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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 历史 / 政治 无思辨，无洞见 读中国历史，《万历十五年》是一本绕不开的经典。 它的重要性就如同《人类简史》。 你可以不赞同它们，对这类“流行历史书”极为不屑，甚至认为尤瓦尔·赫拉利和黄仁宇这些万金油学者论述历史的方式非常“民科”，但你都只能去驳倒它们，而无法忽视它们。 玩世不恭的王朔就曾谈到，他年轻时认为历史不过是故纸堆，故而对“对历史书望而却步、敬谢不敏”，直到1995年，他因人推荐读了《万历十五年》。 王朔读后大为感叹，称《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视野”，更加明白了他所处年代的历史书不好看，是因为“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 可以说，《万历十五年》犹如一缕新风，唤醒了一代人对于历史阅读的兴趣和对历史的重新解读。  《万》国内出版于1978年，至今已过40年。在历史书写蔚然成风的今天，黄仁宇这部40年前的作品却历久弥新、畅销至今，不断被学术界、公共媒体甚至影视作品中时时提及和讨论，其影响力之大、之广、之深入可见一斑。 让我来解读这部现象级作品，我可以只用一句话来总结： 皇帝和文官集团，谁的权势比较大？ 黄仁宇的答案是：文官集团比皇帝的权势还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把万历帝气到停工留职，28年不上班一直到死： “老子这皇帝不玩了，这天下留给你们文官集团，你们爱怎么玩怎么玩吧。” 这确实有点违背一般人的认知了，在大多数人看来，中国皇帝权倾四方，对天下臣民那是颐指气使，取任何一人的小命都是一句话的事，怎么会反过来被手下臣子完全拿住，气到从此不上朝的地步呢？ 黄仁宇在书中着重谈到了文官集团对万历皇帝各种制约，甚至管到了他的婚姻生活上，为了“立嗣”之事，双方争执的不可开交。 有必要交代下这个有些狗血的故事。 1581年的冬天，我们的主人公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时年18岁，也许正是青春萌动的年纪，年轻的万历居然被母后跟前的一个宫女吸引，做出了不可告人的事情。 后宫坐拥三千佳丽的年轻皇帝这一时冲动本身并不打紧，却不曾想就此酿成了终身大麻烦：宫女居然怀上了龙种！ 怕母后——慈圣太后斥责，万历起初还不敢让太后知道，黄仁宇说“所以到1582年阳历3月，万历一日而娶就嫔的时候，她都还不在其选”。 谁知，太后知道这件事后，居然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因有了抱孙子的机会而大为高兴。 于是，王氏在7月被封为恭妃，8月诞下皇长子——常洛后，就完全合法了。 如果说，万历能够对这位恭妃王氏有点感情，那倒还好。只可惜，从之后万历的表现来看，他们的结合基本可以断定是青春荷尔蒙惹的祸，万历对她毫无挂念。 正在此时，万历遇到了他的精神伴侣——14岁的淑妃郑氏，这位喜爱读书，极有主见，对万历照顾的无微不至的女孩，从此成为了他矢志不渝的终身伴侣。 一方面万历本身爱读书，也正值意气风发的年纪，想一展宏大的政治抱负。 也许是1582年首辅张居正的意外离世，让万历皇帝遭遇了政治决断上的巨大压力，而意志坚定的淑妃正好弥补了万历优柔寡断的性格缺陷。 万历有多需要淑妃呢？ 黄仁宇在书中提到了一件事，别的嫔妃对皇帝都百依百顺、不敢忤逆，而唯独淑妃可以毫无顾忌的挑逗和嘲笑皇帝。万历和淑妃有一次在西内的寺院拜神佛时，当着宦官的面就用一种撒娇讥讽的态度对万历说：“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 黄仁宇说，淑妃郑氏名义上是姬妾，但在精神上，无论是她自己还是万历都不把她当姬妾看待，而视为可以进行精神交流的伙伴，不可或缺。 这个逻辑顺利成章，如果万历仅仅贪恋色相，绝无可能和郑氏终生依恋，甚至为了她不惜和整个文官集团开战。 万历和文官集团的龌龊交恶主要有两个事件，一个是册封事件，另一个是立嗣事件。 话说郑氏当上淑嫔之后，仅仅一年，1582年万历就册封她为德妃，并在1586年正月诞下皇三子——朱常洵后，大喜过望的万历就准备册封其为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并预先公布礼仪以便有关衙门做必要的准备。 短短几年，郑氏就由淑嫔升为德妃再升为贵妃，万历对郑氏绝对是真爱。 谁知消息传出不久，文官集团就开始发难，给事中姜应麟上疏提出异议，理由为：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德妃郑氏仅仅是皇三子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 虽然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但这一异议显然让万历大为不快。 和册封事件相比，立嗣事件更为棘手。 因为中国古代素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立嗣”在古代中国极为重大，往往被称为“国本之争”。 万历因为不喜欢他和宫女王氏所生的长子朱常洛，并不想循古例立他为太子。 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生慌三子同年，首辅申时行上疏，列举明英宗两岁、明孝宗六岁被立皇太子为例，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推托长子幼弱，等两三年后再举行。 其实万历就是想立郑氏的皇三子为太子罢了，文官集团也当然发现了他的企图，于是纷纷上疏劝谏早立太子。 万历不胜其烦，将奏折扔在地上，对身边宦官说“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 遂降旨：“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 于是姜应麟被贬为大同广昌典史，连同上疏的几位官员，都被处罚。 但自明神宗处罚姜应麟的谕旨，我们也可以看出万历无奈的妥协：立太子一定会依长幼顺序册立。 在随后的几年中，万历和文官集团就立嗣来来回回争执不休，万历对文官打的打、罚的罚，却依然挡不住文官们“敢死队”般的不断劝谏阻拦。 疲惫不堪，知道毫无胜算的万历只好拂袖而去，开始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与文官集团周旋，创造了28年不上朝的历史记录。 结果如何呢？ 一直到死，万历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即使王皇后死了三个月，临死前万历下遗诏，并且大叫“立贵妃为后”，文官集团却冷眼视之，不但继任皇帝是他们决定，下一任继任皇帝依然是他们决定。 文官集团为什么这么牛？背后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这里我想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万历话中所说的“讪君卖直”，这是解读文官集团之所以强大的便利所在。 什么是“讪君卖直”呢？ 黄仁宇在书中特别举了邹元标这个七品芝麻官的例子。 邹元标1577年得中进士，时年26岁。在当时没有任何官职的情况下，他就敢上书斥责当时权倾朝野的张居正无耻可恶，罪名当然是引用所谓圣贤教导。这次上书的结果是被午门廷杖，流放到偏远的贵州。 5年后，病故的张居正已经被万历抄家鞭尸，邹元标自然“沉冤昭雪”，被召回北京，官封给事中。 谁知本该感恩戴德的邹元标，旧病复发，尽然又上书直接批评万历皇帝不能清心寡欲。如此唐突冒犯圣上，万历皇帝却并未处罚他，只是淡淡朱批一句“知道了”。 然而，万历帝的宽宏大量并未感动邹元标，他接着第二次上书，用语更加肆无忌惮，不但直言万历撒谎，斥责皇上“欲人勿闻，莫若勿为”，指万历帝装腔作势，没有人君风度。 这还得了，勃然大怒的万历只有下令再次廷杖这个不知感恩的小小七品芝麻官。 一个低阶官员都敢于斥责一国之主，凭什么？在万历看来，这些人是“把正直当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做本钱，然后招摇买卖他正直的声望”。 这就是所谓的“讪君卖直”。 万历虽然对此深恶痛绝，却无法与之抗衡，总是有一拳头打到棉花上的无力感。 为什么呢？ 黄仁宇给出的答案是：古代中国的政治逻辑是道德替代法制，而文官集团背后坚不可摧的大山就是“道德”。 文官集团垄断了圣贤教导的解释权，意味着他们代表着“道德权威”，而这种道德权威恰恰是支撑整个帝国运转的底层密码。 在书中，黄仁宇借“老油条”首辅申时行之口指出： “他深知我们整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中华帝国这种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弊病，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看来，使得以道德为施政根基的根本原因。 对于皇帝来说，不与全体文官合作，不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都将此路不通。 黄仁宇说，大明王朝除了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绝对趋势。在申时行当首辅的年代名全国文官总数约为两万人，其中京官占到了十分之一。 黄仁宇在书中描绘了京官朝会集合时，令人眼目昏眩的强烈画面感： 朝服为纻丝罗绢所制，四品以上为红色，五品以下为蓝色。朝冠系纱制，测带两翅；朝靴黑色，靴底边上涂以白色的胶漆。腰带并不紧束而是轻松地悬在腰间，上镶玉、犀角以及金银等方块，所以在阳光下闪烁不已。 而凝聚数量庞大的文官集团的就是儒家思想之道德。 在申时行看来，评判一个官员的最高标准，是道德是否完备，而不是技术是否先进。调解的标准，也不是谁的论点更合理，而是论者的道德是否高尚。 然而，儒家希望天下臣民各安其位、尊卑有序的理想和现实却总是脱节，缺乏数字化的精确技术手段，让古代中国的政治结构只能依靠模糊的传统伦理进行调和，这也是申时行竭力平衡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的激烈冲突，充当双方和事佬作为自己的政治角色定位，目标就在于维持帝国赖以维持的最低要求。 和稀泥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没有一套稳定可预期的制度，去解决文官集团内部的各种分歧和矛盾，也没有诞生足以精确管控社会的技术手段的可能。和事佬总会因时事变迁而在平衡庞大的文官集团时应对失策，旧有的手段无法适应突发的或崭新的因素最后导致帝国的模糊管理走向崩溃的命运。 在黄仁宇看来，抽象之道德是没有能力维持一个庞大帝国之运转的，缺乏技术能力阻碍了古代中国产生现代社会萌芽的可能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古代中国这种文官制度极其早熟，但因为缺乏技术手段，导致这种官僚系统往往笼罩着神秘的宗教主义色彩，即不可避免的理想化政治设想，而刻意忽视实际政治操作的复杂程度。 皇帝再蠢再笨，大臣也得说他是“天生圣人”；皇帝再残暴，大臣也得说他“恩泽四海”，以德治国的内在逻辑，让官僚政治的表现极其虚伪，他们宁可在实质上打折扣，也不放弃形式上的要求，一旦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无限拔高到虚无缥缈的高度，不再当成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问题似乎就变得不再是问题。 而各种繁复的仪式、神话和惯例，就会变成帝国治理不二选的工具和手段，而对它们的解释被牢牢掌握在文官集团手中，间接操纵着整个帝国，而貌似强大的皇帝不过是这部巨大机器的一环而已。 黄仁宇说： “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 而1587年，地球另一端的欧洲人在做什么呢？ 他在《万历十五年》开篇中说到，在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激烈争执的万历十五年，是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全部出动征伐英国的前一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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