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朱耷（1626年—约1705年），号八大山人、雪个、个山、人屋、道朗等，出家时释名传綮，江西南昌人。明末清初画家，中国画一代宗师。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明亡后削发为僧，成了亡命之徒，后改信道教，住南昌青云谱道院。擅书画，花鸟以水墨写意为主，形象夸张奇特，笔墨凝炼沉毅，风格雄奇隽永；山水师法董其昌，笔致简洁，有静穆之趣，得疏旷之韵。 “有意味的形式” 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于19世纪末提出“有意味的形式”理论。他认为：“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及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审美感情。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在贝尔看来，人们在审美时，不需要生活的观念和激情，只需要对形式、色彩感和三度空间的知识。贝尔的学说对西方现代派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八大山人的画最接近西方现代派画风，看似不经意的线条和墨块，但引起观者特别的审美愉悦，并指向人的内心隐秘世界。朱耷8岁能诗，11岁能画山水。20岁时“遭变，弃家后避贤山中”；23岁削发为僧，释名传綮，号刃庵；31岁时“竖拂称宗师，从学者常百余人”；还俗之后，住江西南昌，以诗文书画为乐。朱耷一生坎坷，曾一度精神失常，痛定思痛后，他选择背过身去，与世隔绝，在创作中安放自己孤独的灵魂。用他自己的话说，“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摹。”西哲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萨特说“我在故我思”。而对孤寂的八大山人来说，则是“我怪故我在”，这里的“怪”不是故作惊奇，而是活出了“个人性”，他的怪就是他的个性他的风格也是他的艺术美学格调。其实，真正想做一番事业，无论做啥，都得有点个性，在众人眼里看起来有几分“怪”，艺术和艺术家就更是如此。
晚年取“八大山人”号，在画作上署名时，常把“八大”和“山人”连写，取哭之笑之，即哭笑不得之意。 
朱耷在形成自己风格的发展过程中，既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又敢于自辟蹊径。他的山水画，远尚南朝宗炳，师法董源、米芾及董其昌等人的江南山水。画面满目凄凉，于荒寂中充满雄健简朴。 
八大山人的画在当时影响并不大，传其法者仅牛石慧等人，但对后世的绘画影响深远。如清中期的“扬州八怪”、晚期的“海派”以及现代的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李苦禅等，皆受其熏陶。 
《孤禽图》，有史以来最贵的一只鸟，价值6272万。水墨纸本立轴，长103.5cm，宽44cm。题字“贤昭阳涉事”，落款“八大山人”。整幅画仅在中下方绘一只水鸟，一副白眼向天的不屑神态。鸟一足立地，一足悬，缩颈拱背，倨傲不群，造型夸张，构图怪诞，墨色酣畅。表现出画家孤傲的精神，是画家艺术成熟期的佳作。 八大山人的艺术世界 
他画的鱼，以白眼向天，孤傲倔强。笔墨放任恣纵，清逸横生，浑朴酣畅。结构奇绝不俗，于不经意间达至天成。
八大山人的画笔情恣纵,不局成法,苍劲圆秀,逸气横生。一花一鸟不是盘算多少、大小，而是着眼于布置上的地位与气势。他的画，使人感到小而不少。
《题桃花》
天下艳花王，图中推贵客。
不遇老花师，安得花顷刻。八大山人：东方艺术魔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