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向来认为，中医在最高境界上是一种哲学，同入仕做官的读书人倒是相通的。范仲淹的人生理想就是“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良相治国平天下，救民于水火；良医悬壶济世，救死扶伤，都是为了天下苍生。 当然，行医必须要有原则，第一就是讲究君臣佐使。这一切真如士大夫们所想吗？ 中医的哲学 光绪六年，慈禧太后的病持续了整整一年。张之洞在一封写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密信中，提出要从民间请医生，并援引了乾隆年间，徐灵胎两次应召入京诊宫闱之疾的故事。 这样一来，直隶总督李鸿章、山西巡抚曾国荃、江苏巡抚吴元炳这些封疆大吏们纷纷“出手”，推荐了八名医生相继进京。有意思的是，这八名医生其实大部分是地方官员。 山东候补道薛福辰是主治医师，自习医书，历时五六载，精通诸家医书，为外交大臣薛福成长兄；湖北盐法道程春藻曾治好过李鸿章母亲感染的暑疾；浙江鹾尹薛宝田的曾祖父薛梅苑曾以八十多岁高龄驰赴易州，治愈了乾隆帝十额驸的病。八人持续诊疗一年多，总算把太后的病给治好了。 古代非常讲究孝道，为孝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双亲的赡养，所以为了疗君亲之疾，很多读书人也会因此学医。很多官员都以自己懂医术而倍感自豪，玩味其中而不能自拔。刘禹锡属于典型的“久病成医”，三十年持之以恒，遂成良医。他曾说:“生疾不必太忧心，三治七养谨而慎。” 陆游的医术更加精湛，他写过一本《续集验方》。南宋淳熙二年，陆游在成都为官时，在街头煮大锅药给患者服用，救了很多人。 最有名的官员医生要数张仲景。在长沙太守任上，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  “医圣”张仲景 明朝辽东巡抚王化贞在朝为官，最让其出名的不是政绩，而是他的医术，很多达官显贵直接找他看病。他根据《本草纲目》为蓝本，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将各种单方、验方按病名分为中风、破伤风、伤寒、瘟疫等150余类，著成《普门医品》48卷之多。 不光如此，王化贞还极善于处理朝中大佬之间的关系。明末时，内阁大臣的能力远不如张居正、高拱那帮人，但内部党争却更为惊心动魄、错综复杂。王化贞作为东林党领袖叶向高的门生，但又和楚党等其他派系关系不错，甚至连阉党对他印象也很好。在朝廷之中，王化贞可谓如鱼得水，春风得意。 医方也是政方 在古代，大夫本是官名，有御史大夫、谏大夫、太中大夫、光禄大夫等名。所以，把医生叫做大夫，是对医者的尊称。 古代的读书人，多多少少都是懂得一点把脉开方的，这其实就是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本是指君主、臣僚、僚佐、使者四种人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其实在用药搭配和治理朝政，完全一样，也应分个轻重缓急。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药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什么意思呢？君药，就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其药力居方中之首。臣药则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的药物。余下的佐药和使药的分量就更轻了。如“麻黄汤”是治疗伤寒的方剂，由麻黄、桂枝、杏仁、甘草四味药组成。其中麻黄是君药，发汗解表；桂枝是臣药，协助麻黄解表；杏仁是佐药，助麻黄平喘；甘草是使药，调和诸药。 再拿慈禧治病一事来说。医疗小组的医生多了，七嘴八舌，各有主见，甚至大相径庭。当时朝廷因崇厚擅签《中俄伊犁条约》，受到“清流”的严厉抨击，李鸿藻、张之洞等一干人力主杀崇厚、废《条约》。俄国恫吓说，中国如果杀使臣，废条约，他们就派军舰来华开战。左宗棠主战，而办理洋务的李鸿章，则讥讽“左帅主战，不顾国家之安危，把握何在？空言浪战，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 张佩纶将这种争论和慈禧太后看病相类比，他私下评论说：目下朝中甚为惊恐，而主和主战仍无定局，可叹也。李相（鸿章）处无音问至，不知海防如何？群医集阙下，亦复议论不一，薛直隶荐、汪山西荐，主温补，太医用凉剂，江南马医主滋补。此数人之治病，正如时贤之治国矣。 表面上是医生们意见不同，背后却是作为推荐者的朝中大员们在暗自角力。士大夫们的理想状态是：君为主导，臣既为君提供辅助，又照顾君顾不到的方面，还提供对君的制约，与君构成适中的平衡状态；而佐使，既是进一步展开君臣形成的作用，更是对君臣形成的态势进行调节。 这些小九九，慈禧这种老江湖岂会不知。从流传下来医方看，慈禧允许医生各抒己见，并在方子上各自署名。按照翁同龢观察，太后其实并不服用医生的处方。  太平方下太平官 历史上，不少皇帝喜欢寻仙问道，但也有个别坚持“上医医国，其次疾人”的理念，一边医自己的国，一边医自己。 万历十八年的大年初一，内阁大臣申时行一行给皇帝拜年，问：皇上近来进药否？上曰：朕日每进药二次。 时行等云：皇上须慎重拣选良药。上曰：医书朕也常看，脉理朕都知道。 在医家看来，皇帝真的知己病吗？非也！只是看破不说破，谨守君臣之道而已。 汉和帝时的名医郭玉曾经对皇帝有一段总结：皇族权贵不懂医理，但却倨傲自负；皇族权贵生活任性，不遵医嘱，“将身不谨”；皇族权贵养尊处优，身弱不敌药力；皇族权贵好逸恶劳，有病调理不易痊愈，不找自身原因，易埋怨太医是庸医。 所以当太医心里压力太大，“心怀怖惧以承之”，还不如作为一个官员，偶尔兼职看病，看得好固然得赞，看不好也没有那么大压力。严嵩感染了风寒，略懂点医术的他自己开方抓几副药，吃后不仅不见好，反而更加重了，便立即来到专业医生那里诊治。 光绪皇帝也喜欢自己开方子。在病重之际，不听医生之言，自己开方，让太医们照办。他死后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医士忠勋等均以“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的罪名“即行革职，带罪当差”。皇族的病不好治，又怕随时开方把脉不准确有“杀头之罪”，所以治病的医官养成了开“太平方”的保命习惯，须知越开“太平方”越不太平。 薛福辰因为给慈禧看病，不让回家，其妻儿老小在瘟疫时，却无法照顾，一个女儿不幸夭折。后来，薛福辰调补直隶通永道，陆续担任顺天府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职，是八位医生中晋升官位最高者。慈禧太后给薛福辰赠的匾额题字为“职业修明”，这对一个当过顺天府尹的主官来说，应该也是很特别的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