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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除了执在天子手里的镇圭和加入了五行系统的“青圭”外，玉圭最有名的就是有邸之圭了，也就是上一章详细介绍过的“四圭有邸”和“两圭有邸”。这种复合玉礼器，站在现代角度，既可以把它算作一种出廓璧，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种以玉璧做“底”的组玉圭。反正它们是两千多年来曝光率最高的玉礼器，除了祀天“大旅”的四圭有邸和祀地之“旅”的两圭有邸外，祭祀社稷、祭祀四望、祭祀五岳概用两圭有邸。玉圭这种基因来自古兵器的远古遗绪以超乎想象的丰富多彩支撑起了玉礼器的半壁河山。 公元1083年，农历十一月初五。三十五岁的宋神宗赵顼服大裘、被衮冕，从殿中监手中接过一支尖顶的条状玉器进入了圜丘土坛。之后他伴随着宫乐的反复奏响和暂停，不断重复着执玉匍匐、搢（插入腰间）玉上香的仪礼。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最为重大的吉礼——祀昊天上帝，配享此次大礼的是宋王朝的开创者：太祖赵匡胤。而在这个吉礼中，被神宗皇帝用来向上天和祖宗表达敬意的礼器就是那支尖顶的条状玉器，也就是中国古代玉器中著名的“六器”之一：玉圭。 一、王者之圭 周礼规定王视朝服皮弁，则皮弁为王最常穿着的礼服，也必是最常与镇圭组合的礼服。此图中，王所执之长条物微有尖顶，即镇圭。因为汉代以后的玉圭已经基本为尖顶，《周礼·春官·典瑞》：“王搢大圭，执镇圭”。周礼规定于冬至日祀昊天上帝，很明显，1083年的冬至必是十一月初五日，看来宋神宗从日期到装束都在恪守着“礼”的规定。根据《周礼·考工记》的说法：“大圭三尺”。周代一尺是多少已经无可考了，不过鉴于《周礼》多半出自西汉，用汉尺来换算大约也错不到哪里去。汉代一尺等于23.1厘米，那么大圭就长达69.3厘米，一根近70厘米长的大石头条子插在腰里，真是又累赘又沉重，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古代帝王如果不是大个胖子怎么受得了。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夏代玉圭 玉斧，或者说是玉制的斧形器，它们在中国各个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是常见之物。它们或许叫做玉斧,或许叫做玉钺,或许叫做玉锛,或许叫做玉戚。其实都差不多，起源都是石斧，也就是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兵器。在上一编里，我们曾经顺带介绍过一件国宝级的文物——鹳鱼石斧图彩陶缸，那上面就绘着一柄石斧。根据此陶罐为巫王瓮棺的判断，则石斧就象征了巫王的武力。石斧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玉斧们了。我们知道，史前文化中很多玉器都是从石器中升华而来，当它们脱离石器的行列时，就摒弃了石器的实用功能，成为了纯粹的地位象征。当玉制的斧形器离开石斧之属后，它就升格成了原始王权的象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征伐是一个部族最大的两件事，其权柄皆操于巫王。像玉琮这种从环镯而来的玉器，最后成为神器代表了巫王的神权；而像玉斧（形器）这种从战斧而来的玉器，最后就成了巫王的权杖代表了他的王权。
安阳妇好墓出土商代玉圭 龙山文化玉钺 这些玉制的斧形器通常出土于各文化最高等级的墓葬坑中，比如良渚文化：良渚文化里的玉制斧形器被称为玉钺，良渚中期和晚期的玉钺体型特别扁薄规整，两面均经高精度抛光，刃缘未曾开锋，也没有任何使用痕迹。这就说明，最晚从良渚中期开始，玉钺就脱 齐家文化玉铲 离石斧，不再具备兵器的实际功能而成为一种象征物；在已发掘的良渚墓葬中，出琮和三叉形器的墓葬必定伴出玉钺，玉琮与玉钺的共存度达到了100%。在与玉钺伴出的玉琮上全部带有良渚神徽，我们上一章介绍过那就必然是良渚人的神器；同时，玉钺仅见于以玉器为主要随葬品的良渚大墓，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有玉钺和玉琮的大墓即为巫王之墓。玉琮象征神权而玉钺象征王权。另外，它们通常放置于墓主的胸前，如果玉钺绑缚之木棍没有朽烂依然存在的话，大概它就应该是执于墓主手中的，因此可以肯定它是巫王的权杖，象征着巫王的世俗之权即专“戎事”之权。所以，从镇圭形似玉斧形器加长版来看，玉斧形器的权杖基因在部族发展成国家后沿革了下来，加长后演化成玉圭，继续着它王者权柄象征物的身份。 二、兴盛的圭族玉圭是玉礼器里的主力，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六器，也是六瑞。“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这段话已经反复在本书中出现，从王到伯，手中执了不同级别的四种玉圭。这四种圭都什么样子呢？或者说是用什么做标准来区分的这四种圭呢？又要到《周礼》里面去找答案了。谁知道，这一找竟然找出了远不止四种玉圭。《冬官·考工记》：“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 Ý玉斧到玉圭 这三张图把它们这么放在一起是很有点意思的：左边是龙山文化出土玉斧；上面是《古玉图考》所录的镇圭之图；右边是清宫旧藏御题商代玉圭。两件实物加上图录一摆，之间的渊源不言而喻。有趣的是那一道孔，玉斧是兵器孔，是用来捆扎木棒的，镇圭只是用手来执的，要孔做什么用呢，穿绳挂在腰间吗？那显然不可能，镇圭毕竟不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哥大手机，帝王们不会肤浅到把信物挂在腰上来显示威仪的。这个孔之所以保留下来，参阅《仪礼》就能找到答案：聘礼中作为信物的玉圭是要“垂缫以受命”的，那些表示受命的彩色丝线当然要给它们留一个孔洞来系扎了，原来此孔的功用就代表了玉斧进化成玉圭是“礼”的要求：伯守之；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祼圭尺有二寸，有瓒，以祀庙；琬圭九寸而缫，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规，以除慝，以易行；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谷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好复杂！有关玉圭的记录是《考工记》里玉部分之最，这也证明了玉圭确实是玉礼器里最悠久、地位最独特的一种。在这一堆的玉圭里，很明显作为六瑞的四种圭是用尺寸来区分的，就是说它们长得应该一样，其实就是不同型号的镇圭，也就是不同大小的升级版玉斧。除大圭外，剩下的那些玉圭我们还没有介绍过，它们分别如下。 从汉代以后，皇帝祭天、祭地、祭祖宗以及祭各路神祇，手里执的都是这样的玉圭了，它的形状几乎就是传统戏剧里的令箭。从赵顼祀昊天上帝的仪礼分析，至少在祭祀时做皇帝并不是一个舒服的差事，光是这个尖顶在不停地搢圭动作中，就足以让皇帝的腰部硌得难受。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做皇帝就会有做皇帝的代价，这个道理我们从玉圭的尖顶上就可以领略一二
三、青圭礼东方玉圭的家族虽然庞大、杂驳，但真正著名的，还是见于历代各种祭礼上的那几种。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名气最大的那个“以礼东方”的青圭。这其实牵涉到周礼里面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一个是“兆五帝于四郊”，另一个是“五时迎气”。对于这两个概念的阐述，《周礼》本身较为晦涩，不大符合我们现代人的逻辑习惯。倒是《通典》里解释的较易为我们理解，大概是《通典》编纂于唐代，比之汉代离我们近了一千来年的缘故。《通典·吉礼一》如此记载： 首先是迎五时气与祭五方帝：“又王者必五时迎气者，以示人奉承天道，从时训人之义。故《月令》于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气之神于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黄帝，秋以少昊，冬以颛顼”。 其次是介绍祭坛所在地：“其坛位，各于当方之郊，去国五十里内曰近郊，为兆位，于中筑方坛，亦名曰太坛，而祭之”。 最后是玉礼器出场：“礼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珪礼东方，赤璋礼南方，黄琮礼地则中央也，白琥礼西方，玄璜礼北方。’牲用犊，及币各随玉色”。 这是一个典型的“五行”系统。它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在离周代都城五十里的东、西、南、北四郊要各立一个祭坛，这是个什么坛呢？叫做太坛或者方坛，方坛就是某一方向主神之坛。这四个方面的主神是干什么的呢？是主王气的，而这个王气是随四时变化而转化的，因此这四个方位实际代表的是春、夏、秋、冬，东方代表春，南方代表夏，西方代表秋，北方代表冬。 且慢！到目前为止我们说的都没有“五”，全是“四”啊。是的，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说的都是《礼记·月令》里的说法，而上面引的《通典》里的则是《周礼》的说法。到了《周礼》的体系里，一切都变成“五”了：四时中加了一个所谓的“季夏土德王日”，生生变成了一个与自然作对的“五时”；与之相对应的方向里，理所当然地就加了一个“中央”；然后再说颜色，四时加的是“土德王日”，方位加的是中央，不言而喻颜色当然就要加“黄色”，于是果然就加“黄色”了；到此时，一切都从“四”变成了“五”，五帝终于可以登场了！否则这五位古圣王，就得生生站在这个代表天以下之万物的体系外，这将是多么糟糕的结果。这下好了，这五位终于可以一个方向站一个，各管着一个季节了，就是“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黄帝，秋以少昊，冬以颛顼”。 最后，所有的“五”都配套了，压轴戏终于可以出场了：“青珪礼东方，赤璋礼南方，黄琮礼地则中央也，白琥礼西方，玄璜礼北方”。这一分析下来，毫无疑问，本应在《礼记》之前出现的《周礼》，实际年纪必然比《礼记》要小，《周礼》为汉儒伪作想必不谬。这就是六器中除了玉璧以外另五种的用途，天子于“五时”之日，率三公、九卿、大夫到相应之方位的方坛，用相应的玉礼器迎“王气之神”。当然，青圭的功能就是在立春之日，天子率众用它来礼东方之“王气之神”，顺便也祭奠一下太皞这位古代圣王。至于制作青圭的材料就不用置喙了——和田青玉也。 除了执在天子手里的镇圭和加入了五行系统的“青圭”外，玉圭最有名的就是有邸之圭了，也就是上一章详细介绍过的“四圭有邸”和“两圭有邸”。这种复合玉礼器，站在现代角度，既可以把它算作一种出廓璧，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种以玉璧做“底”的组玉圭。反正它们是两千多年来曝光率最高的玉礼器，除了祀天“大旅”的四圭有邸和祀地之“旅”的两圭有邸外，祭祀社稷、祭祀四望、祭祀五岳概用两圭有邸。玉圭这种基因来自古兵器的远古遗绪以超乎想象的丰富多彩支撑起了玉礼器的半壁河山。 信息来源：玉满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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