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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认为：“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语句入诗，有三长俱备者，如东坡之'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之类，真觉可爱。然此境至今日又已成旧世界。”毫无疑问，梁氏心目中“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是曾经游历日、美、欧而又能以旧风格作《人境庐诗》的黄遵宪，如《饮冰室诗话》中，称“近世诗人能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对于同光体的代表人物陈三立，则有“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醲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的评价。陈三立的诗风确实与众不同，能自表立，但其实他与黄遵宪是好朋友，在文学观念上绝非互相对立，相反倒是常常互相欣赏。在同光体诗人中，陈三立也是比较开明，能够较多使用新名词的一位。值得今人注目者在于，在近现代世变急剧交替之际，陈氏所表现出的种种逡巡不定的矛盾心态。这其中既有对于整个古典文化价值的留恋与坚守，又有诗人敏感心灵对于外在新生世界的焦虑与律动。这使得陈三立的诗歌既不同于黄遵宪那样勇于革新，大胆尝试，又与沈曾植、郑孝胥等一般同光体诗人的相对守旧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于时流的诗风，正是其独特认识价值之所在，甚至被有些当代研究者称为“被压抑的现代性”。 陈、黄交好，大致可追溯至1895年。在新发现的陈三立早年诗稿中，就有着黄遵宪写于是年的评语和跋语。如《饮刘观察高楼，看月上》一诗：“皎月升烟霄，光影万里流。孤鸿没远浦，清吹响层邱。顾瞻虚明际，澹与江汉浮。恒星测经天，奇景烂盈眸置泰西镜测木星，耀如火珠。始知乾坤外，错落悬九州。山河据人民，还如蝼蚁不。”黄评语曰：“胸次高旷，意境奇雅，有商榷万古之情，具睥睨一切之概。”此诗有着谢灵运诗歌的意趣超远，用字精工，又杂以恒星、泰西镜、木星等新潮名词，但并不生硬，也没有破坏意境，反令人飘飘有出世之想，结以玄言，正是以旧风格含新理想之佳作，难怪黄遵宪的评价如此之高。黄又于卷末有这样的题识：“唐宋以来，一切名士才人之集所作之语，此集扫除不少。然尚当自辟境界，自撑门户，以我之力量，洗人之尘腐。古今诗人，工部最善变格，昌黎最工造语，故知诗至今日，不变不创，不足与彼二子者並驾而齐驱。”（《诗录第四》）是年，黄并有《闰月饮集钟山送文芸阁学士廷式假归兼怀陈伯严吏部三立》、《上海喜晤陈伯严》等诗。 同年四月，陈三立对于《人境庐诗》也有着同样的赞词：“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才思横轶，风格浑转，出其余技，乃近大家。此之谓天下健者。”又云：“奇篇巨制，类在此册。较前数卷自益有进。中国有异人，姑于诗事求之。”陈三立并有《赠黄公度》：“千年治乱余今日，四海苍茫到异人。欲挈颓流还孔墨，可怜此意在埃尘。劳劳歌哭昏连晓，历历肝肠久更新。同倚斜阳看雁去，天回地动一沾巾。”充满了惺惺相惜之情。范当世集中有《旅中无聊流观昔人诗至于千首有感于黄公度之人之诗而遽成两律相赠陈伯严赠公度诗有“千年治乱余今日，四海苍茫到异人”之句，余故感于是而发端也。》，可知陈诗正作于同年。此后陈氏父子在湖南推行新政，黄遵宪是积极参与者。后变法失败，黄遵宪有《与陈伯严书光绪辛丑》书信慰问。陈三立又有《黄公度京卿由海南人境庐寄书并附近诗感赋》诗：“天荒地变吾仍在，花冷山深汝奈何。万里书疑随雁鹜，几年梦欲饱蛟鼍。”（《散原精舍诗》卷上）黄遵宪自定的《人境庐诗草》末卷（卷十一）倒数第二首更有《寄题陈氏崝庐》；而陈三立直到1931年的《赠黄公度跋》中，仍有对于往事的回忆：“光绪甲午冬，中东战后，嘉应黄公度君返自欧西，过武昌，赋赠一律，距今垂四十年矣。”（《散原精舍文集外文》）凡此皆可见两人交谊之深挚。 在政治思想上两人有共通之处，都支持维新变法，且是积极的推行者；在诗学思想上，两人也同样有不少的共同点。黄遵宪的诗学理论重视变创，其实也同样重视学古，只是要在学古的基础上自出面目。他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说：“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而黄遵宪最为人称颂的《今别离》中第一首写轮船火车的诗，也受到了陈三立这样的激赏：“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渊茂，隐恻缠绵，盖辟古人未曾有之境，为今人不可少之诗，作者神通至此，殆是天授。”范当世也有这样的赞词：“意境古人所未有，而韵味乃醇古独绝，此其所以难也。”相较于吴芳吉《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中的批评：“黄公度《今别离》，气象薄俗，失之时髦。”陈三立称得上是黄遵宪的文学知已。 陈三立虽不比黄遵宪长期游历海外，他的诗歌也不如黄遵宪那样“吟到中华以外天”，但诚如杨剑锋《现代性视野中的陈三立》一文所论，陈三立的思想属于“中体西用”的文化保守主义，与顽固派、激进派都有区别，而诸如郭嵩焘、张之洞、梁启超、严复等人的思想，都对他有过影响。表现在诗歌里，陈三立并不一概排斥新名词，他的诗中，有对忧危时局的关切，有对各种新潮思想、事物的接受。但他又不是一个总能与时代同步前进的人，尤其是在变法失败、父亲陈宝箴被慈禧赐死之后，在滚滚时代洪流面前，他更多成为了一位旧文化价值的保存与坚守者，这种徘徊于新旧文化之间所形成的矛盾心理使其诗歌具有了某种独特的认识价值。 陈三立是一个有时代感的诗人，晚清时局之动荡，列强之侵凌，在他诗中都有着真实的反映。如《得熊季廉海上寄书言俄约警报用前韵》之：“痴儿只有伤春泪，日洒瀛寰十二时。（《散原精舍诗》卷上），《园馆夜集闻俄罗斯日本战事甚亟感赋用前韵》之：“鹬蚌傍观安可幸，豕蛇荐食自相寻”，《小除后二日闻俄日海战已成作》之“万怪浮鲸鳄，千门共虎狼。早成鼾卧榻，弥恐祸萧墙”，《短歌寄杨叔玫时杨为江西巡抚令入红十字会观日俄战局》之“天帝烧掷坤舆图，黄人白人烹一盂。跃骑腥云但自呼，而忘而国中立乎，归来归来好头颅”，写日俄战事，以中国东北为战场，腐败的清政府却保持局外中立。又新思想、新名词则如《视女婴入塾戏为二绝句》其二之“安得神州兴女学，文明世纪汝先声”（同上），《次韵答黄小鲁观察见赠三首》其一之“主义侈帝国，人权拟天赋”，《读侯官严复氏所译英儒穆勒约翰群已权界论偶题》之“卓彼穆勒说，倾海挈众派”，《题张季直东游日记后》之“归语士夫专二策，君以教育实业二者为主义。天风飘尽泪痕无”，《题寄南昌二女士》其二《周衍异》之“家庭教育谈何善，顿喜萌芽到女权”，《读侯官严氏所译社会通诠迄聊书其后》之“悲哉天化之历史，虱于穹宙宁避此”，提倡教育、实业、女权，阅读严复所译西方各种进步书籍，可谓服善如流。 又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国富兵强，黄遵宪作有《日本杂事诗》，记录见闻，其《自序》云：“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1890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陈三立虽未到过日本，但他与不少日本人有过交往，诗歌中常有关于日本的吟咏，几个儿子隆恪、衡恪、寅恪也均曾赴日本留学。如《柬日本藤泽元》之“独抱楹书明绝学，君父为大阪名儒。来探国论谢群喧”（《散原精舍诗》卷上），《日本嘉纳治五郎以考察中国学务来江南既宴集陆师学堂感而有赠》之“四海学校昌，教育在釐正”，《赠日本画士山本梅涯》之“田能今尾东瀛秀，田能直入、今尾景年为日本南宗写生两画家。又见梅涯老画师”（《散原精舍诗》卷下），《感日本乃木大将躯殉天皇口占一绝》之“三良继殉彼何人，盖海英风事绝伦”（《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上），于学术、教育、艺术、时事均有所涉及。 散原集中还有《观日本优场杂舞》诗：“矗矗竹竿承屋椽，一人插肩屹如山。一儿猱升据其颠，盘辟撇掣风雹旋。趾箝竿尾反侧间，纵躯横伏翼两拳。衔掷锦帕落九天，四无依倚危哉艰。”（《散原精舍诗》卷上）描写杂技舞蹈，叙述颇为生动。又有《游日本人所置六三园观菊》：“竹径通石桥，结构趣亦殊。别区列盆菊，绛白千百株。剪缀模仕女，蕊叶缘袴襦。坐立各有态，皙僮对妍姝。复示武士装，手戈腰湛卢。日暖翠欲滴，微馨生肌肤。”（《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中）当作于上海，然颇富异国情调。 陈三立深知，在世变面前，中国已经落后，要想改变现状，必须要向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学习，不可以再抱残守缺。正如他在《过陈善余编译局》中所云：“世变已成三等国，吾侪犹癖一家言。”（《散原精舍诗》卷下）所以他特别重视出洋考察或留学，以汲取新知，当然由于他对旧文化的执着，有时这种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如《朱鞠尊观察出示东游阅操日记读迄感题》：“强取禁方泣相视，国人傥解太和魂。”（《散原精舍诗》卷上）《闻熊秉三太史抵沪将为日本之游占此寄之》：“江南老我虀盐里，东望求仙涕数行。”《送严几道观察游伦敦》：“乘桴似羡青牛去，指点虚无意未穷。”《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学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两儿附焉遂送至吴淞而别其时派送泰西留学生四十人亦联舟并发怅望有作》：“送行余亦自厓返，海水浇胸吐与谁。”《伍昭扆自欧西夏穗卿自日本先后归书以贻之》：“两贤安所得，一世不能同。”（《散原精舍诗》卷下）而《抵上海别儿游学栢灵还育樊山布政午彝翰林见忆之作次韵奉酬》：“分剖九流极怪变，参法奚异上下乘。后生根器养蛰伏，时至傥作摩霄鹰。”（《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上）更是对下一代充满了殷切的希望。 除了各种政治、思想名词以外，更引人注目者，当然是古诗中所出现的各种泰西新奇事物。现代交通工具如汽车、火车、轮船，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最紧密相连的，比起中国传统的舟车，速度大为提高，当然最容易引起诗人们的惊奇。比如黄遵宪的那首《今别离》一，写的就是轮船、火车速度之疾，增添了恋人间离别时的愁思，运思甚为高明：“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此诗之佳处，在于“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而非只是“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同样的题材，在陈三立的诗歌中，也多有表现。 陈三立早年（1893年）诗集中有《四月十二日偕范中林、易仲实、罗达衡往庐山，晚登泰西船往武昌》（《诗录》第四）一诗，此诗尚未具特色，故被黄遵宪评为“色不称”。《舟夜口号》其一：“风邪潮邪继续声，山邪云邪天外横。电火满船大江白，中有一人涕交横。”（《散原精舍诗》卷上）写出了古典与现代相交织的意境下诗人情绪的激愤。《于吴城下三十里曰朱溪乘汽船渡湖》其一“肯向神君乞如愿，浮杯只乞缩江湖”，其二“褊心又恨舟如箭，枉想松萝暗万重”（同上）及《保定别实君顺循三日至汉口登江舟望月》“往还万里都无事，只觅风沙倒酒尊。三日车声萦别语，一月江晕淡诗魂”（《散原精舍诗》卷下）则写出了因为旅行时间的缩短而导致的空间观念的转变。 陈三立经常喜欢写等车、候船，车站、码头本来就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公共空间，人们在这里来来往往，离开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里有着对于过去的回忆与留恋，又有着对于未来的憧憬和不安，诗人的落寞在等待中一展无余。如《由九江之武昌夜半羁邮亭待船不至》：“强卧邮亭数星斗，孤明灯火聚凫鸥。支离皮骨残宵见，生死亲朋一念收。”（《精原精舍诗》卷下）又如《车栈旁隙地步月》其一：“我有佳人阻江海，倚楼应照数行啼。”其二：“嫦娥犹弄山河影，未辨层层是劫灰。”（《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上）那飞驰的舟车似乎就是不息向前的时代，既带给诗人希望，又带给他以痛苦。因为开始一个新的旅程，本身就意味着告别一段旧的生活，这正是诗人的痛苦所在。陈三立并不是一个完全能够出世的人，他曾经有经世之心，做“神州袖手人”，其中有着种种的不得已，这一切都加剧了他的矛盾心理。明白了这些，我们就会读懂他的《暑夜车栈旁隙地纳凉》其二这样的小诗“旧庐邻咫尺，弄月听角处，数尽车中人，袖我海风去。”（《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突兀的结句了。车站、码头的间隙时空，成了解读陈三立内心密码的一个最佳的场所，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想挣脱出去？但却总是这样飘泊迟疑着，直到晚年重回庐山，才重新找到了精神的安憩地。 所以说成就陈三立诗歌现代性的，并不仅是那些新潮的名词，而是隐藏在这些泰西名词、事物背后的尖锐的孤独感。我们似乎看到一个有着古典之心的诗人，生活在一个已经慢慢走向现代的社会，他既想与时代同步，但又逡巡不全，顾虑重重。这些既不古典又不现代的诗，正是陈三立诗歌独特的认识价值所在，既不同于传统诗歌，也不同于黄遵宪。对于这一类既不新也不旧的诗歌的审美价值，他有着充分的自觉。1915年，诗友陈曾寿从上海来南京探望他，作有《将至金陵视散原先生车过镇江观落日作》，沪宁火车1908年通车，所以这里当是火车而非汽车。在火车上看落日，当然另有一番景象，正是古代诗人所无法体会的：“贪看落照一孤僧，片念微差坠尘扰。流浪多生无畔岸，偶对江山愁皎皎。”陈三立作有《仁先自沪来视和其车行看落日之作》（《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下）。又比如《乘电车访实甫寄庐》，起四句为：“金椎表道彩旗翻，杂坐车窗虱在裈。旁接胡姬传浅笑，竟逢楚老证微言。”（《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上）电车中的胡姬的浅笑，让人想起后来李金发《里昂车中》里的象征派的诗句：“细弱的灯光凄清地照遍一切，/使其粉红的小臂，变成灰白。/软帽的影儿，遮住她们的脸孔，/如同月在云里消失！//朦胧的世界之影，/在不可勾留的片刻中，/远离了我们，/毫不思索。”只是陈三立此诗的结四句为：“一官初脱蛟蛇窟，四海都成蟋蟀盆。隔世忍思涂抹地，野梅插鬓是残魂。”又回到传统诗歌“言志”的老路上去了。 又古人云：“登高必赋。”但沪上无山，所以那些聚集在上海的遗老们经常以登楼代替登高，只是这里的高楼，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黄鹤楼或岳阳楼，而是现代的高楼大厦，遂又为古体诗开辟一新境界。如陈三立辛亥后作有《九日惠中番馆五层楼登高集者艺风樊山补松乙厂止庵涛园子琴黄楼栘叔及余十人》：“巨海所环无一山，寻常负却登临眼。蟹肥菊放迫节物，何地褰裳呷酒琖。鸳湖亭长用老谋，谓乙厂。邀託层楼比绝巘。淞滨长水杂人影，飞升笑揖蓬莱馆。……市车低蹙龙蛇奔，江艇疾穿凫鷖远。茫茫家国梦痕存，片念已教千浪澣。”（《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中）重阳日登高的传统题材，仍然是赏菊品蟹，友朋欢聚，但纵目所视却是现代都市的车水马龙，时代变迁，怎不令遗老们唏嘘叹息。 各种泰西新奇事物进入诗歌，其实正一点一点地改变着传统诗歌的面貌，同时也开拓了古诗的表现范围。因为既然这些事物已经进入人们的生活，那么除非有些诗人刻意地去回避，否则进入诗歌就是很自然的了。陈三立诗集中，另有如《题何诗孙舍人为中实所作海天落照图图列泰西人像》其二：“飞岛风回角吹声，蛟游鼍戏若为情。神州士女酣嬉惯，指点胡雏又长成。”（《诗录》第三）《看雨二绝句》其一：“欧西灿粥滑流匙，餐了巡檐看雨丝。病起孺人亦乘兴，阑干扶过海棠枝。”（《散原精舍诗》卷上）《颐园观电光图画》其一：“新置小园驰道隈，略围榆柳矗楼台。尽缘观技疗消渴，也逐雏鬟鱼贯来。”（《散原精舍诗》卷下）《七月十三日于后园聚家人用泰西摄影法摹小像》：“娇雏小垂手，笑探空明境。依依鸡犬前，录此团圞影。”《陶斋尚书所藏欧西水画册》：“罗马名师不可攀，至今派别角荆关。尚书胸次收瀛海，更映灵奇数点山。”《夜观西人菊花会场》：“金英玉蕊列层层，眼倒魂翻夜气升。奇卉五州留一族，华鬘万态散千灯。”（《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中）《樊山宅诗会夜归经跑马厅垂柳交荫景物幽绝》：“寒月筛过影，高霜照予独。旁睨相公家，欠呻初啜粥。止庵居跑马厅侧。”《游旧劝业场公园》：“五都列镃货，殊裔走币帛。遨嬉仕女喧，狰狞贾胡积。”（《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下）林林总总，应有尽有，今古交错，中西杂陈。
在诗歌中表现泰西或异域事物，其实在陈三立、黄遵宪之前，就已经有很多诗人涉足，虽然不是每个诗人都喜欢描写这些题材。随着西方势力的不断入侵，传教士们也把基督教再度大规模地带入到中国，各地林立的教堂，在看惯了佛寺、道观的封建士大夫们的眼中，当然激起了各种复杂的情感。宋诗派诗人何绍基《达奚司空像》云：“今日天主教，流传遍中国。天文与算法，竟非好消息。”1865年何至上海，作有《沪上杂书》，其二云：“景教流传久失真，中原耆利竟忘身。最怜彼法通行久，地下应无有眼人。”被人称为“奖新学，而喜旧文”的张之洞，其《哀六朝》诗云：“睢水祆祠日众盛，蜡丁文字烦邦交。”把时人学习六朝文字，以及洋教的遍布，都视作为世风浇漓，儒纲不振。年轻时代的黄遵宪，在《香港感怀十首》其三中，也这样记载了所见所闻：“酋长虬髯客，豪商碧眼胡。金轮铭武后，宝塔礼耶苏。”其《羊城感赋六首》其四云：“祆庙火焚氛更恶，鲛人珠尽泪犹多。”1907年，俞明震任江西赣宁道时，作有《赣州杂感》，其二云：“自昔存祆教，深山鬼国迷。结成衰世果，愁到万家啼。”晚唐派诗人易顺鼎《山门峡》诗亦有：“江海日多难，祆祠半乾坤。衡湘复饥馑，沟壑困黎元。”皆视祆教为寇仇祸水，颇能代表晚清士大夫之一般排外心理。陈三立晚年隐居庐山，其《步庐下径闲望》云：“绝境支皮骨，影欲偶魍魉。祆庙飘磬声，孤虑与摩荡。”（《散原精舍诗》别集）虽诗境孤寒，但更多了几分审美的意趣。 又比如西洋舟车的迅疾，带给人们种种新鲜的的旅行体验，亦多为诗人们所喜吟咏。1853年，何绍基游澳门、香港，作有《乘火轮船游澳门与香港作往返三日约水程二千里》：“约三时许七百里，海行更比江行驶。不帆不篙惟恃炉，炉中石炭气焰粗。有时热逼颇难避，海风一凉人意苏。……初更月出门尽闭，止许夷车莽驰逐。层楼叠阁金碧丽，服饰全非中土制。止为人人习重学，室宇车船等仪器。其人丑陋肩骭修，深目凸鼻须眉虬。言语侏离文字异，所耆酒果兼牛羊。”激动兴奋的心情跃然纸上，洵为奇作，又记奇丽风土人情，开黄遵宪之先声。何又有《沪上杂书》，其三云：“驾火轮船处处通，火轮车法倍玲珑。马车更夺中原路，好到吴淞吃海风。” 黄遵宪《由轮舟抵天津作》：“华夷万国无分土，人鬼浮生共转轮。敌国同舟今日事，太仓稊米自家身。”华夷同舟，则描写了另一种乘舟的感受。易顺鼎《附泰西舟半日抵荆河口作》：“今朝岳阳楼下帆，昨日凌霄阁上酒。酒香在口未解酲，酒人在眼犹分明。”《由沪舟至闽署杂存十首》其二：“已历二千余里路，只行三十六钟头。飞行怪底逾常舰，此是贤王旧御舟。船名海晏。”仍是着眼于船速之快。樊增祥更有《读黄公度今别离诗戏成反其意有序》，反黄遵宪《今别离》意而为之，写舟车迅疾给现代生活带来的便利：“今兹五大洲，断无百日途。三江即户庭，五岭犹门闾。清朝发玄圃，逮暮息苍梧。仙家独到处，今与四海俱。”又有《火车去来经广武隧道戏咏》：“蚁柯里作须臾梦，鱼腹中行成斛船。”《黄河铁桥辘轳格》：“信有异人师造化，直将平地易波涛。天孙争及欧西巧，岁岁银河费鹊群。”又陈曾寿《八月乘车夜过黄河桥甫筑成明灯绵互无际洵奇观也》：“万点华灯照秋水，一行灵鹊化明星。横身与世为津渡，孤派随天入杳冥。”写车过黄河大桥所见绚烂的夜景，皆为自古诗人所无。 又记异域之新奇事物，虽然不是每个诗人都有机会象黄遵宪那样壮游亚洲、欧美，写出《樱花歌》、《锡兰岛卧佛》、《伦敦大雾行》、《登巴黎铁塔》等富丽篇什，但此类题材仍有一些诗人涉及。如同光体闽派诗人陈宝琛，1906年赴南洋为铁路募集股款，著《南游草》记载见闻。其《自威雷斯雷乘火车至大白蜡书所见》：“凿空真成绝迹行，只怜乱木不知名。烧痕匝地看俱尽，黛色参天尚幸生。”又《白蜡处处产锡山石皆作玉色西人锯磨以制器布地》：“锡石天留待卝人，山山如玉土如银。纵然碧眼饶机事，地宝犹支百十春。”又有对华侨悲惨生活的描述：“龙牙犀角斗新晴，似为波臣管送迎。月午西风吹密箐，分明文岛豕啼声。荷属文岛待华佣最虐，其诱卖者谓之猪仔，近有湖南、广西某某，皆以诸生罹诸毒苦。”及当地的水果特产等，如《海南百果相续多中土所无纪以绝句》其二：“茸茸红毛丹，色味赛荔支。或云即其种，无乃变于夷。”其七：“流连信佛矢，滑腻乃如脂。臭恶不可近，嗜者至典衣。” 又有种种对于现代都市的描绘，最多的当然是广州、上海。正如黄遵宪笔下的广州城：“百货均输成剧邑，五方风气异中原。”1868年，李慈铭到上海，也有这样的诗句来描写上海的繁华：“申江十里泰西市，红楼高栋修连蜷。钿车咽填动大地，珠帘参差遮远天。有时灯火动弦索，新妆万队齐压阑。游人目眩羁客醉，朱霞绰约明星悬。”又有现代都市之种种新奇事物，如易顺鼎《再登楼外楼戏题》：“十二阑干真上界，三千士女尽飞仙。性虽下可过颡也，有池设机器喷水。心不同如其面焉。有哈哈亭，悬十大镜屏，照人面，圆椭不一。鸦雀惟闻沸人海，东坡诗：“市人与鸦雀，浩浩同一声。”鸢鱼竟不隔天渊。池中畜金鱼数十尾。登临都作辘轳体，有升降梯，不劳足力。呼吸早通阊阖天。”传统的登高题材，竟包含了哈哈镜、喷泉、电梯等现代名词。辛亥革命后，易在上海，作有描写飞艇之诗：“何物行空中，而能使不坠。昨者观飞艇，仰面与天对。点缀到太虚，正如片云翳。私奔太白星，又似织女婢。须臾忽无睹，自咎双眼暧。”后又有《南苑观飞艇歌》等。 据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增祥又以之洞禁士夫为文用新名词，有句云：'如有佳语，不含鸡舌而亦香；尽去新词，不食马肝为知味。’巧譬生新，亦为之洞激赏者也。”但其实樊增祥的诗歌当中新名词并不少。如他也有写飞艇的诗，《赋得飞艇》其三云：“万人海上观奇器，羊角抟扶在眼前。下击恐多兵死鬼，汽球、飞艇皆战斗品。上升俱是肉飞仙。公输削木惭为鹊，梁武牵丝愧放鸢。输与西方美人巧，飞车而后复飞船。”又他的《读黄公度今别离诗戏成反其意有序》，《序》云：“余夙爱公度此诗，首火轮舟车，怨速去也。次电讯，恨言之不长也。次照片，恨不得语也。终乃寓之于梦，则古今同然，不尽今别离矣。……而况飙轮奇快，电语通灵，万里之往复，犹一身之脉络。古有飞仙，殆不是过。何所庸其僝愁哉？”其二咏电报：“朝来问平安，夕报言佳善。门前白杨竿，离若两行雁。机中粉纸条，一字一珠贯。所嗟钱囊涩，字字银蚨换。电语不能详，飙轮附芳翰。繁简与短长，因风讬方便。……针磁两头引，肺腑霎时见。此线无绝时，妾肠何由断。”其三咏照片：“西人錬药水，涂傅玻璃表。摄影入其中，虎头呈画稿。散为百东坡，付之三青鸟。别久见容光，明月入怀抱。”皆新奇可喜，足与黄遵宪诗并存。 另如《车中杂忆都门近事记之以诗》其二：“眉妩画从京兆始，服妖拾得大秦余。近日衣装紧狭，多袭洋派。”《爽翁惠咖啡余误为鼻烟》：“苦说茄菲是淡巴，荳香误尽勇卢家。”《邠州刺史馈梨五十颗赋谢》：“然终一宗长百果，削枝剪叶非吾徒。西人种树取整齐。”《次韵奉和少保师再游南河泊七言六韵》：“举座无人吮雪茄，外国烟名。谁曾杯酒悸弓蛇。”《消夏四首》其四：“洋瓶厌饮荷兰水，京信常封茉莉茶。”《午窗即事限灯字韵》：“欲买机轮师造化，郇厨多制唧令冰。西馔冰唧令极甘美，暑中以机器为之。”《阅新闻纸》其一：“悔不早教虫蚀尽，却供万灶起炊烟。”记录种种西洋舶来新鲜事物。又《邢翰臣茂才见余诗别拟出句云诗因斗韵急难就亦佳语也再赋四律索翰臣和》：“科学独高群玉府，时方整顿高等学堂。矿山催办五金材。”《续咏柳絮八首》其五：“世界竞争天择少，虚空圆转地球多。”《赋得女学堂十四韵》：“传闻妇学盛东京，兴起支那女弟兄。……铅黄自昔留污点，钗弁于今要竞争。绝国语言娇乳燕，大家讲义啭春莺。……标本室中花样巧，体操场上柳枝轻。……横舍各安娘子位，陆军常备美人兵。地球渐逐秋波转，天柱都将玉笋擎。治外法权操女手，自由婚嫁顺人情。……成就国民四百兆，中分一半是娥英。”其中所反映观念皆可谓进步。 虽然与黄遵宪相比，清末民初的这些旧体诗人们还缺少创新的自觉，毕竟他们大多是以学习唐、宋诗为旨归的。但身处时代巨变之中，他们仍然一点一点地推进了旧体诗的变革，为旧体诗输入了新词汇，开辟了新风格。在同光体诗人中，陈三立的诗歌又是较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其他同光体诗人，如沈曾植、郑孝胥等，诗歌中并没有他那么多的新名词。当然，所谓现代性，并不仅是指诗歌中用一些新名词而已。正如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所云：“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州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陈三立当然不属于诗界革命派，但我们从他的诗歌当中，一样可以看到过渡时代，旧体文学向新体文学的演进。而且这种演进，其实还存在在一大批和他同时代的旧体诗人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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