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民族与周边关系·
一、傈僳族的分布情况 1.我国傈僳族的人口与分布。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2010年我国傈僳族人口约有70.3万。傈僳族最早生活在四川、云南交界的金沙江流域一带，后来逐步迁到滇西怒江地区的宝山和腾冲平原定居。目前，我国的大部分傈僳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泸水县和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其他的傈僳族散布在云南省的丽江、保山、迪庆、德宏、大理、楚雄等市和自治州以及四川省的西昌市、盐边县等地。 2.傈僳族在境外的分布情况。在缅甸，傈僳族人口约有45万，大约于19世纪中叶由我国迁入，一开始分布在缅甸东部掸邦的孟密镇和缅甸中部偏北的曼德勒省抹谷镇。现在缅甸的傈僳族分为南群花傈僳、北群白傈僳，南群花傈僳聚居于抹谷镇，北群白傈僳聚居在缅甸西北部的实皆省和东北部的克钦邦，其余傈僳族人则散居于掸邦各地。在泰国，傈僳族人口大约有5.5万，于19世纪末到1930年经由金三角进入泰国，现主要聚居于泰国北部的夜丰颂府、清莱府、清迈府等地的深山老林中，被称为六大主要“山地族群”之一。此外，国外还有一部分傈僳族是以难民的身份存在着。因缅甸军队和其他民族武装集团的迫害，逃到泰国或马来西亚、印度等地沦为难民的傈僳族目前约有数千人，其中约有五百人已经取得了联合国难民证，并被转介安置到欧洲各国、美国各州、澳洲、新西兰等地。 二、傈僳族的文化特点 1.氏族与图腾文化。傈僳族部落由58个不同的氏族组成，每一个氏族都有一个图腾，其姓氏也与图腾有关，如以植物为图腾的紫柚氏、木氏，以作物为图腾的荞氏、谷氏、麻氏，以动物为图腾的蜂氏、鱼氏等。这些图腾来源于原始时期的狩猎采集生活，并成为了团结氏族的纽带。随着时间推移，一部分傈僳族的姓和图腾已经分开，不少氏族的傈僳族采用了汉姓。 2.语言文字。傈僳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支，分为几个方言区，还划分了儿童学语和普通交流语。傈僳族的文字情况相对复杂，主要有4种类型：一是滇东北的框格式拼音文字，也称“伯格里老苗文”;二是中缅边境傈僳族基督教会使用的变体罗马字，也称“老傈僳文”;三是由云南省维西僳僳族自治县的傈僳族农民汪忍波创制的音节文字;四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中国科学院专家以拉丁字母形式创制的“新傈僳文”。 3.竹文化。傈僳族聚居地区生长的竹子品类繁多，竹文化渗透到了傈僳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其日常生产生活，还是其神话传说、宗教信仰，都有明显的竹文化痕迹。例如，在居住形式上，傈僳族称“干栏式竹木建筑”为“‘千脚落地’的竹楼”，房屋的围墙和地板用竹篾编成;在服饰上，傈僳族男子喜欢脚穿竹麻草鞋，腰间佩戴竹弹弓，妇女则喜欢在腰间系“竹铃”;在器物上，竹器制作是傈僳族人的传统手工艺，其中以口弦筒、葫芦笙、笛子等竹乐器最有代表性;在精神文化上，傈僳族有竹崇拜、竹占卜、竹禁忌等。 4.服饰。傈僳族服饰以色彩繁多出名，被形容为“一寸布料一寸彩”。近代以来，傈僳族的服饰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缝制方式由过去的手工改为现在的机器，设计图案也由复杂精美变得单一精简。不同国家的傈僳族在服饰用料和风格上有所不同，如泰国北部的傈僳族使用棉料，而我国和缅甸的傈僳族惯用粗麻;缅甸各个地区的傈僳服饰形态各异，泰国傈僳族的典型服饰是宽松的束腰外衣，我国傈僳族服饰的风格特点则体现在类似旗袍的带钩斜领上。 5.节庆与习俗。傈僳族最看重的是年节，也称阔什节。每逢这一节日，他们都要做籼米粑、糯米粑和酿水酒。我国云南怒江地区的傈僳族还要给耕牛喂食盐，以表示尊敬耕牛的劳动。年节的第一天，全家聚餐，并同饮同心酒。傈僳族还会在正月举行“春浴节”，过节地点在怒江的登埂、马掌河等温泉，人们前来沐浴、净身、除病。农历二月，为了纪念傈僳族的民族英雄，云南怒江的傈僳族还会过“刀竿节”。 6.宗教。由于与各地的信仰系统相混杂，傈僳族的宗教实践是多元化的。上世纪初，基督教传入我国德宏、怒江等地以及缅甸后，一部分傈僳族改信基督教。在泰国传统村落，村庄的最高处是“守护神的圣地”，人们用供物抚慰着护卫他们的神灵。在每个房子后面，都安放一个祭祀祖先的祭坛。傈僳人除了相信“造物主”外，还相信“万物有灵”。在泰国大部分傈僳族聚居的乡村，人们还信奉萨满教，病人一般都比较依赖萨满巫师。 三、傈僳族的跨境分析 1.迁徙历史与凝聚力的形成。明代以前，傈僳族先民居住于丽江地区。到了明代，当地的木氏土司与吐蕃的战争波及傈僳族，迫使该民族整体迁徙到澜沧江流域。清代，傈僳族备受欺压，不得不向西迁徙到怒江流域。深受战争牵连和民族压迫的傈僳族，在几次迁徙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更加稳定的共同体，并塑造了一个民族英雄——括木必帕，用来维系我国怒江、缅甸、泰国的傈僳族的共同历史记忆。与此同时，维系傈僳族凝聚力的，还有经济生活、社会组织与宗教。在经济生活上，由于缺少与外界的接触，直到明代，傈僳人都不得不沿袭传统的游猎采集生产方式。清代以后，傈僳人出现“生熟”分化：生傈僳老于深山，熟傈僳已发展出刀耕火种的农业经济。民国时期，商品交换的发展加强了怒江傈僳族与中缅未定界地区傈僳族的联系。到缅甸以后，傈僳族显示出很强的经济适应能力，这与民族内部的团结互助密不可分。对经济资源的寻找导致了傈僳族的长期迁徙流动，但客观上傈僳族内部的凝聚力与交流互动有所加强。在社会组织与宗教上，傈僳族的认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建立在氏族组织的基础之上。与氏族组织相对应的，是原始宗教信仰，傈僳族的世俗生活与原始宗教几乎融为一体，原始宗教中的禁忌、祭祀仪式以及社会伦理规范逐渐形成傈僳人共同遵守的社会秩序，进而培养了共同的认同心理。 2.中缅傈僳族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英建立的精神纽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政府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客观上强化了傈僳族的民族意识，一批傈僳族精英超越地方局限，站在整个傈僳族的层面上，极力推动着中缅傈僳族在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往来，在我国怒江地区的傈僳族与缅甸的傈僳族之间形成了重要的精神纽带。二是平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平民层面，中缅傈僳族形成了稳定的经济共同体。缅甸傈僳族地处自然资源极为丰腴之地，他们借助族缘、亲缘、地缘关系，把经济圈扩大到我国，将中缅两国的傈僳族紧密地联系起来。如缅甸曼德勒省的抹谷镇兴起了红蓝宝石业，当地为数众多的傈僳族以此为生，玉石大部分通过我国的傈僳族销往内陆;一些生活在缅甸密支那的傈僳族通过其在我国云南福贡县的亲戚关系，常年往返福贡县与密支那之间，进行漆油、大铝锅、玉石等商品的交易活动。 3.泰国傈僳族的跨境问题。在泰国，傈僳族受当地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一是居住在山地的傈僳族和居住在平原的其他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都不相同，彼此之间有着不好的刻板印象。二是生计战略上，为了弥补稻米种植不足带来的缺陷，一些傈僳族村落开展了鸦片种植，使得泰国北部傈僳族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三是在泰国北部的傈僳族中间出现了对迁移与国境的新认识，并开始对其跨越国境的同胞进行辨别。 【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基础研究重点项目“跨界民族与周边关系”（项目号：15KDA007）成果，项目主持人：吴楚克】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6年7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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