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是我国民族融合的第一次大的高潮，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孝文帝改革来说，其改革突破了各种阻挠，最终改变了北魏政权的一部分现状，使得北魏政权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时期，使得各民族之间交往增多，民族融合加快，南北地域界限被打破。但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审视这个影响，看到每一个历史事件中存在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从汉人治汉，胡人治胡，到全盘汉化
在民族融合起到积极作用，打破了“华夷之辨”的界限，为隋唐的“华夏混一”观开创了先河。黄烈先生说过“尽管胡人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适应对广大汉族地区进行封建统治的措施，但在广大的汉族人民中 ‘华夷之分’的民族心理很难泯除，成为胡人统治的严重阻碍。汉族统治阶级‘内中华而外夷狄’的传统观念，是排斥胡人统治的有力武器。”
正因此，“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政权如前秦苻氏采取胡汉分治，用汉法治汉民，但仍没有完全奏效。孝文帝也许有鉴于此，而采取了全盘的汉化政策。这种全盘的汉化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鲜卑与汉族的界限，改变了鲜卑与其他民族的界限。
这样，大家只要处在北魏政权下，就无所谓夷夏之分，如此一来就消除了统治者的自卑心理，政权也变得堂而皇之了。按照逻辑，人民是没有理由反对的，汉族地主也用不着歧视北魏统治者，只有服从统治的义务。
从历史发展来看，虽然后来又经历了东魏—北齐鲜卑化的老路，但随着西魏—北周对东魏—北齐的统一，“华夏混一”观逐渐形成，各族人民已无区分谁为夷狄、谁为华夏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北周杨坚从鲜卑手中夺取政权，建立了隋朝。“在北魏和北齐、北周之后 ， ‘五胡’政权再也未能在中国历史上重现。‘五胡’各族共同体也同他们的政权一样吗，其内迁的主体部分到隋唐以后已完全汉化。”
促进了经济发展，养殖的与耕种的相互学习
由于各民族群居在一起，使得一些先进的农耕畜牧技术得到传播，“从北魏末年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一书中，可以看出当时在耕垦，施肥、选种、浸种、收获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种植果树、蔬菜的方法更有良好的经验，其他的农村副业，如养蚕、牲畜、酿造等也逐渐发展起来，改变了北方广大地区荒凉残破的景象。”
贾思勰通过产地调查和研究，肯定了绿肥在提高土壤肥力方面的作用，鉴定绿肥作物特别是豆科作物的肥效，研究了它们的增产效果，在书中记述了三十多种轮作的方式。这些农业生产上的优良经验，对我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增经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来自塞外的鲜卑人，高车人具有丰富的畜牧知识，《齐民要术》从这些知识中吸取了营养。关于乳类加工制成酥酪，用羊毛制成毡毯的技术等，显然这些都是塞外部族生产经验的总结。孝文帝改革后，通过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北方的少数民族与中原的汉族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取长补短，推动了各民族国家的共同发展。
减少了民族的对立
减轻民族之间的隔阂，孝文帝采用通婚等政策，拉拢了一部分汉族地主，直接避免了与汉族地主之间的利益冲突，使用通婚这种所谓的“政治结合”，达到其统治的稳定。将北朝的门阀制度和南朝的门阀制度相统一，至此也就达到了利益均等的统一。从而使得南北的政权基础达到统一。
史家说得好：“隋唐的统一强盛局面和十六国北朝的民族融合过程是分不开的。”由此我们能够看出，在民族的融合中，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起到了更加有效的推动作用。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长期民族融合，中国的民族面貌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