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19年10月师友赠书录（上）

《国史千秋：点校本二十四史国庆七十周年纪念珍藏版》

2019年9月19日，中华书局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了国庆七十周年纪念珍藏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捐赠入藏仪式。中华书局捐赠两部该书给国家图书馆，这部放大本的《二十四史》装订为242册一部，均为精装布脊，中华书局制作的国庆七十周年纪念珍藏版，总计制作了2019套，以此符合其制作年份，该珍藏版全部编号发行，此次捐赠给国图的两部纪念珍藏版分别为110号和1909号。其中110号乃是源于国图成立110周年，而国图的前身乃是京师图书馆，该馆的筹建时间为1909年，可见中华书局选此两号赠送给国家图书馆，有着特别的含义在。

中华书局为制作此纪念珍藏版，在装帧方面下了较大的工夫。就开本而言，比以往的绿皮本要大出一截，并且全部制作成了精装本，封面为红色，书脊贴以织锦，该织锦为中华书局特意定制，图案选自著名的出土护臂。1995年10月，中国—日本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墓地上进行例行考古挖掘时，发现了一个色彩鲜艳的织锦护臂，上面织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而中华书局将此图案用做书脊，以此表明国运悠长。

我有幸参加了这个盛会，在此仪式上获赠此册。仪式举办完毕后，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举办了同题讲座，他用图片加讲述的方式，用了近三个小时，详尽地讲述了点校本《二十四史》的编纂史。此书流行最广之本乃是绿皮平装，以往我也是使用该版做为案头工具书，并且我还藏有少量的点校本校稿，但徐俊先生的讲述却有很多细节，是我未曾听闻者，故这场讲座令我获益非浅。原来此书之成，有那么多曲折的故事，并且有一系列重要专家的参与，他们的辛酸苦辣少有人知，而徐俊先生的讲述能把这些人在各方面所做的贡献一一串连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徐俊先生搜集了大量相关的照片，甚至有些批校本的来源，乃是他通过私人从市场上找到者，可见徐俊先生为准备此讲座的下了不小的工夫。

《国史千秋》一书讲述的正是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出版历程，书中公布出许多原始资料，同时讲到哪些人对哪一史贡献最大，以及何人总其成。听到这样的讲述，更加让我感佩那一代学人在治学方面的精专态度。

 

《你消失的那一夜》，（日）中村文则著，（中）万鲁建译

承问津书院掌门人王振良先生之约，我前往天津举办一场讲座，该讲座乃是天津市委宣传部与天津市阅读推广办公室联合举办的海河名家读书讲堂。9月6日我来到天津，在问津书院见到了王振良与另一位讲座人徐雁先生，徐先生正忙着在翻阅振良兄所藏之书，兴奋地说，又从这些藏书中找到一些书厄史料。徐雁兄仍然习惯于用笔抄录，而近二十年前，徐雁先生来寒斋也是这样奋笔疾书，他几十年不变的习惯令我叹服。

一同相见者还有万鲁建先生，两年前我到问津书院讲座时，也同样是源于王振良的介绍，与万先生相识。万先生看上去腼腆而纳言，然而他在学术研究方面却颇有成效，更为难得者，他也有淘书之好，我在微信中时常看到他淘书的照片，其对史料收藏之勤，堪称徐雁先生之亚。

此次见面时，万鲁建赠送给徐雁及我每人一册该书。我以往知道万鲁建在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未成想，他在文学翻译方面也有成果。王振良介绍说，万鲁建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难怪他有这么好的日语基础。

颇感遗憾的是，万鲁建翻译的该书乃是一部小说，从腰封的介绍来看，此小说乃是有关连环凶杀案，如果年轻三十年，仅腰封上的几个字，就能让我彻夜不释手，但如今马齿徒长，读书变得颇具功利性，现在无论是买书还是读书，首先考虑的是有没有在写作上具参考价值，而小说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近些年来虽然也获赠过几篇小说，但我将读小说，尤其是读长篇小说视为畏途，这并不是说明我的情感在退化，而是担心自己读进去后欲罢不能。而万鲁建翻译的该书，我仅翻看了第一页，就感受到了故事给予我的吸引力，于是我果断放下该书，不想让自己被吸入读小说的深渊中。想到这一层，颇有负万鲁建先生的美意，而其赠书之情，我却感念于心。

 

《周退密先生题签集》，沈迦编

此书为沈迦先生所赠。该书设计成横式32开精装本，书中所收均为周退密先生所题书签，对于书签之来由，许全胜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以典雅之语作了如下简述：

书籍题签何昉乎？曰自有典册以来即有之矣。《尚书·多士》有云：“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其在殷商之世乎？古书皆单篇别行，简册卷束，无由知其所著，故篇题恒书于简背，近年出土之战国简书犹存其制，若上博简之《恒先》《内礼》《吴命》《容成氏》，清华简之《传说之命》《周公之颂志》《赤鸠之集汤之屋》《殷高宗问于三寿》等，指不胜偻矣。前古竹帛，迄未发现，参观推求，疑复如是。而秦汉因循，固无论矣。

对于书签的沿革史，许先生又说了这样一段话：

魏晋以降，简策式微，儒释经卷，大行于世，纸画界栏，犹竹简之形也，篇幅首尾、缯背锦帙，皆有题签，俾便检索也。逮天水一朝，雕版大盛，改卷为册，题签封面，爰及函套，势在必行。至于近世，洋装书籍，亦如此式。古今嬗变之迹，较然可知也。

大约十几年前，我在上海见到许全胜先生，然不知作此序之人是否与我得见者为重名。但这篇言简意赅的序言却让我佩服，作者的高度概括力。

之后则是沈迦所撰编者小语，他谈及去年所编的《立雪：宽斋藏周退密诗翰》一书在市场受欢迎程度，并且说，他将该书寄给了周退密远在澳洲的孙女周京。周京女史夸赞说，这是以他爷爷名义面市的书中，最漂亮的一本。正是这样的夸赞之语，使得沈迦有再编一书的念头，于是他就从收集周退密所题书签来下手。

但没想到的是，周老人生态度豁达，他平时题签随写随赠，并不留底稿，甚至连样书都不保留，这种状况出乎沈迦意料之外，于是他就在自己公微号内发起征集周退密书签的号召。他的召集令受到了书友们的热烈响应，到2019年6月，他已收集到140余种，而后他将这些书签分为三编，甲编为周老为他人著作所题签条，乙编为周老为自己著作题写签条，丙编则是已题写好后，因各种原因未曾刊印者，经过斟酌，沈迦将前两种书签编为此书，而丙编暂不编入。

沈迦在本书的《后记》中谈到，他没有为这本书写一个字，很多工作都是由朋友们共同协助而成，他在后记里还列出了提供书签者的大名，其中有我熟识的陈子善、韦泱、董宁文、曾诚等朋友，此书印数500册，属非卖品，出版单位署名物外社，我不知这是否为沈迦的另一个堂号，但我知道是沈迦先生的号召力，才有了此书之成。

 

《伏枥集》，沈津著

此书为沈津先生所赠，从目录中可窥本书大概内容，其主体部分乃是谈论张元济、顾廷龙、瞿凤起、赵万里等目录版本前辈大家，当代收藏家则讲述了印谱收藏大家林章松先生，余外则是沈津先生为一些当代版本目录学家著作所写的序言，还有一组文章则为目录版本学研讨会的发言，以及论述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30种日本所刊中国典籍的叙录。

本书中最长的一篇文章乃是第一篇《张元济与〈涵芬楼烬余书录〉》，阅读该文，让我了解到不少以往不曾知道的细节。沈津先生首先称：“在中国书志学、版本学的各种图书中，张元济的《涵芬楼烬余书录》及《宝礼堂宋本书录》是两部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著作。”而本书专谈前者，乃是“以此来纪念张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沈津先生的此文乃是从商务印书馆创建讲起，而后提到张元济主持馆务达五十余年的历史，以此来论述张元济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时，筹建该所图书资料室的细节。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乃是国内实力最为雄厚的印刷企业，故张元济在董事会的支持下，大量收购名家旧藏，傅增湘在为张元济的《校史随笔》所写序言中称：

招延同志，驰书四出，又复舟车远迈，周历江海大都，北上燕京，东抵日本，所至官私库藏，列肆冷摊，靡不恣意览阅。耳闻目见，籍记于册，海内故家，闻风景附，咸出筐藏，助成盛举。

正是这种百川归海之势，使得涵芬楼藏书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是那个时代的翘楚。后来因为发生了暴动，张元济未雨筹谋，从涵芬楼所藏中选出500余种最佳之本，合计5300余册，存放在租界地金城银行的地下保险库内。几年之后的1932年，商务印书馆被日本飞机炸毁，后来日本浪人又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使得涵芬楼所藏中外典籍50余万册化为灰烬。这个结果当然令张元济痛心不已，他认为这是自己的罪过，如果他不将这些藏书收藏在一起，让它们仍然散存在各地的话，就不会出现同毁于此的结果。古人所言的“多藏必厚亡”，于此得到应验。

好在几年前，涵芬楼藏书的精华已经储藏在了金城银行，但即使如此，张元济还是担心这些书日后的结果，因此他决定将此编一部目录，这就是《涵芬楼烬余书录》的缘起。而张元济是位认真的人，该书录编撰时间长达五年，此稿现藏上海图书馆，沈津先生对该稿进行了仔细翻阅，查证出哪些是张元济亲笔所批，哪些是他人校改的字迹。

沈津先生又提到该《书录》稿完成之后，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曾被利用过一次，那是因为顾廷龙和潘景郑编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而这段叙述也是我以往未曾留意者。沈先生还提到当年撰写《书录》初期，曾参阅过孙毓修所撰《涵芬楼秘笈》跋语，沈先生在文中将一些书录篇章与《涵芬楼秘笈》的孙氏跋语进行了对比，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异同。

对于书录的最终定稿，沈先生则提及1949年时，张元济已经83岁，体力明显衰惫，并且在该年底，张元济参加宁波同乡会的成立大会时，突发脑血栓跌倒，于是书录最后乃是请顾廷龙予以完成。张先生在书录的序言中写道：“稿成，储之箧中，未敢问世。馆友李拔可敦促再四，前岁始付制版。工仅及半，余以病阻，事遂中辍。拔可复约顾子起潜赓续为之。”

沈津先生还查阅了《书录》出版前的校样本，他说该校样上还有胡文楷的校笔，而对于本《书录》的出版，沈先生在文中给出了这样的数字：

以上数字总计547部5000余册。据涵芬楼原藏善本的统计为3745种35083册，据此则烬余之数尚不足原藏之15%，其余85%有余均不幸在轰炸中灰飞烟灭。

此后，该文又谈到了日本学者高桥智处存有一份顾先生据胡氏增补本的过录本。前几年，在几次会议上见到高桥智先生，每次都听他谈论其所藏的日本版《论语》的细节，却未曾听他谈到过还有这样一份过录本，而正是沈先生文中的所言，让我有了下次与高桥智聊天的话题。

沈先生此文将《涵芬楼烬余书录》的缘起和曲折过程，以及最终的结果娓娓道来，读这篇文章即可窥得当年爱书人为了典籍的保存，是何等尽心尽力，而沈津先生在本书中还谈到了不少以往我未知的掌故，这正是我阅读本书所得到了愉悦和收获。

 

《钱德洪集》，钱德洪著，朱炯点校整理

去年我在余姚寻访时，得到朱炯先生的大力协助，当时他就告诉我，近几年来正在编纂《钱德洪集》，而我更为关心钱德洪的遗迹，朱先生遗憾地告诉我，这些年来他经过查找，未曾在余姚寻得与钱德洪有关的任何遗迹，这个结果令人沮丧。而今我收到了他点校整理的这部厚重大书，还是由衷的感佩朱炯先生在搜集文献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我对钱德洪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其乃是王阳明最著名的弟子之一，天泉论道时，虽然他与王畿观点不同，但他们却是王阳明思想的两大传人。嘉靖十一年，二人前往北京参加廷试，又登进士，我不知道这两位重要人物在一同前往北京时，会不会各自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他们理解的王学思想不停的进行争论。二人的史料留下来的并不多，朱炯在本书的《编校说明》中讲到了这多么年来，人们对钱德洪文献的收集，可惜的是钱德洪的《绪山会语》等重要著作都失传了，这给研究钱德洪思想带来很大困难，虽然也有学者从各种文献中辑佚出一些文献，但是数量有限。而难得的是，朱炯先生找到了康熙四年钱林修《新镌吴越钱氏续庆系谱》，本谱的发现为研究钱氏生平和家族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更为难得的是，朱炯在该家谱中发现了钱德洪的十三篇佚文，也许正是如此，使得他有了编纂此书的想法。

该书总计分为十二卷，卷一乃钱德洪的语录，卷二到卷十乃是钱德洪分体著述，包括杂著、传、赞、诗作等，卷十一为朱炯为钱德洪所制年谱，卷十二为不同的人为钱德洪所作传记、唱和及来往手札。从编纂体例来说，可谓完备。

因为写《觅理记》的关系，我对钱德洪的语录很感兴趣，从中可以读到他对阳明思想的一些解读，比如他称：

天地间只此灵窍，在造化统体而言，谓之鬼神；在人身而言，谓之良知。

戒惧即是良知，觉得多此戒惧，只是功夫生；久则本体功夫自能相忘，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一熟耳。

“致良知”乃是王阳明的三大观念之一，如何对此进行解读，王阳明的弟子们各有各的说法，而以上乃是钱德洪对“良知”的理解。当然，主观唯心主义关心本体论，钱德洪对此有这样的认定：

除去好恶，更有甚心体？除却元亨利贞，更于何处觅太极？平旦之气，好恶与人相近，此便是良心未泯。

还有些语录乃是问答体，比如有人向钱德洪请教“顺境逆境”问题，钱的解释是：“眼前所遇，何为顺逆？顺逆俱从心生。农夫耕田，遇雨便喜。若行路遇雨，便不悦矣。心有意必，何处非逆？”看来一切都是心态的变化，若以心为出发点，则无所谓顺逆。

此外，钱德洪在观念上，其实与王艮并不相同，但他所撰的《奠王艮文》，却对其有着很高的夸赞：“良知之明，万古一日。濂洛既远，此意几熄。惟我阳明，独指其的。吾党信疑，或未协一。惟我心斋，克践其迹。志果而确，功专而密。求志安丰，匪徒隐逸。”看来，如何来看待钱德洪跟王艮的关系，仍然需要深入的探讨，而这也正是我读朱炯该书所得到的收获。

 

 《金薤留珍》，曹锦炎校释

此为该书责编傅笛扬先生所转赠。该书乃是影印民国十五年故宫博物院古物馆传拓本，书前有当时的馆长庄蕴宽所写序言，序中交待了所收印章的原印状况，可知此书的原印总计近1300枚，原本分为五匣，储存在紫禁城内的东壁图书府，这批印章主要是汉印，另外也有一些秦印。序中谈及收藏秦汉印以山东陈介祺为天下第一，他的《十钟山房印集》为古印玺中的名谱，民国十四年秋，故宫博物院成立，此后不久因时局不稳，庄蕴宽决定按照原谱编次，重新拓印24部。

然此民国间原钤之谱多年以来市面上未曾得见，我之所藏乃是民国影印套印本，可见当时故宫亦出版影印本，只是此印本究竟印制了多少部，我未看到相应文献。而乾隆年间的原谱更不知哪里有藏。细品庄蕴宽序言中的“就箧为谱”四字，似乎乾隆当年并未制成纸谱，然影印本前有弘历所书“金薤留珍”四个大字，第一个字的上端钤盖有“乾隆宸翰”四字御玺，此题款之后为嵇璜所书《御制古铜章歌》一首，而卷尾还有蒋溥、汪由敦、董邦达、裘曰修、观保、钱维城、于敏中等人合撰的恭跋，如此说来，我感觉当年应该有一部纸谱在。

该影印本后有曹锦炎所撰跋语，该跋仅称1926年故宫博物院传拓出版该谱，亦未提及乾隆时有纸谱在。曹先生在此跋中谈到了罗福颐统计中从明清以来到民国年间，所著录的印谱有146种之多，想来这句话乃是专指集古印谱。而罗福颐统计出除去重复和伪品之外，这些集古印谱总计收录古印约4万余方，能做出这样细致的统计，可见那一代学人做事是何等之认真。

对于为什么要影印这部书，曹锦炎在跋中称：“《金薤留珍》印谱所见的这些古代篆刻作品，除了呈现给读者从纸面上欣赏篆刻艺术魅力之外，更是研究古代职官、地理、姓氏谱系的重要珍贵资料，对于了解战国以降汉字的演变以及历史和文化的面貌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祁雋藻书法选》，刘长海、刘维东等编

此为三晋出版社赵亮亮先生所赠，乃山西文华编委会所编《山西历代书法作品大系》之一种。本书的《出版前言》首先谈到了祁隽藻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在清代书坛上，祁隽藻的书法是一座高峰；在山西历代书法史上，祁隽藻的书法同样是一座高峰。”

本书前有刘维东所写《祁雋藻书法述评》一文，文中引用了窦镇在《国朝书画家全录》中对祁隽藻的评语，其称祁隽藻与许乃普、陈孚恩、赵光为晚清四大书家。而后文中分体评论祁雋藻的成就，对于传主的书法所本，文中首先提到了祁隽藻之父祁韵士，虽然韵士不以书法名世，然其为翰林出身，想来书法上佳。

对祁雋藻书法有着直接影响者，首推那彦成。那彦成乃是大学士阿桂之孙，其家富有收藏，祁雋藻19岁时随父就讲于兰山书院，在此祁雋藻得到那彦成的赏识，并指授笔法，后来祁雋藻丁父忧，时任直隶总督的那彦成请其前往入幕达两年之久。祁隽藻在那里看到了那彦成收藏的许多名家墨迹，比如怀素的草书，宋拓的《淳化阁帖》、《九成宫碑》，以及米芾、赵孟頫等名人墨迹。祁隽藻在此还参加了《莲池书院法帖》的钩摹上石，此石至今仍嵌在古莲池书院进门入口右侧的碑廊内，我几次进入书院，都会细细观摩该套帖刻石，只是以往未曾留意其钩摹之工乃是出自祁隽藻之手。

另一位对祁隽藻书风构成影响的人物乃是黄钺。黄钺及乾隆朝进士，曾做过山西学政，后升至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他的楷书写得雄健有力，有颜体特色，行书则取法东坡，又精于鉴赏，故被任命为《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总阅官。祁隽藻16岁时就随黄钺学习书法，而他在38岁时又授命恭校《石渠宝笈》书画，这更加开阔了他的眼力，正是这些原因，使得祁隽藻的书法能呈现出多种面目。而本书内所收祁隽藻作品，乃是从全国范围内征集的底本，每一幅作品都经委员会详细审核，书后附有祁雋藻印存，另附有《名家论祁雋藻书法》，其中《清代翰林传略》就称赞祁雋藻为“一代书宗”。

六年前我曾前往山西寻得祁雋藻旧居，然已将此寻访过程写入书楼系列之中，而今筹措书法之旅，读到这册《祁雋藻书法选》，又让我萌生了重访其故居之心愿。

 

《遇见宋版书》，姜青青著

此书为姜青青先生所赠，然我却与作者未曾谋面，从资料上查得，他曾获得过2000年杭州市首届藏书家称号，说明姜先生亦有藏书之好，且颇有成效，而其现为杭报集团高级编辑，曾任过杭报集团编委、杭州网总编辑、研究所所长等职。

本书前有版本史研究专家顾志兴先生所撰序言。有趣的是，我跟顾先生有着二十余年的书信交往，却直到今天都未曾谋面。然这些年来，顾先生所出大作，我均有备，故对他的研究成果颇为了解。顾先生在本序中谈到了藏书家喜爱宋版书的三个问题：

一是宋版书去古未远，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原书的真实面貌；二是宋版书太过珍贵，当时刻印的数量稀少，经人研究，每次刻印一般在六十部至三百部之间，随着时间的汰洗，许多成了传世的孤本；再就是宋版书的纸润墨香也使人为之神往。

对于宋版书的印数，我以前未曾留意过，可见我读书之粗疏，而顾先生提及两宋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刻书，颇为著名者则是蜀刻、建刻与浙刻。相比较而言，杭州刻本最受人夸赞，他在序中引用了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的那段著名的话：

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刻板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为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对于这段话，顾先生认为叶梦得所说的“天下”当然指的是中国，但他觉得：“若说是全世界也不错”，因为“那时欧洲人还在用鹅毛笔蘸着墨水在羊皮纸上抄书，而我们杭州人已经捧着印刷精美、纸润墨香的宋版书在读书做学问了。”其热爱家乡之情真是溢于言表。

对于姜青青的这本书，顾先生在序中给予了如下评价：“青青这本书是专讲宋版书的，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目录学著作，而是搜集了大量清及民国以来的有关宋版书收藏、流布、刻梓的史料，加以融会贯通，连缀成书的。”

翻阅本书，果然如顾先生所言。姜青青书中所收录的二十个藏书、刻书故事，均起了正题和附题，正题均为七言诗句，附题则用吸引人眼球的网络潮语来解释之。比如第二篇《初刻严州本末休，几因字小遭沉湮”，附题则为“皇帝追捧的正宗原版《通鉴纪事本末》竟遭‘差评’”。书中第三篇讲的是《皇朝文鉴》的故事，起首一段即是：

淳熙四年（1177）十月初的一天，宋孝宗赵眘读书时突然连连击节称赞：“好书！好书！”原来，临安坊间书铺最近出版了一部江钿（福建建阳人）选编的《圣宋文海》，这部文学选集搜罗大宋知名文臣学士的一些辞章诗文。也是大宋文治天下，精彩文章多多，让这部书攒足了厚度，一个“文海”书名就可以想见这里面作品的宏富。

作者接下来用这种讲故事的笔调，谈到宋孝宗下令开雕重版《圣宋文海》之事，后来翰林院学士周必大在陪读中讲到了该书的问题，其向皇帝建议，不如借机重新编一部新的《文海》：“过了两天，王淮和李彦颖两位宰执奏事，孝宗想起周必大的建议来，便让两人推荐一位主编。李彦颖首推著作郎郑鉴，但孝宗似乎不太满意。王淮见孝宗眼光扫向自己，便举荐了秘书省秘书郎吕祖谦。”此后又几经周折，终于演变为《皇朝文鉴》一书。

《皇朝文鉴》刊刻之后，书版一直流传，今日所见印本大多为宋刻元明递修本，书名中的“皇朝文鉴”后被剜改为“宋朝文鉴”等，有的仅余“文鉴”二字。而这类递修本我见过多种。姜青青在文中所附书影亦有北大图书馆所藏的南宋麻沙刘将仕宅所刊刻的《皇朝文鉴》，不知姜青青是否见过原书，因为北大藏本书内的其他卷名称大多已经将“皇”字剜改为“宋”。而寒斋亦藏有该递修本，还曾经带着自藏本到北大图书馆作过逐页对比。

姜青青的书中还有一篇谈到南宋临安陈氏书籍铺刊刻的书棚本《江湖集》，该书最受人瞩目的是每个零种后面都刊刻有一行牌记，虽然牌记的文字略有差异，但牌记最后一个字无论是“印”还是“行”都会拉下长长的一笔，这正是书棚本的显著特点。这样的书虽然我在国图和天津图书馆见过多部，然而在市面上却仅见过一页，恰好是由牌记的这一页，可惜那惊鸿一瞥被友人夺去，至今引以为恨。

但是姜青青的着眼点显然不在这方面，他在该篇的起首就谈到了这样火爆的场面：

陈起（字宗之，号芸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开在洪桥（今杭州浣纱路与平海路交叉口附近）南侧、清湖河西岸的又一家陈氏书籍铺，这日隆重开张了。为配合新店应市，几天来他亲自督工精刻的一批唐诗新选本，如《李丞相诗集》《朱庆馀诗集》《韦苏州集》《李推官披沙集》，以及本朝岳珂《棠湖诗稿》等一经推出，很快出现“哄抢”局面，店铺的门板都被挤破。紧接加印应市，也连连告罄，预约订单如雪片而来，让这家营业才几天的书铺赚得盆满钵满。

当然，故事就是故事，如果有人问姜先生，你何以知道当年有这样火爆的哄抢场面？显然很煞风景。而作者在文中又猜测了为何《江湖集》都印成薄薄小册的原因：

为何推出的尽是薄薄一两册一种的唐人诗集？京城物价高，临安居不易，出版几十卷、上百卷的巨著需要投入的时间和资金成本都太大。小部头、一两册的书可以让资金流转得更快，方便经营。而且只要书品好，不在书本厚薄。一本书唯其质优价廉，读书人才会慷慨解囊。

这样的笔调与寻常所见的目录版本之文迥异，而作者为什么要这样下笔呢？他在《后记》中解释到：

本书写到宋版书的编写、雕印、流传、收藏以至传承，其中各色人等的悲喜、情怀、善恶等情感和品行，都有足够的史实依据，甚至不少细节也有所本。从这个特点来说，本书可谓是“硬核”故事。但这显然不同于那些“硬核”历史小说，凭借并不完整的文物或文献“碎片”来虚构人物故事，那纯粹属于文学创作。

文无定法，读者喜欢就是一切。想来姜青青的这部著作能够使得更多的人走入爱宋版书的行列。

 

《高克恭研究》，曹蕾、史长义著。

这一段查找高克恭的遗迹颇为辛苦，偶然在网上查得，北京房山区当地的一些专家编纂了一本《高克恭研究》，想来书中一定有传主的各方面信息，然而网上图片十分模糊，看不清出版社名称，而京东、当当、孔夫子售书网站中均无此书，无奈只好求助于布衣书局的胡同先生，胡先生称他那里亦无该书，但他恰好认识房山的书友，将代我问之。他很快给我回话说，国庆后朋友将会寄书于我，而后我就收到了这本像画册的书，而书里面果然有我需要的信息，这让我特别感念赠书的朋友。胡先生说，赠书人为栗景鸿先生，其现任职于房山的行政部门，乃是他多年的书友，为此我在这里郑重地向栗先生表达谢意！

高克恭是元代的大画家，他究竟是不是汉族人，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也有人说他是维吾尔人，也即以前的回鹘人，究竟如何，我也想查到相应的资料。想来待我细读该书后，会能有一些新的收获。

 

《嫏嬛书室丛稿》，林庆华著

此书为林庆华先生所赠，他在题赠语中赋诗一首：“中华文脉力维持，致敬先生喜未迟。嗟我灾梨成拙著，潮州一达帝京时。”其如此之谦虚，令我感佩。

该书前有黄赞发所写《岭南诗词萃编》总序，由此得知这本文集乃是该萃编九部中的一种。黄先生在序中称岭海诗社将迎来35年社庆，而这部丛书乃是社庆的献礼之物。岭海诗社每五年举办一次大庆，如此的有声有色，给颇为寂寞的诗词界添注了不小的活力。

林庆华本人乃是岭海诗社所办《岭海诗词》的副主编，同时还是潮州市政协潮州诗社副社长，可见他在诗词方面颇有造诣。他为该书所写的《弁言》乃是一首赋体，起道便称：

盖闻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大雅之奏，在乎鼓吹。自幸身非石麟，却获上苍眷顾；价少琳琅，而蒙师友厚爱。虽生于寒门，质性愚鄙；长于陋巷，阙闻清音。庆二八之龄，得师永安明经之德嗣；壬申之岁，见诲岭海英耆之玉章。鱼游上津，识荆七老。时聆旧典，迩接雅言。

这段话首先引用了荀子之语，以此说明任何成就都是努力中得来。这本诗文集中第一首《咏菊》乃是作于1991年，由此诗中可以看出那时的林庆华性情之清高不俗。2004年，林先生三十初度，为此感赋一首，赋中有这样的诗句：

登临高山兮望彼大荒，年届而立兮四顾茫茫。参造化兮察理，悟自然兮知常。傲霜压雪兮松竹其劲，冰泮春和兮草木其长。信其所游兮明修其德，从其所爱兮诗书其芳。

读到这里，我除了拜服，再我其它。意外的是，如此典雅的林先生，还能在一些诗句融入社会潮语，比如其中一首诗作的题目为《偶翻曹雪芹〈石头记〉适邻舍卡拉OK〈枉凝眉〉，起兴》。本书中竟然还有两首和我有关的诗作，其一为《读韦力先生芷兰斋文敬成一律以呈》：

载道有斯文，玄天净祲氛。

彬彬体犹质，饫饫典兼坟。

绚烂何曾歇，风流依旧闻。

岳阳楼记里，容我揖清芬。

由该书中还能看到林先生的交往，其中有多首乃是为绘画史专家陈传席所赋，而近来我时常读陈先生的专著，故读到这些诗作颇有亲切之感。其中一首《行香子·寄陈传席先生》，颇可窥得林先生的倚声特色：

北迹南踪，闻说匆匆。叹奔忙，谁得与从？清躯若竹，飞影如鸿。视西山远、东山阔、北山重。　　盛名为累，今古皆同。得闲时，对山摹峰。招朋引侣，共抚苍松。品一溪桥、一船雨、一笛风。

 

《删存草》，黄钟著

此书亦为林庆华先生所赠。其在题赠语中称：“此为先师之府君遗著。”于是我微信向林先生确认，黄铭初乃是他老师的父亲，庆华回微信说：

是的。先师已于2016年辞世，黄铭初先生生于1868年，1945年农历11月15日去世；先师乃其幼子，生于1928生，1959年成为右派，在青海罗布泊旁劳作二十多年後才落实政策回潮汕，同营地的人死了超过三分之二。同乡人都说是贡爷（黄铭初先生是前清拔贡）积德。先师母特可敬，等了先师二十多年，一心一意，从不为人所动，还好二老有个较幸福的晚年！先师母去世不到五个月，先师就跟着去了，先师弥留之际我还握着他的手。

这个故事读来令我动容，由此也让我了解到林先生为什么有着这么好的国学功底。书后附有林庆华所撰《黄铭初先生传略》，此文称：

先生讳钟，铭初，其字也。有清之同治七年降于揭邑登岗乡，童龀不群，敏而好学，未冠入泮，督学使樊介轩一见器之。为宣统己酉科拔贡，补直隶州州判。先生目睹时艰，赴津门谒邑先达曾习经，刚甫语以“吾方欲退”，遂不赴任，返执教鞭。

以此可见，黄铭初先生乃是通达之士，见事不可为，故隐而教学。对于他的学问面目，传略中写道：

通诸经外，尤精《尚书》。史乘则特嗜班氏，尝坐说《汉书》中事，众久弥奋，里妇至忘爨。其翁返自外，亟诘责之。尤谙南明事，为侪辈所推服。盖先生家藏万卷，中曰《南天魂》者，述南明事赅而细，时目为海内外孤本也，惜与所有字画皆付祝融，无片羽存焉。

原来黄铭初先生也是一位藏书家，可惜他的所藏均为化灰烬。这又让我想到，林庆华先生的堂号是嫏嬛书室，而嫏嬛乃是天帝藏书之所，林先生以此颜其室，想来亦是缥缃满架。

该书的装帧乃是线装，印刷方为套色双面印，并非筒子页，底本则为铭初先生诗稿。从铭初先生自述中得知，他的这部《删存草》确符其名，因为所存者乃是经过四删、五删之后，这种态度亦可见铭初先生爱惜羽毛到何等程度。对于这种删法，自序中的解释是：“商宝意不云乎？但得流传不在多，故不必多也。或曰：然则此存者皆可传乎？曰未敢信也。曰：曷为不再删而少存之？曰古人有云：家有敝帚，享以千金。余之不尽割爱，千金敝帚之义也。”可见铭初先生为人之谦逊。

这部诗集有《见卖藏书有感》一诗：“漫说《汉书》堪下酒，宁将《论语》代燃薪。子孙不学多藏累，压担街头卖与人。”铭初先生在此感叹藏书之散。然而散书于人，还能有个流传故事，藏书为祝融收去，更是令人感慨不已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