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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是一种假说，权力并非君主私物，无什么禅让，只有百姓，才能赋予其大权。 中国历史上曾流传着先王禅让的传说，认为尧、舜、禹三代统治权的交接，是通过遴选、推荐、考察和任用等一系列程序和平实现的。禅让的宗旨是“让贤”，其中的“禅”字，最初可能是个有关礼仪的术语，有学者认为它本指任职届满后的权力交接仪式。而此处的“让”字，自身便是另外一个表示禅让之意的术语。不过，“禅”的同音字“擅”及与“让”字相通的“攘”，在对待权力的态度上则显得不那么开明，至少在后世的政治语汇中，这两个字分别有垄断与窃夺之意。 有关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古书多有描述，如《史记·五帝本纪》讲：“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授权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于天下。”先秦的儒家、墨家、纵横家及后世的文人学士对先王禅让的千古佳话津津乐道，孜孜以求。近年新出土的历史文献，如见于郭店一号墓的《唐虞之道》及《穷达以时》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收录的《容成氏》和《子羔》都言及上古的禅让。其中，《唐虞之道》还明确将禅让制度与利天下的观念联系起来：“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专，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仁之至也。”这些记录了禅让古制的竹简在沉埋千载之后的重新面世，似乎为其存在提供了新的证据。 然而，无论传世的还是新发掘的历史文献，有关禅让制的文字均系后世回溯性的描述，缺乏信而可征的直接证据，俱当属于传说的性质。其实，历史上否定禅让存在的文字亦不少见。先秦儒家孔子之后的两大代表孟子与荀子就都持否定的说法，如《荀子·正论》明言：“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法家著作《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则直言：尧根本没行禅让，只是因为年老力衰而被篡位的舜所“偪”。古本《竹书纪年》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现代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指出：“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激，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他还认为禅让的传说乃是“这时墨家为了宣传主义而造出来的”(《古史辨》第七册)。虽然禅让的说法是否为墨家首创，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但顾氏关于禅让之说产生原因的辨析，还是不无道理的。诸子鼓吹禅让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个崇尚暴力、充斥权谋的时代，或许正是这争权夺利的血腥现实激起了士人对禅让的浪漫遐想与温情呼唤。 当然，历史上的禅让并非只是作为观念形态而存在过。据历史记载，确曾有过统治者效仿先王尝试禅让之制。如魏惠王曾欲传国于惠施(《吕氏春秋·不屈》)，魏将公孙衍亦曾鼓动史举游说魏襄王禅位于张仪(《战国策·魏策二》)，而最著名的当属公元前316年燕王哙的“让国”。此事见载于《战国策·燕策一》和《史记·燕召公世家》，事件的梗概是:鹿毛寿劝说燕王哙：“您不如把国家假装让给国相子之。人们之所以称道尧为圣贤，就是因为他把天下让给了许由，而许由没有接受，于是尧便有了让天下的美名而实际上并没有失去天下。”燕王哙于是依计而行。后来，又有人对他说：“大禹举荐了伯益，却任用自己的儿子启的臣子当官吏，后来启及其同党从伯益手里成功夺权，因此天下人都说大禹名义上把天下传给了伯益，而实际上又让启自己夺了回去。”燕王哙又信以为真，为了避免大禹那种假禅让的嫌疑，他把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收起来，全交给子之。结果，子之得以全面行使国王的权力，而燕王哙年老赋闲，反倒成了臣子。子之当国三年，燕国大乱，王子及其支持者谋反，于是内战爆发，齐国乘机插手，两派在权力斗争中死者数万。 燕王哙让国给子之的事件，虽说是支持子之的说客的一个阴谋——燕王被鹿毛寿等人给忽悠了，但燕王自身沽名钓誉的政治作秀也是其中一个致命因素。在后世的王朝更替中，也不乏以禅让之名、行夺权之实的闹剧，试图借这一形式来给权力的篡夺镀上一层合法性的光环。例如，西汉的孺子婴禅让给新朝的王莽，东汉献帝刘协禅让给曹魏文帝曹丕，曹魏元帝曹奂禅让给西晋武帝司马炎，等等。先王禅让的传说与后世的禅让实践，一个多有虚构之嫌，一个难脱丑陋之弊，套用王国维的一句名言，可谓：“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时下有学者说，禅让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制度，事实上，它自上而下的权力生成方式正与民主精神相反；也有人说它是“公天下”的体现。然而，掌权者如不把国家社稷首先视为私人物品，他又何“让”之有？燕王哙禅让给子之时，孟子正在齐国，他闻讯后表示强烈反对：“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孟子·梁惠王下》)并敦促齐国攻打燕国。孟子的这一态度，是基于他一贯的政治理念。在孟子看来，君王根本不能把权力给予继任者，因为这超出了他个人的权力范围。君王只能把继任者推荐给上天，上天才有权把统治权赋予某人。如果说确有尧、舜、禹三代权力转移之事，那也是出自天意。那么，上天的意志又是怎样体现的呢？孟子认为“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也就是说，“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因此，高高在上的“天”只是虚悬一阁，真正说了算的还是咱老百姓——尽管孟子并未言及民意表达的有效的技术手段。 晋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公元265年）[1]春，三月，吴主使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洪与徐绍、孙偕来报聘。绍行至濡须，有言绍誉中国之美者，吴主怒，追还，杀之。(变态一：残暴无仁)
[2]夏，四月，吴改元甘露。 [3]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礼，进五妃曰后；世子曰太子。（应是身边大臣强迫） [4]癸未，大赦。 [5]秋，七月，吴主逼杀景皇后，迁景帝四子于吴；寻又杀其长者二人。 [6]八月，辛卯，文王卒，（司马昭（211年－265年9月6日），字子上，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曹魏权臣，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之一。他是司马懿与张春华的次子，司马师的弟弟，西晋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的父亲。早年随父抗蜀，多有战功。景初二年，封新城乡侯。正始初，迁洛阳典农中郎将。曹髦时，继兄司马师为大将军。专揽国政，走向代魏之路。甘露五年，魏帝曹髦死后，立曹奂为帝。景元四年，分兵遣钟会、邓艾、诸葛绪三路伐蜀，灭之。封晋公。咸熙元年三月丁丑加为晋王。咸熙二年，司马昭病死，时年五十四岁。数月后，其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晋朝，追尊司马昭为文帝，庙号太祖。）太子嗣为相国、晋王。 [7]九月，乙未，大赦。 [8]戊子，以魏司徒何曾为晋丞相；癸亥，以标骑将军司马望为司徒。 [9]乙亥，葬文王于崇陽陵。 [10]冬，吴西陵督步阐表请吴主徙都武昌；吴主从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守建业。阐，骘之子也。 [11]十二月，壬戌，魏帝禅位于晋；（本来，禅让是尧实行的一种制度，打破世袭，比用战争要减少无数生命和财产的牺牲，无社会破坏力。但司马家族靠专权，政变，这种禅让已经变味，是一种被迫。）甲子，出舍于金墉城。太傅司马孚拜辞，执帝手，流涕欷不自胜，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丁卯，奉魏帝为陈留王，即宫于邺。优崇之礼，皆仿魏初故事。魏氏诸王皆降为侯。追尊宣王为宣皇帝，景王为景皇帝，文王为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封皇叔祖孚为平王，叔父斡为平原王、亮为扶风王、为东莞王、骏为汝陰王、肜为梁王，伦为琅邪王，弟为汝陰王、鉴为乐安王、机为燕王；又封群从司徒望等十七人皆为王。以石苞为大司马，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何曾为太尉，贾充为车骑将军，王沈为骠骑将军；其余文武增位进爵有差。乙亥，以安平王孚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未几，又以车骑将军陈骞为大将军，与司徒义陽王望、司空荀，凡八公，同时并置。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这是从另一个极端汲取教训，其致命弊端随后将现，且更为严重。）又诏诸王皆得自选国中长吏；卫将军齐王攸独不敢，皆令上请。 [12]诏除魏宗室禁锢，罢部曲将及长吏纳质任。（魏藏于“石室”的那些想传世的制度纯粹一厢情愿。） [13]帝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后，矫以仁俭。太常丞许奇，允之子也。帝将有事于太庙，朝议以奇父受诛，不宜接近左右，请出为外官；帝乃追述允之宿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有司言御牛青丝断，诏以青麻代之。（青丝、青麻有何讲究？） [14]初置谏官，以散骑常侍傅玄、皇甫陶为之。玄，斡之子也。玄以魏末士风颓敝，上疏曰：“臣闻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盈朝，遂使天下无复清议。陛下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之士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上嘉纳其言，使玄草诏进之，然亦不能革也。（傅玄谏教化，但社会风气不易改。） [2]辛丑，尊景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居弘训宫。 [3]丙午，立皇后弘农杨氏；后，魏通事郎文宗之女也。 [4]群臣奏：“五帝，即天帝也，王气时异，故名号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从之。帝，王肃外孙也，故郊祀之礼，有司多从肃议。 [5]二月，除汉宗室禁锢。 [7]吴散骑常侍王蕃，体气高亮，不能承颜顺指，吴主不悦。散骑常侍万、中书丞陈声从而谮之。丁忠使还，吴主大会群臣，蕃沈醉顿伏。吴主疑其诈，舆蕃出外。顷之，召还。蕃好治威仪，行止自若。吴主大怒，呵左右于殿下斩之，出，登来山，使亲近掷蕃首，作虎跳狼争咋啮之，首皆碎坏。（变态二：虎狼之心。） 丁忠说吴主曰：“北方无守战之备，弋陽可袭而取。”吴主以问群臣，镇西大将军陆凯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于我也，欲蓄力以俟时耳。敌势方强，而欲徼幸求胜，未见其利也。”吴主虽不出兵，然遂与晋绝。凯，逊之族子也。 [8]夏，五月，壬子，博陵元公王沈卒。（王沈（？—266年），字处道，曹魏至西晋时期大臣、史学家。司空王昶之侄，东郡太守王机之子。太原晋阳人。其父早死，由叔叔王昶抚养。能写文章，大将军曹爽聘为秘书（掾），累迁中书门下侍郎。249年，曹爽被司马懿杀害，王沈被免职，不久又起用为侍中。与荀顗、阮籍同撰《魏书》44卷。高贵乡公曹髦好学，称王沈为文籍先生。260年，曹髦打算消灭司马家族，召王沈、王经、王业共商此事，王沈与王业竟密告司马昭。结果曹髦被杀，王沈因功封安平侯，食邑二千户。入晋后出任尚书加散骑常侍，不久去世。追封为郡公。著有《王处道集》5卷，又称《王沈集》，已佚。《全晋文》辑其文14篇。《晋书》：“王沈才经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参席上之珍，居晋为幄中之士，桐宫之谋遽泄，武闱之祸遂臻。是知田光之口，岂燕丹之可绝。”“处道文林，胡贰尔心？”） [9]六月，丙午晦，日有食之。 [10]文帝之丧，臣民皆从权制，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之；然犹素冠疏食，哀毁如居丧者。秋，八月，帝将谒崇陽陵，群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伤。帝曰：朕得奉瞻山陵，体气自佳耳。”又诏曰：“汉文不使天下尽哀，亦帝王至谦之志。当见山陵，何心无服！其议以衰从行。群臣自依旧制。”尚书令斐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复服，义无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诏曰：“患情不能及耳，衣服何在！诸君勤勤之至，岂苟相违。”遂止。 中军将军羊祜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今主上至孝，虽夺其服，实行丧礼。若因此复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数百年，一旦复古，难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礼，且使主上遂服，不犹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为但有父子，无复君臣也。”乃止。（为除孝服费了不少笔墨。这个制度公有大改革，私却继承了。） 戊辰，群臣奏请易服复膳，诏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终苴[jū][chá]（完成）之礼，以为沈痛。况当食稻衣锦乎！适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诸生家（生于儒者之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精于所天！相从已多，可试省孔子答宰我之言，（一次，宰我和孔夫子辩论：“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他认为父母死后，服丧三年的时间太长，一年就足够了。使一个人守在父母的坟上孤哀苫块，和整个社会生活脱节三年之久，简直是没有道理的。大家知道，孔子在维护道德纲常、规矩章法方面，绝对是很形而上学的。宰予发难，也是对老人家“无改先人之道”绝对化的一次思想上的反叛和行动上的不买账。老先生拿他这位勇敢的不那么毕恭毕敬的弟子没办法，只得无力地反问他：“父母死后不满三年，便吃那稻米饭，穿那绸缎衣，你能心安吗？”）无事纷纭也！”遂以疏素终三年。 臣光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此先王礼经，百世不易者也。汉文师心不学，变古坏礼，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后世帝王不能笃于哀戚之情，而群臣谄谀，莫肯厘正。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习常玩故，而不能将顺其美，惜哉！（这个制度至今未能继承，因为太过，会影响工作和生产，宰我说得有一定道理。对于普通百姓，关键还在于生的孝顺。） [11]吴改元宝鼎。 [12]吴主以陆凯为左丞相，万为右丞相。吴主恶人视已，群臣侍见，莫敢举目。陆凯曰：“君臣无不相识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吴主乃听凯自视，而他人如故。（变态三：不能见人） [13]九月，诏：“自今虽诏有所欲，及已奏得可，而于事不便者，皆不可隐情。” [14]戊戌，有司奏：“大晋受禅于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从之。 [15]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16]永安山贼施但，因民劳怨，聚众数千人，劫吴主庶弟永安侯谦作乱，北至建业，众万余人，未至三十里住，择吉日入城。遣使以谦命召丁固、诸葛靓，固、靓斩其使，发兵逆战于牛屯。但兵皆无甲胄，即时败散。谦独坐车中，生获之。固不敢杀，以状白吴主，吴主并其母及弟俊皆杀之。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当破扬州。故吴主徙都武昌。及但反，自以为得计，遣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变态4.：自欺欺人） [17]十一月，初并圜丘、方丘之祀于南北郊。 [18]罢山陽国督军，除其禁制。 [19]十二月，吴主还都建业，使后父卫将军、录尚书事滕牧留镇武昌。朝士以牧尊戚，颇推令谏争，滕后之宠由是渐衰，更遗牧居苍梧，虽爵位不夺，其实迁也，在道以忧死。何太后常何佑滕后，太史又言中宫不可易，吴主信巫觋xi，故得不废，常供养升平宫，不复进见；诸佩皇后玺绂者甚众，滕后受朝贺表疏而已。吴主使黄门遍行州郡，料取将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岁岁言名，年十五、六一简阅，简阅不中，乃得出嫁。后宫以千数，而采择无已。（变态五：好色无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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