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继平：“傻公子”的藏书人生

大凡去过南浔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小莲庄，而游过小莲庄的，大概都不会不知道与之一溪之隔的嘉业堂。嘉业堂是著名的藏书楼，与宁波天一阁、瑞安玉海楼、海宁别下斋并称为晚近浙江四大藏书楼。嘉业堂堂主刘承干，湖州南浔人，少年时喜读书，对历史有浓厚兴趣，自谓“弱冠即喜治乙部之书”，25岁时考中秀才，其祖父即南浔的名门巨贾刘镛。常有人把此刘镛混同于乾隆时的大学士刘墉（石庵），其实不然。刘镛乃南浔“四象”之首，据传其财富达2000多万两银子。当时南浔民谚如此描述“四象”：“刘家的银子、张家的才子、庞家的面子、顾家的房子。”即使在顶尖的富豪圈内，刘家仍以银子多而胜出，可见其财富之巨。小莲庄本就是刘镛的园子，仿湖州赵孟頫的莲花庄而得名。
      
——而刘承干的身世稍有点特别。他的生父刘锦藻是刘镛的次子，但由于刘镛的长子刘安澜28岁英年早逝，后嗣无子，所以祖父做主，将四岁的刘承干过继给安澜遗孀邱氏。所以，伯父母就成了刘承干的继父母，后来他回忆儿时母亲之教诲，皆是指继母邱氏。正因刘承干这样一个长子长孙的身份，所以当1899年刘镛去世后，他一下子继承了刘安澜名下的巨大家产，成为富甲一方的贵公子，那一年他才18岁。

▲嘉业堂藏书楼

不但藏书还自己雕版刻书
      
——自古以来，富而事鉴藏似乎已成风气，一是从有限的物质追求上升至无限的精神领域，再者，无论是古董还是其他艺术品，收藏也是一种贮物行为，欣赏把玩之余，还兼有保值增值之功能。南浔“四象”皆为收藏世家，出了几位大收藏家，如庞家的庞莱臣、张家的张葱玉，都是近世国内一流的书画鉴藏家，而顾家的寿松、寿藏、寿明三兄弟，也都是著名的古物、金石书画收藏家。
      
——可能是受家庭的熏染，刘承干与他们不同。祖父刘镛虽学问不高，但平日多与儒林文人交游；继父安澜公“好博涉，尤好本朝人著述”，生前一直收集自顺治至道光年间的诗集资料，原欲编一部《国朝诗萃》，但因早逝而未竟；生父锦藻公则著有《皇朝续文献统考》。可见父辈皆以读书著述为娱。在此氛围影响之下，自幼就喜读书的刘承干，长大后独独爱上了版本目录学，以收藏珍本佳椠为乐，也就不难理解了。
      
——刘承干正式开始收购藏书正逢辛亥革命前后，当时政权变革，社会动荡，江浙一带的私人藏书楼也衰落颓败，许多古籍善本被纷纷抛售。刘承干本来就财大气粗、出手阔绰，所以书贾一有好书，总会先送至他这里来，而他“凡书贾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置”。如此不到十年的功夫，尤其是购进了几十家藏书家所散之书后，刘承干的藏书已颇具规模，“几有海涵万家之势”也。
      
——于是，1920年至1924年，刘承干在毗邻小莲庄西侧的鹧鸪溪畔建起了“嘉业堂藏书楼”。“嘉业”之谓，源于多年前，刘承干因给光绪皇陵捐了一大笔钱用来植树，故宣统皇帝溥仪赐予“钦若嘉业”四字的九龙金匾而得名。藏书楼坐北朝南，正中的门楼上“嘉业堂藏书楼”六个行楷大字，是清末书法家刘廷深所书。如今刘廷深已不为人所知，他是清末学部副大臣，也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学监，更因他也是一名大藏书家，估计这才是刘承干请其题字之主要缘由。至于刘廷深的书法，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基本也就是馆阁一路，并无郑孝胥、康有为那种独特的个人风格。但在当时，馆阁体具有正统主流的“庙堂之气”，尤其是殿堂牌楼之匾，欲显其巍峨方正，还非馆阁之书不可。
      
——嘉业堂藏书楼鼎盛时期藏书近60万卷，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清代最有名的私人藏书楼山东聊城的海源阁，鼎盛时所藏也不过20多万卷；大名鼎鼎的宁波天一阁，藏书丰富时期也仅七万余卷。当然，刘承干并不似通常的藏书鉴赏家那样，以珍稀的宋元佳椠为主要搜寻目标，他藏书的最初目的很简单，只是想继续编完父亲安澜公的《国朝诗萃》。所以他对明清两朝诗文集格外留意，人弃我取，几乎收罗殆尽。

▲嘉业堂精刻本《湖录经籍考》

——除了藏书之外，刘承干还自己雕版刻书，如《嘉业堂从书》《求恕斋丛书》《影宋四史》等；他还刻印了不少清朝禁书，有屈大均的《安龙逸史》《翁山文补》，蔡显的《闲渔闲闲录》，李清的《三恒笔记》等。难怪鲁迅先生买了嘉业堂的书后与朋友提起刘承干时，说他是“傻公子”。因为刻书印书这样的事，不但要有钱而且无法盈利，不“傻”的人如何肯干？当然，鲁迅所说的“傻”，既有揶揄也有同情，如果社会上的有钱人个个都很“精”，那反而一无可爱之处了。所以鲁迅在另一篇《病后杂谈》的文章中说起刘承干，又感叹：“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
      
结交了一大批古籍版本专家
      
——刘承干精于古籍版本知识，也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在上海他更是结交了一大批古籍版本学家，如叶昌炽、张元济、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吴昌绶、叶景葵等，均与他书札往还，过从甚密。这使他关于藏书的鉴定与选择、刻印之前的校勘等工作，有了一个强大的专业顾问团。而且，刘承干对刻书翻印的态度非常认真严肃，当他决定刻印某一种书时，事先必请专家鉴定审核，再请对这门学问最有权威的学者校订稿本，然后再请名人作序作跋，印成书后又喜分送同好，嘉惠士林。印书乃传播文化之千秋功业，确实容不得半点马虎，像刘承干这样的“傻公子”，为后世的藏书界作出了莫大的贡献。

——上海图书馆藏有刘承干致叶景葵尺牍。叶景葵字揆初，是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曾任兴业银行董事长，同时也是非常著名的藏书家，晚年致力于古籍珍稀版本的搜集整理，在古籍整理方面有着特殊贡献。他所写的札记、书跋颇具独到之处，后皆被编入《卷庵书跋》一书。
      
揆初先生阁下：
      
——日前造谒，获领教言，深慰积渴，比维起居胜吉为视。顷得君九兄来书，附致台端一缄，特谨送上。荣文恪家传一篇月前寄来敝处，已录有副本。今将原稿随函附呈，公阅后即请于作复时一迳寄还君九兄为荷。专泐敬候
      
履绥！
      
（附君九函一件，荣传一篇计七纸）

                                                                                             刘承幹顿首

                                                                                             四月十一日
      
——这封信的内容比较简略，述刘承干拜访叶景葵先生归后，得晚清物理学家王季烈（君九）一函，内有转叶公信，故刘承干将此函加之王季烈前曾寄至的“荣文恪家传”一篇，一并寄达叶景葵。王季烈是光绪进士，博通经史诗文，精通曲律，也是藏书家。“荣文恪”乃清代翰林大学士荣庆，蒙古人，朝廷大臣，清亡后他也和许多清朝遗老一样，避居天津拒绝出仕，民国六年去世，谥号“文恪”。此函无年款，猜测约为上世纪30年代后期。抗战时期，为保护中华典籍不因战火而散失、亡佚，1939年，由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三人发起创办了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聘请顾廷龙为总干事。我想此函或许就写于叶公创办合众馆的前后时间段。后来，合众图书馆经过十数年之经营，受到如胡适、于右任、顾颉刚、钱锺书等大批文化名流的赞赏与支持，声名日著，成为当时颇具特色的私人图书馆。如今富民路长乐路交界的那幢楼房，即当年合众图书馆之旧址。
      
——此页尺牍之用笺，乃刘承干“钦若嘉业”之专用笺纸，上款有“集拓唐顺陵碑字”，中间双龙缠绕，双钩“钦若嘉业”四字，落款为“时甲寅八月承干敬识”，并钤印一枚。“甲寅”为1914年。整幅图案非常精致雅洁，用纸也十分讲究。从笺纸上的款字看，刘承干的一手唐楷相当规矩，当然，这是经过雕版刻印的，已有二次创作的痕迹。而这页墨迹书札，可见其书法风貌，他的书法学唐人楷书，以欧阳询、褚遂良为多。这一书札以行楷书之，虽笔力纤秀，但仍能看出褚遂良阴符经的影子。刘承干是富家子弟，为人忠厚，一生以诗书自娱，从他所写的尺牍来看，虽仅一页笺纸八九行文字，但一个谦谦学士的规矩素雅，跃然纸上。
      
——清代学者叶昌炽曾著有《藏书纪事诗》一册，开创了以诗记载历代藏书家史的先河。民国学者伦明步叶氏后尘，补写了一册《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其中写刘承干一诗云：“铜山非富富琅函，两过门闾未许探。黄白无成书就佚，颇闻宾客散淮南。”
      
——然而，刘承干虽坐拥书城、富甲一方，但后来因为个人产业凋敝，收入锐减，不得已开始出售一些书籍。上世纪50年代，他的大批珍籍，包括乾隆时期的善本，只以每册三毛五分的价格出让。曾经世所瞩目的嘉业堂，自兴起至衰落，前后也不过半个世纪。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第1785号第三版“书人茶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