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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郁陆山 作者16岁的青葱年代（1975年春） 1、缘起.离家园  1975年，是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号召、全国开展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第八年。这时的城镇青年，无论是身居闹市，还是偏居小镇，只要你有户口，只要你吃商品粮（即凭粮票、用钱买粮），都要在离开学校后，“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就是都要上山下乡。这就如同学生读书要升学、战士上战场要打仗一样的正常和必然。这里所说的贫下中农，是当时农村的一种阶级成分，是贫农、下中农的统称，农村中还有地主、富农和上中农、中农等成分。1979年地主、富农“摘帽”后，其它阶级成分也自然消失。贫下中农是中国农民的绝大多数，是党、无产阶级在农村依靠的主要力量。上山下乡则是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具体要求。即：到遥远的边疆去，到偏僻的山区去，到落后的村落去，接受最朴实的教育，改造最落后的环境。
 上山下乡主要有4种模式。一是集体去国营农场，按部队建制编组生活，从事集体生产，拿工资，当农工。这是上山下乡初期普遍采取的模式。二是集体去农村的生产大队，在种子站、畜牧场、防疫站、林场等单位从事技术工作，过集体生活，吃大锅饭，拿工分。这是相对简单的组织模式，如同寄宿制学生或专业的工作队。三是组合成知青户（4到8人不等）到生产队插队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全过程，过自给自足生活。这是最融入农村的一种模式，是最真实的农民生活体验，对知青个体的素质要求也较高。四是回父母原籍农村投亲靠友。我们下一届采取的是第一种模式，我们上一届采取的是第二种模式，我们采取的是第三种模式。采取第四种模式的同学不多，但每年都有几个。
 上山下乡可能的后续发展：一是被招工，成为国营企业职工，端上吃、穿、工作不愁的“铁饭碗”。这是相对于农民从土里刨食、靠老天吃饭的“泥饭碗”而言的。二是被推荐上大学，毕业后可以成为国家干部，个人荣耀，也有了继续发展的空间。三是去当兵，可以开眼界、见世面、受锻炼、长才干，还可能入党、提干部。但这些的前提是：必须至少在农村呆2个年头，并得到所在村、公社的认可和推荐。当然，也可以继续留在农村，或从村干部做起，一步步走上仕途；或一直扎根下去，为改造农村环境和农民整体素质努力。总之，上山下乡充满着机遇和挑战。但多年的宣传教育和鼓动使绝大多数知青都坚信，自己“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也包括我。
 为落实毛主席号召，组织和指导好上山下乡运动。城乡各地，普遍建立了知青工作办公室。全国上下，已然形成“一人下乡、全家光荣”浓厚氛围。其热烈程度甚至超过后来的参军入伍。当然，独生子女或是家里最小孩子的可以例外，身体有病或家里有病人需要照顾的可以免除。但这需要层层审批，还要接受群众监督。因此，绝大多数家庭和知识青年对上山下乡都是积极拥护、踊跃参加的。
作为军人子女，我们的上山下乡，得到所在部队知青办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与驻地周边地方政府广泛联系，认真遴选了十几个下乡点，并带我们及我们的父母逐一考察；他们还协调我们，按照“中意的下乡点和自由组合”的原则组成若干知青集体户，并分别选出户长。我们也充分做好了出发准备。
但有两件事情延迟了我们的上山下乡。一是全国性的学校学制调整。原定1974年底的高中毕业，拖到1975年4月才拿到毕业证。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在离校后又进行了近半年的学工学农活动，也没有了象样的毕业典礼。二是河南南部发生的大水灾。1975年8月初，连续多天的局地罕见大暴雨，致使驻马店地区及周边58座水库短时内连续跨塌，6亿多立方米洪水和十几米高洪峰，冲毁京广铁路102公里，毁坏和淹没大批村镇、良田，上千万人口受灾，伤亡惨重。我们身在灾区，又住在空军部队营院，亲身感受了那些天的恐怖，听到许多惨烈传说，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灾区航拍照片，随时准备着上飞机参加向灾区空投食品和药品的工作。
直到1975年9月29日，我们的上山下乡才终得成行。以下是当天的日记摘录： 天总算亮了，是我眼睁睁把它盼亮的。想到今天就要成为一名知青、一名新时代的农民，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新鲜感、想象力，使我几乎一夜没合眼。爸爸的战友、妈妈的同事、我的好友，昨天象走马灯似地来送行，多半出于礼仪，很多充满真诚，个个带着笑脸，令人难忘。 “快起来吧，饭已经给你做好了！”妈妈看我醒后大声地叫道。原来爸妈早就起来了，他们昨晚一定没睡上安稳觉。 赶紧起床，很快洗漱。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装：一个柳条箱（半箱子书），一个大提包，一网兜洗漱用品，都摆的整整齐齐。这就是一个新型农民的全部家当。再在镜前端详下自己：一张充满稚气的脸，唇上已有了细细的绒毛；再在心里提醒下自己：你已经长大了，是大人了。你将走向社会、迈向成年了！ 9点多，在家人和热心邻居的簇拥下，我前往停车场。同行的同学和他们的父母也来了。一群群的，都是热闹的。我们相互打了招呼。 停车场上有辆蓝色的面包车，周围站满了送行的人。他们之中，有部队知青办主任老L，有熟识的叔叔阿姨，还有爸爸单位的首长。大家都争着与我们握手、交谈、祝福、告别。 9点30分，预定的出发时间到了。我们被戴上大红花。首长们再次给我们以鼓励，并亲自送我们上车。汽车在欢送声中启动，向着农村的广阔天地疾驶，向着我们的未来飞奔......。 啊，新的生活、充满梦想和挑战的日子开始了！
 2、我们的新居 我们的新居在村里的场院上，是生产队腾出的公房。我们住下后感到很满意。以下是当时的日记摘录： 今天是国庆节。早晨走出房门环顾四周，一切都感到新鲜。 这是我们的新居，分两个部分。坐西朝东的是三间“正房”，两间住人，一间为厨房。住人的两间由高粱杆编成的薄帘一分为二，里间是女同学的寝室，外间摆放面缸、米缸、饭桌和其它“家什”。这是我们生活的主要场所，雅称“堂屋”。外间右侧是厨房，傍门垒着一火两灶的锅台，向里有案板和柴堆。“正屋”左后侧约二十米的仓库旁是男同学寝室，也为两间式。两人住里间，一人住外间。由于仓库的遮挡，屋里很暗，白天也得开灯。 新居的外表并不美，瓦接檐草顶，土坯墙，房山还撑着几根木杆。但屋里很干净，两层砖坯铺地，麦草泥粉墙，安装着有线广播和电灯，感觉很舒心。
门前视野开阔。向南走几步，一眼可望见东方的地平线；向北走几步向西看，清澈的溪水环抱的小岛上竹林葱郁；正北的小路经鱼塘通向农舍，鸡走犬吠、鸭鹅戏水、顽童追逐、炊烟缭绕，是一幅欢乐农家图；东北五十米的牛棚、马舍、大车库、榨油坊和豆腐店，都是队集体的宝贵财富。东南百米处的打谷场，几个很大的麦垛排列整齐。而脱了粒、晾晒好的粮食，则堆放在与男同学新居相邻的两栋仓库的囤子里。正南是机器房，里面有打米机、磨面机和粉碎机等粮食加工机械。一大早，就听见了柴油机的欢叫。 这就是我们的新居。虽不是高楼大厦，也没有华丽装饰，但它却处处显现着朴实和淳美，散发着泥土的芳香。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简单、灵秀，犹如淡雅的山水画。这一切都令我陶醉，令我心旷神怡、浮想联翩......。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毛主席说的多好啊。在这样的环境里，怎能不大有作为呢？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让我们拿出全部的聪明才智，使出全部的力量，在这里搏击、奋进，去创造财富、去贡献青春吧！ 同学们，一起努力吧！ （可惜，我们没留下新居的照片）
以下各篇，多依据日记、回忆和当时心境，于1983年写就，这次略作修改。人物和地点均为化名。 3、我们的“家庭” 我们知青组（户）共5人，三男两女。最大的18岁多一点，最小的16岁刚足，都是才走出校门的学生，稚气未退。可笑的是，经过“民主选举”，居然让我这个小弟弟当了组长，大概是他（她）们都不愿管事吧。也好，那我就拿出点“领导”的架式来（笑）。但组长并不好当。5个人秉性不同，性格各异，领导起来挺麻烦。 先说吉阿桦，她是我们的大姐。高高的个子，健美的身材，端庄的脸庞，性格外露，举止大方，给人一种强势的感觉。她在家排行老二，弟弟也是我们同班同学。由于她姐姐很早就当兵离家，她的持家能力很强，是我们的“内当家”。 再说果荔，组里排行老三。苗条的身材，秀丽的脸庞，有很强的上进心和多种爱好，喜欢蹦蹦跳跳，有在农村大干一场的愿望。她是我小学老师的孩子，是父母的娇娇女，学过护理，常帮村民打针送药。 还有大威，我们组的大个子。身高1.88米，体重160斤，浓眉大眼，虎背熊腰，有强壮的体魄和过人的气力。他在家虽排行老大，但因有祖母持家，并不会管家理财，喜欢打弹弓，有点顽童劲，有时还耍点小脾气，可心眼不坏，是我的好朋友。 再就是易民。他是我们的新成员，原准备回老家下乡，看了我们的情况后很快加入进来。他和我是邻居，一起玩耍长大，相互非常了解。我原与他弟弟是同学，后来跳了一级，而他和前面3位同学的年级整体压班，多上了一年小学。这样，我们从初中起就都成了同学。他在家是老大，“里里外外一把手”，什么都会干。他接触的人多，社会阅历相对丰富，有主意，敢出头。我很高兴他的加入。 至于我，段安，自己最清楚，几个方面都不如他们，年龄最小，独立生活能力最差，却不仅要管自己，还要领导他们，确实有难度。
先召开会议，作出具体分工：我负责全面工作，协调内外部关系。易民管理生活费和粮票，掌握开销。果荔主管教育，每周组织不少于2次学习。吉阿桦管家务，统筹我们的伙食。大威是我们的外交官，重在与外部人员的联系。规定每天女生轮流做饭、男生轮流挑水和烧火。这可不是小事情，事关我们每天能否正常劳作、生活。做饭首先要保证做熟、能吃。我们曾因地锅漏烟，吃过熏黑的白馒头；也曾因没有经验，做出过膻味严重的羊肉；至于夹生饭，更是经常发生。挑水需要足够的体力和技巧，还要会用扁担钩打水，不小心就会将桶甩到井里。烧火相对容易些，但每天拾柴草也是麻烦。根据队委会的建议，我们还讨论了是拿平均工分还是按出工量挣工分的问题，最后决定要凭能力挣工分。我们不想让村民看不起，要以实力让他们信服。总之，生活不易，能像个真正的农民一样劳动、生活更不易。 再说说生活费问题吧。1972年底，福建教师李庆霖斗胆“告御状”，写信反映了他儿子下乡后的困顿生活状况。1973年4月，毛主席给他回了后来被广泛传达的那封信。即：“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国家由此开始系统解决知青下乡遇到的困难。我们下乡时，已有了明确政策。即规定：知青下乡第一年，每人每月发12元钱生活费和45斤粮票。第二年，每人每月仍有6元钱的生活费。还规定了安家费、生产资料采购费和用煤指标等的数额及掌管、分配方式。这些极大地缓解了知青刚下乡时的生活困难，也调动了各方接纳知青的积极性。我们每个月有了60元的“巨额”收入，生活宽松了许多。甚至有时，队里还要借我们的钱来救急。
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上，我们开始上演有声有色、有喜有乐、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活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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