以分析和判断固态半发酵蒸馏酒的早期情况。

华夏酒界刮起蒸馏风

在元代,老百姓已经直接把自己酿制的蒸馏谷物酒叫做烧酒,元代杂剧散曲的念白唱词,也都采用烧酒一词为称呼,以示与黄酒不同。比如郑光祖《立成汤伊尹耕莘》杂剧第三折就有这样的念词:“我做元帅世罕有,六韬三略不离口,近来口生都忘了,则记烧酒与黄酒。”元人写诗,也用烧酒来称呼蒸馏酒,比如纳延《金台集》卷1《新乡媪》诗中就有“银铛烧酒玉杯饮,丝竹高堂夜歌舞”的描写。

烧酒引发了人们浓厚的兴趣。一方面,由于黄酒酒度低,价格高,且饮用量大,总的饮酒成本很高,烧酒酒度高,饮用量少,在同样的酒精感觉情况下,饮用成本大为降低,出于这样的考虑,很多人转向烧酒饮用。如清人方苞所说:“黄酒价高而难以充量,因烧酒数量者,非黄酒三二斤不得一醉。即有中人之产,亦岂能用十倍之资以纵饮?”

明代制酒工艺图,正在拌曲投料,准备酿制烧酒。摘自明代彩绘本《本草品汇精要》。

此外,方苞还指出,黄酒“不可久搁,尤不可致远,车载则色恶而味变,又春深、炎夏、初秋,皆不可造。”而相比之下,烧酒便于长期存放,那些酒业不发达的地区,从外地买酒,一般都选用保存期长的烧酒。比如乾隆初年甘肃巡抚德沛就说:“北五省民风朴素,惟镇市集始黄酒,其僻壤穷陬,凡于婚丧礼仪,无一非尽用烧酒者。”清以后,烧酒产量快速增加,烧锅遍布多省。

清代制酒图,这是酿造蒸馏酒的工艺,图中描绘出清代蒸馏酒器的式样。

随着烧酒文化的扩延,喜欢饮用烧酒的南方人逐渐增多,比如说,习惯了饮用黄酒的扬州,很多人开始嗜好烧酒。据《扬州画舫录》卷13记述说:“土酒如通州雪酒、泰州枯、陈老枯、高邮木瓜、五加皮、宝应乔家白,皆为名品,而游人则以木瓜为重。近年好饮绍兴,间用百花。今则大概饮高粱烧,较本地所酿为俗矣。至晚到乾隆时期,扬州人已经崇尚高粱酒。”

由于烧酒酒精度提高,很多人的饮酒量不得不随之降低。例如,梁绍壬《两般秋雨斋随笔》卷2有这样一段记载:“某年游萧山,梧里主人周镇祁极款洽,作平原十日之留。一日,出一种酒,曰梨花春,俗名酒做酒曰梨花,盖三套矣。饮一杯,主人即将杯夺去。主人量甚巨,亦止饮二小杯。是日,余竟沈醉一日。因思古人所谓千日九酝者,亦即此类。”

这种只饮了两小杯便沉醉一日的梨花春烧酒,据王赛时估计,酒精度应该超过70度。相比之下,汉代人们常以“石”来衡量酒量,唐朝则以“斗”来衡量,至宋朝,则成了“升”。可见,随着酒度提升,中国人的酒量在不断降低。

新中国成立初期,烧酒仍然沿用民国时代多种混乱的称谓,比如有高粱酒,土烧酒,汾酒,白酒,小酒等叫法。当时为了工业化的规范,才以颜色标识将谷物蒸馏酒定为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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