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初年四川“东乡血案”始末

晚清时期，农民起义军此起彼伏，清政府四处镇压，军费连年增加，税赋本来就重，四川东乡县官员为进快钱，又额外多收钱粮。不仅如此，各乡局绅又预为垫银缴官，而后又大利滚算乡民，至斗厘、猪厘尚不在内，使土瘠民贫的东乡百姓陷入极端困苦的境地，怨声沸腾。

同治十一年（1872），四川东乡县（今宣汉县）农民袁廷蛟不满县衙和大户浮加赋税盘剥农民，便与舅舅赴京控告，结果却被以“鲁莽叩阍罪”解回四川，被四川总督责杖、枷号，仍不屈不挠，继续上告。第二年，袁廷蛟再次具状，向府、 省、京呈控东乡县滥收浮派、贪污中饱罪行，均不得申理。

袁廷蛟投诉无门，于是号召百姓请愿，掀起抗粮风潮。光绪元年（1875），袁廷蛟率七百多名农民齐聚县衙，要求算清粮帐，减免不按朝廷规定数额任意加征的部份。数日间，饿坐请愿的乡民增至两千多人。东乡知县孙定扬许愿不成，便两次诬告袁聚众滋事，上报到成都请兵剿办。四川总督文恪认为东乡是白莲教首义之区，“盗匪渊薮”，于是命提督李有恒带兵两千前往东乡“剿匪”。在清兵的血腥镇压之下，东乡数千名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被官兵屠戮，受连累的乡民更是数以万计，酿成震惊朝野的“东乡血案”。

血案当晚，袁廷蛟父子逃出，几经周折到北京告御状，然而状未告成，反被押解回川。不想朝廷竟令东乡惨案的直接参与者四川总督文恪查办此案，文恪一面欺上瞒下，谎报矛盾百出的案情，一面继续对袁廷蛟父子严刑逼供。

此时，在袁廷蛟父子告御状时了解过冤案内幕的几位监察御史吴镇、李廷萧接连上奏，朝廷便将李有恒和孙定扬革职。光绪三年正月，朝廷忽然将文恪调任山东巡抚，原山东巡抚丁宝桢则升任四川总督。

丁宝桢为官虽刚正清廉，却非完人，身处波诡云谲的官场，他也打起自己的小算盘：此次他和文恪对调，自己官升一级，到四川收拾烂摊子，既是朝廷和清流对自己的期望，恐怕也是慈禧给自己小鞋穿，祸福难测，毕竟同治八年他曾“前门接旨，后门斩首”，处决了横行不法的慈禧心腹太监安德海。文恪是皇室贵族，朝中有人，眼下还在自己的老窝山东蹲着，若是查出文恪等人的问题，文恪一定会抓住他的一些把柄发难，那就得不偿失了。他怎么能乱揭这位前任的疮疤呢？他所不知道的是，文恪正是打的这个主意，才重金贿赂慈禧身边的亲信，与丁宝桢对调，以使双方都在新的任所为各自的原任的弊端互相遮掩。于是，一番思忖之后，丁宝桢一拖再拖，将东乡案定性为“暴民造反”。

新总督丁宝桢对东乡血案没有新的发现或见解，朝野议论纷纷，朝廷只得再派四川开县藉的前任两江总督李宗羲以省亲的名义专程微服赴川秘密彻查此案。两个月后，案子倒是查清，却牵连甚广，甚至牵扯到好几位朝廷高官，李宗羲顶着巨大的压力，将查获的案情据实上奏朝廷。而四川相关责任人也捏造伪证，指使李有恒之母赴京为李有恒、孙定扬等鸣“冤”，反诬钦差“收受乡民贿赂，并未亲临详查”。

事情闹得满城风雨。清流一派连上奏折，强烈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李有恒和文恪等人。刑部狐疑之际，朝廷只判“丁宝桢轻纵案犯，降为四品顶子，仍署四川总督以观后效”，并令丁宝桢继续“复查”。到此，东乡冤案似已成一桩铁案，无人能翻，也无人敢再提翻案的事了。

正在东乡血案看似翻转无望的时候，一个不信邪的人站了出来。他就是时任正六品国子监司业的张之洞。张之洞曾任四川学政，光绪二年夏主持府考，东乡县大多数考生的答卷上写的不是考题内容，而是东乡血案的经过，以此拒考，并为死难乡民申冤。张之洞综合考生所陈情节，结合当地民间议论，知悉了事件真相。但他当时只管教育工作，对这种大案要案无权插手，而现在他决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张之洞不是一介莽夫，他认为，当时朝廷地方官员以民为贼草菅人命已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如此明白的东乡冤案如不能翻过来，可能会官逼民反。当年林则徐能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今天他张之洞也能站出来为受害百姓申冤，实现自己早年“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的抱负。

同时，工于心计、熟稔迎合上意的官场宦术的张之洞也考虑到自己冒险的资本。他26岁中探花，赐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还靠“声声祝慈禧太后，万寿无疆”的机敏对联而深得慈禧青睐；入仕后，张之洞看清了当时朝政的走势：慈禧有意培植清流党势力，以制衡恭亲王和李鸿章等洋务派势力，遂以敏捷的才思和犀利的文笔，成了清流党的著名人物；更有利的是，在吏部主事以尸谏反对慈禧为了继续垂帘听政而让光绪即位的情况下，张之洞上疏为慈禧辩解，让慈禧欠了他一个人情。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呢？如果东乡冤案翻不动，自己的仕途也许会受到挫折，但仍然可以保持清流的美名；如果能在慈禧的直接干预下翻了案，冤枉屈死的老百姓自然可以受惠，慈禧也可以获得爱民亲民的好名声，而接下去获得升迁的，必然是自己！

是陷阱还是机遇？东乡血案，一石系着二鸟。笼中的丁宝桢突围不出；笼外的张之洞却硬起头皮往里闯。同样面对案情已明的东乡血案，同样经过了身居腐败诡谲的大清官场中的反复思忖，也同样有着自己的小九九，张之洞的胸襟见识显然比丁宝桢更高一层。这或许正是东乡血案成为丁宝桢的滑铁卢，同时成为张之洞登云梯的原因，后人对张之洞的评价比对丁宝桢的评价稍微高一些也就不足为怪了。

张之洞做事力求面面俱到，谋定而后动。他借一次慈禧召见的机会，表面不经意之间，提到东乡惨案发生时自己正在四川学政任上，对该案的始末完全洞悉，引慈禧询问该案。接着，张之洞赞扬了慈禧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的公正和对老百姓的同情，然后才简要奏明自己直接掌握的案情，恳切表达了他要翻案的请求。慈禧欠了张之洞一个人情，就同意了。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有慈禧撑腰，张之洞不再担心皇亲贵胄的报复，同一日连上三道奏折。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体现了他为民申冤的决心，也破了慈禧垂帘听政以来，大清官员单日上奏的纪录。在奏折中，张之洞详细叙述了案件始末，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该案纯属县令孙定扬等人“诬民为逆”、滥杀无辜，根由则是孙定扬违法加收百姓苛捐杂税。因此，孙定扬是这起惨案的罪魁祸首。

慈禧被震动了。同时，张之洞的胆略和见识也让她折服：“你这事办得好，既为百姓申了冤，也为朝廷纠了错，功德无量。另外，你的奏折也写得出奇的漂亮，一下子就写到了点子上。”光绪五年十月，慈禧命刑部将此案平反昭雪，判决孙定扬、李有恒犯滥杀无辜罪，由原来的革职改为秋后处斩；判文恪、丁宝桢等人犯渎职包庇罪，交刑部议处；其他数十名相关官员均依法量刑定罪。

东乡事件不再是“叛逆”，而是“闹粮仇斗”，而袁廷蛟则是“引贼劫掠，罪犯应斩”。十一月，为防止袁廷蛟翻供或拖延遭赦减，以绝后患，与朝廷上下心意相通的丁宝桢密令狱卒打死了成都狱中的袁廷蛟并毒死其子，以“病死”上报。至此，东乡血案才算真正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