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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读】 江都知青插队杂忆 张子麟 作者张子麟：男，1947年2月生。江苏省工艺美术学会会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扬州市书法家协会理事，扬州市八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扬州市刻字协会副会长。199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民间文艺家称号。 20世纪60年代末，一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多少年后仍深深地印在亲历者的脑海里。 知青下乡早已有之，邢燕子、侯隽、董加耕都是全国知名的典型人物。江都在1962年、1964年就曾组织未能升学的市镇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到华阳公社、渌洋公社、大桥苗圃场等地插队，但总体规模不大，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全县只有百十号人下乡插队。到了1968年初冬，插队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66、67、68三届初、高中学生一起毕业，大学停止招生，除少数人初中直升高中外，全部下乡插队。这就是当时“老三届”这一代人的命运。 1968年11月27日，是江都镇一大批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落户的光荣纪念日。这一天，以江中为主的知青约八九百人，经过简单地集中，即被敲锣打鼓地送上了下乡的行列。一队人马去锦西公社，在利民桥乘船。一队去双沟公社，是步行。那天是个僵巴天，阴风瑟瑟，步行的要走很长的路，锣鼓家伙和旗子都显得七零八落，大家的表情凝重而茫然。当在利民桥上两队人马挥手分别时，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觉。 有6名江中的知青被唐庄大队周庄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敲锣打鼓地接到队里，安排在一户农家牛棚旁边的两间土坯房里，这就是他们临时的家。房子小得连6张床也搁不下，只好让2个年纪小的初中生住在里面一间，其余4个高中生在外间搁大通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那知道第一天就出了个大笑话。农村的冬夜，漆黑而寂静，牛棚里不时传来牛反刍呼气的声音。昏暗的煤油灯旁，知青们倦缩在被子里大发感慨。不经意间，一头小公牛挣脱缰绳冲进了房里，低着头，睁着大眼，用刚刚长出的小角对着他们。大家惊恐失色，从没见过这种架势，本能地爬起来以棉被为盾，背抵墙角站在床上。双方对峙，小牛毫无退缩之意。知青们情急之中大声疾呼，喊声穿破夜空，惊动了村中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只见他昂首阔步走进屋来，大有不屑一顾的神情，一把抓住牛鼻拘子，就把牛牵走了。束手无策的知青与神气活现的小孩如此定格，实在令人大跌眼镜，哭笑不得。 此类刚插队的笑话实在太多。有个知青用大锅煮粥，天刚刚亮，只见一只老鼠掉进锅里，连捞四捞，结果捞出一个有皮没毛的白老鼠，而这一锅粥在上工之前已被大家吃得锅底朝天了。 还有令人忍俊不禁的事。一组知青被安置在生产队的库房里，墙角有一壶装得满满的油。不知谁嘴馋，从老乡家里弄来了几只鸡蛋，便用那壶里的油煎蛋吃起来，谁知蛋还没吃完，舌头就拉不动了。原来那油不是菜油，也不是豆油，而是桐油。桐油煎蛋能吃吗？ 当年知青插队，就是落户做农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既然当了农民，凡是力气活就少不了知青，挑粪、挑把、挖沟、打土、踩水车、送公粮都是和农民一样干。有一个体重53公斤的知青，能一口气把74公斤的公粮挑到几里路外的粮库，过了秤还要上大跳，再挑到一人多高的粮囤上。有一次打赌，3个知青3担就把500公斤的草塘泥挑下秧田，把当地的农民都比了下去。 冬季是农闲季节，农村最重要的农事就是兴修水利。上河堤挑河对知青来说既新鲜又艰苦。周庄的知青刚下乡不久就参加了龙洱河郭村段的拓宽开挖工程。先乘车到周家楼，然后步行去郭村的庄二生产队。当时郭村是个河道纵横的水乡，从周楼去庄二要经过一条宽约二三丈的河。只见河里有两个叉脚桥桩，支撑着三组三根毛竹捆在一起的桥面，人一走上去，晃悠悠的站不稳脚，不是本地农民是不敢过河的。知青们毕竟在学校里练过平衡木和游泳，把好多挑着粪箕和被包的“旱鸭子”搀过桥去，也算露了一手。到了工地，知青的任务是突龙沟。所谓龙沟就是河床底部的淌水沟。在这样的位置挑河是最不讨巧的，因为河工的劳动量以土方计算，河床上部好挖的土方已经被人家挖完了，剩下的龙沟就是最难啃的骨头了。晚上知青就住在离堤不远的人字形工棚，那是一种临时性建筑，上面盖草防雨，地上铺草当床。一夜醒来，热气下行、地气上行，整个被子都是湿漉漉的。更有甚者，小便桶就放在棚外边上，夜深人静，哗啦啦的小便声就象从头上浇下来，使人神经错乱、不能入眠。虽然做河工艰苦，但工分大，有补贴，还可以加餐。每当烧红烧肉犒劳时，大家就在工地旁边随意站着、蹲着，大块吃肉，大碗吃饭，犹如梁山好汉，倒也豪爽痛快。 知青插队的那当口，一般20岁左右的年纪，个个都是饭庄子，加上劳动强度大，肚子没有油水，那就更能吃，一天吃个2斤粮，那是常事。开头的10个月，国家每个月补贴7元钱。发了钱就改善伙食，打肉买鱼，很是潇洒。但好景不长，很快钱就花完了，只能从家里带点小菜来搭饭吃。乡亲们觉得可怜，便主动送一些咸菜、罗卜干之类的接济。可是大小伙子们的无底洞，那里填得满，不久想讨吃也没门了。天无绝人之路，他们还有大籽盐。那盐夹一粒放进嘴巴，“格嘣”一声，又脆又响，扒饭下粥都能应付。下放干部中有个女同志实在看不下去了，教他们上街买点酱回来，总比吃盐好。那酱也就几分钱一斤，但他们不懂熬熟了吃。酱在罐子里，放在桌子上，很快就生出活“秀才”。酱黑乎乎的，“秀才”白花花的，令人生厌，但还是有人从罐里挖了一块放在嘴里说：“这边没有秀才”。事后想起来都要作呕。 周庄只有16户人家，以周姓为主，世代聚族而居，清一色的贫下中农。好多人家里都有人在上海做“三把刀”，经常带钱回来，因此也不算贫困。这些农民虽然同情知青，但要和他们打成一片，融入这个群体同工同酬，还是很困难的。因为知青不会农活，耕田耙地、扬场播种这些技术活都由农民垄断着，他们得的工分就高得多。知青即使挑粪、挑把、上河工，与农民一样地干活，工分也只能算8折。明的理由是知青外行，心里的顾忌是知青抢了他们饭碗。六七十年代农村靠天吃饭，资本主义尾巴都割掉了，收入全靠种粮，那时稻子七八百斤一亩，麦子三四百斤一亩，就这么多地出这么多粮，一下子涌进来一帮男子汉，不是来分肥抢饭碗吗！长期以往，大家都觉得在农村做二等农民根本不是出路。后来逐步有人选调回城，但大多数都是自找门路出去务工。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只能在社队办或建筑站做工。那时农村刚刚兴起打着社队名义的集体企业，有就近的工厂，有辗转外省外地的建筑站。周庄有个知青就去了安徽的一个新兴工业城市，跟着乡镇建筑站做建筑外包工，砌过工厂，盖过楼房。后来又回到江都一家社办工厂，先做钳工，后做外勤。知青们走南闯北，千辛万苦，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插队8年就象8年抗战，荒废了学业，浪费了青春。有一首《知青之歌》是这么唱的：“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诚然，知青中不乏有优秀人才，可是由于知识的断裂，终究不能成为国家栋梁，出现了科学技术的断代现象，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的损失。后悔也好，不后悔也罢，这就是一代知青的命运，也是国家的命运。 知青上山下乡，就像任何事物一样，都有它的两重性。艰苦带走了他们的青春，却磨炼了他们的意志，使他们对社会，对人生，对生活有了刻骨铭心的理解。这也算上山下乡积极的一面吧！ 江都上山下乡从1963年开始到1980年初结束，共有本地插队知青6000多人，南京插队知青3000多人，上海、北京、新疆等全国各地投亲靠友插队知青约6000多人，前前后后江都境内插队知青共达1.5万多人。这些风华正茂的知青，凭着一股极其单纯的革命热情，投入文化大革命，又在蒙蒙懵懵之中，别无选择地响应号召来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无论是政府、家庭，还是知青本人，思想准备、组织准备、物质准备明显不足。知青在农村种种思想、劳动、生活、家庭等问题难以逾越，无法解决，最后当有回城可能的时候，便都一窝蜂回到原来的城市。他们这一代人在该学习的年龄没有得到学习的机会，该有工作的时候只能在农村劳动，该挑起生活担子支撑家庭的时候不少人下岗。这一代人是一群特殊的群体，有着特殊的经历和人生。知青作家史铁生、叶辛、梁晓声等已经在他们的文字里把知青们的喜怒哀乐和更多的无奈和迷茫写得淋漓尽致。后来也有不少已经成家又有了子女的知青，通过高考等方式改变了命运，成为幸运儿，但那毕竟是一小部分。知青的故事已经逐渐淡忘，知青现象给社会、给历史写下了沉重的一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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