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

庶民临风 2019-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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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清朝第五位皇帝（1722年-1735年在位），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年号雍正。蒙古尊称为纳伊拉尔图托布汗。康熙帝第四子，母为孝恭仁皇后，即德妃乌雅氏，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在二废太子胤礽之后，胤禛积极经营争夺储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他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雍正帝在位期做了一系列改革。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废除贱籍制度，实行摊丁入亩，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了人口增长。并且大力整顿财政，实行耗羡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实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雍正七年（1729年）出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创立密折制度监视臣民，设立军机处以专一事权。而且改善秘密立储制度，使得皇位继承办法制度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互相倾轧的局面。雍正帝在位期间，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雍正帝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对于康乾盛世的连续具有关键性作用。雍正十三年（1735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驾崩，终年58岁。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清西陵之泰陵，传位于第四子弘历

早年经历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寅时，胤禛出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生母为德妃乌雅氏。由于其生母乌雅氏出身低微，不能给胤禛带来皇子中的特殊地位，此外，清初时后宫也不允许生母抚育自己的儿子，因此胤禛满月后由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抚养。孝懿仁皇后是一等公佟国维之女，孝康章皇后的侄女，孝懿仁皇后没有生过皇子，只有一个公主还早年殇逝，故而养育德嫔之子，年幼的胤禛因其尊贵，很可能有意巴结她。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胤禛六岁进尚书房，胤禛跟从张英学习四书五经，向徐元梦学习满文。与胤禛关系最密切的是顾八代，胤禛说他“品行端方，学术醇正。”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胤禛，受父皇和师傅的严格管束，从事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学习，也在这个时期，作《春日读书》、《夏日读书》等诗歌。稍长，便跟随康熙帝四出巡幸，并奉命办理一些政事。十六岁那年，他陪同其三兄胤祉往祭曲阜孔庙。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九岁的胤禛随从康熙帝征讨噶尔丹，掌管正红旗大营，此役胤禛没有参加，然而他很关心这次战斗，作《狼居胥山大阅》、《功成回銮恭颂二首》，赞扬乃父用兵的功业。又往遵化暂安奉殿祭祀孝庄文皇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二十一岁的胤禛受封为贝勒。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二十三岁的胤禛侍从康熙帝视察永定河工地，检验工程质量。二十五岁，随同父皇巡幸五台山，次年侍从南巡江浙，对治理黄河、淮河工程进行验收。

经营争储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康熙帝第一次罢黜了太子胤礽。在推选新太子的过程中，胤禛支持复立胤礽，同时与皇八子胤禩也保持良好的关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胤礽为太子。同年封胤禛为和硕雍亲王。此间诸皇子为谋求储位，各结私党，勾心斗角极为激烈。

胤礽再立后，为巩固储位又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引起康熙帝的不快，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再次将他废黜。以后不断有朝臣为他复位奔忙，均遭康熙帝处罚。胤礽被遗弃了，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却未令人替补，惹得诸皇子为之大动心机。胤禩有资本，继续活动，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责。他的同伙胤禵“虚贤下士”，联络各方人士，“颇有所图”。十四皇子胤禵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指挥两路清军入藏，送达赖六世至拉萨，驱逐了一度盘踞在西藏的准噶尔人的势力，稳定了西藏局势。他的声誉日高，有可能成为储君。三皇子诚亲王胤祉受命开蒙养斋馆，身边聚集着一群学人。他也“希冀储位”，以至胤礽再废后，竟“以储君自命” 。

胤禛善于治国、懂得韬光养晦。他尊释教道学，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与年羹尧和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时向父亲康熙帝表现诚孝，画西藏于版图，赢得康熙帝的信赖。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正四十四岁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庆，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参加贡士会试试卷复查事务，冬至时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两仓，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这些活动，对他来说有两重意义，一是由于他多次随从巡幸、外出代办政务，足迹遍于中国主要地区，使他有机会了解各地经济物产，山川水利，民间风俗，宗教信仰，历史问题，取得了关于民事的第一手资料；二是观察了康熙帝处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锻炼了处理某些政事的能力，获得了从政的一些经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胤禛日后治理国事都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雍正帝在储位斗争中的胜利，有其必然性，这就是：第一，他的才能和务实精神会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他的属人戴铎曾向大学士李光地称道其主子：“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施，大有作为。 ”事实上，在争夺皇储的斗争中，雍正帝提出整顿积习的振作有为的政治方针，与八皇子胤禩的仁义方针相对立，以争取人心。第二，他善于耍两面派手法，从而欺骗了对手和康熙帝，使政敌不以他为意，没有集中力量对付他，从而轻巧地取得成功。第三，他有一个集团，在关键时刻用上了力，如通过隆科多稳定京中局势，通过年羹尧控制胤禵和稳定西北地区。

巩固帝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胤禛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即位后，雍正帝重用康熙十三子胤祥，不想放过政敌胤禩等人，胤禩等人也不甘心失败，所以双方的斗争在雍正帝继位后延续下来，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加以圈禁。晋封胤禩为廉亲王和总理事务大臣。将胤禟发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1724年）春以前，对政敌的打击尚有所节制，这是因为政权还不太巩固，不便太刺激对方。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青海平叛胜利，雍正政权的力量增强了，随即加紧惩治胤禩一伙。四月，对胤禩本人声罪致讨，说他“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为“阿其那”（意为待宰的鱼），胤禟被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为“塞思黑”（意为讨厌的人）。皇十子胤䄉被圈禁，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祯（胤禵）先是派去守陵，再后来受圈禁。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后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

同年五月，革去苏努贝勒，七月发出《御制朋党论》，进一步开展反对胤禩党人的活动，不久年羹尧、隆科多问题的出现，遂放松了对胤禩的攻势，迨至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尧赐死，便加速惩处胤禩等人。至雍正四年（1726年），胤禟、胤禩先后囚禁致死，胤禵迁于京城景山，蔡怀玺自杀，郭允进枭首示众，其他胤禩党人也遭到处分。至此，经营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团彻底垮台。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致死。并因此株连出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和查嗣庭试题案。

主政改革

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之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如汉文帝辈，朕之见闻更过之。” 他深知康熙后期的社会问题，如朋党斗争；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实行，加速了贫富矛盾的积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继续解决与准噶尔部的矛盾；国帑空虚。他针对现实，结合自己的理想，产生他的政治纲领。雍正帝在即位的当月，谕令大学士、尚书、侍郎：“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裨益国计民生者，尔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紧接着，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给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分别发布的上谕中，讲古代纯臣，皆“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发出为国计民生进行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内容：第一，反对因循苟且。雍正帝认为他即位时“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 ，屡屡告诫臣下，不可“因循玩愒”。他针对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张“着意搜剔”，把攻击这是“多事”的人斥为“浅见无知辈”。他反对因循守旧，是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第二，整顿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给总督的上谕中说：“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实际上发出整饬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极一周年的时候又说：“朕缵承丕基，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 ，表明他企图通过整顿吏治，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第三，反对朋党。雍正帝从亲身体验中深知朋党的危害：朋党各行其是，破坏朝政统一，损害君主权威。朋党之间互相攻击，任用私人，不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则，也干扰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权柄；朋党各抒政见，自我标榜，批评朝政，扰乱君主视听，妨碍坚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说“朋党最为恶习” 。他反对的朋党包括科甲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因此宣称，欲“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 “务期振数百年颓风，以端治化之本”。表明他为澄清政治、医治痼疾的决心。兴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个内容，此外，他认为“有治人无治法”，以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办好，这是他的基本观念。他主张“为政务实”，即从实际出发，踏实地办事，这是他的思想灵魂。他主张施政严猛，要有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观念中，兴利除弊是其核心内容，因而是他为政的基本特色。

雍正元年（1723年），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并限制地方横征暴敛。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亏空钱粮严重，决定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

执政中期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雍正七年（1729年），用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出西路，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进军征伐。但前线连吃败仗，雍正帝囚禁岳钟琪，屡换北路军营将帅。到后来，双方都打不下去了，开始谈判。雍正帝消灭对方的目的没有达到，究其原因，雍正帝、岳钟琪、傅尔丹等轻敌骄满是重要因素。未出师前，雍正帝自称：“选派将领，悉系镇协中优等人才，拣选兵丁，率皆行武中出格精壮，殊非草率从事。”

与西北用兵相配合，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如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大学士鄂尔泰等，都是以亲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因此，军机处设立之初，“无专官”。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无专官，无衙署，就使军机处成为一种特殊的机构。

雍正帝还加强思想统治，大兴文字狱。雍正七年（1729年），发往西北军营效力的前工部主事陆生楠，著《通鉴论》十七篇，论述封建、建储、兵制、君臣关系、无为而治等问题，涉及到当朝朋党之争等敏感问题。雍正帝说他“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下令将其在军前正法。也在军前效力的监察御史谢济世，借着批注《大学》，“毁谤程朱”，对理学提出责难，雍正帝命在处死陆生楠时用其陪绑，以示惩诫。同年，发生曾静遣其徒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的投书案，牵连到已故理学家吕留良，雍正帝遂大兴文字狱，以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

雍正帝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辑成《朱批谕旨》。他对臣工的谕旨，由张廷玉等纪录编成《上谕内阁》、《上谕八旗》。他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被后人辑为《御制文集》。

离奇去世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贵州古州、台拱的苗匪在边境滋事，雍正帝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领四省官兵征讨。又命果亲王胤礼、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协同办理苗疆事务。命刑部尚书张照、副都御史德希寿帮办苗疆事务。不久哈元生平定了贵州的苗民叛乱。

雍正帝在位时期经营了圆明园宫苑，常在圆明园与大内两处居住。他青年时中过暑，以后就怕炎热，故以较凉爽的圆明园为栖身之所，住在冬暖夏凉的九洲清宴、四宜书屋、万方安和等处。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病，“仍照常办事”，至二十三日子时就驾崩了。

雍正帝崩后，根据他的秘密立储方法，由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继位。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于清西陵之泰陵

轶事典故

资助书生

雍正帝当皇子时喜欢微服出行，广结侠义。某年到杭州，准备泛舟西湖游玩一番，刚出涌金门，看到一个书生在卖字，笔法颇为精到，胤禛便让他写了一副对联。其中有个“秋”字，书生却将“火”字旁写在了左边。胤禛便问：“这个‘秋’字你是不是写错了？”书生不以为然，说没写错，然后拿出一本名帖，翻开让胤禛比对。胤禛说：“你既然如此博学，为何不去博取个功名呢？干嘛要在这卖字为生？”书生说：“我家里穷，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只能靠卖字为生，哪敢想什么大富大贵呢！”胤禛于是慷慨解囊，说：“我这有钱，可以资助你博取个功名，到时候别忘了我就行。”书生万分感谢，后来还真就考取功名，入了翰林。

此时胤禛也已登基，一日从名册上看见书生的名字，想起那次杭州之行，于是便召其入内。胤禛随手写了一个“和”字，故意将“口”字边写在了左边，然后让人拿给书生看。书生不明所以，回答说这是个错字。胤禛微笑不语。第二天，胤禛让书生拿着诏书去浙江，浙江巡抚受诏，诏中说：命此书生在涌金门再卖字三年，再来供职。书生这才恍然大悟。

崇仰佛道

雍正帝青年时代就喜欢阅读佛家典籍，与僧侣往还，并著《集云百问》论佛旨，自号“破尘居士”、“圆明居士”。即位初期自比“释主”，用比丘文觉密参帷幄，引起朝臣的反对。雍正帝否认缁衣参政，但对释氏有节制。到晚年，在宫中做法会，亲自收门徒。他大修古刹名寺，给僧人赐封号，支持禅宗中的一派，著作《拣魔辨异录》，参与佛教内部宗派的斗争，又搞了《御选语录》一书，阐扬其佛学观点。雍正帝与道士也频繁接触，宫中养着娄近垣、贾士芳、张太虚等人。雍正帝看中佛老，是他认识到儒、佛、道三教学说中的一致性：“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

雍正的佛学著作，以中国佛教特有的禅宗为主，安抚喇嘛教只是为了防止西藏叛乱。雍正曾自号“圆明居士”，把古德参禅语要编辑成《御选语录》共十九卷，更从章嘉国师学习禅学。章嘉国师就是负责把《藏文大藏经》全部翻译成满文。世宗皇帝，自许为禅宗血脉，编集《雍正御选语录》，并撰写《拣魔辨异录》，以上谕要求各地地方官对法藏、弘忍一系的僧人严加调查取缔，这样实属国王护法。

西式服装

在中国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帝，至今在故宫尚保留他的这一画像。这位精力充沛的皇帝喜欢玩赏钟表等西洋事物，他穿西装更多的是满足追新求异的猎奇心理。

御用眼镜

眼镜最早出现于1289年的意大利佛罗伦萨，是欧洲人的一项重要发明。雍正帝很喜欢西洋眼镜，倒不是雍正帝附庸风雅，确实是他已经眼花了，需要眼镜的帮助。据不完全统计，造办处为雍正帝专门制作的各式眼镜达35副之多，如水晶、茶晶、墨晶、玻璃眼镜等等。雍正帝把这些眼镜随处安放，每到一地，随手可取。在雍正帝经常起居的大内与圆明园的宫殿里，甚至在他的銮轿中，都放有专门的御用眼镜。不仅如此，雍正帝还把眼镜发放给泼灰处的工匠，作为一种实用的福利待遇。

迷恋丹药

雍正帝对道教也颇有兴趣，特别宠幸龙虎山驻京道士封娄近垣，封他为四品龙虎山提点、钦安殿住持，并加封为“妙正真人”。雍正帝早在当皇子时，就对炼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炼丹的主要目的是做给他父皇看，说明自己不谋求皇位，只一心炼丹。他还因此写过一首题为《烧丹》的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雍正帝对丹药的痴迷程度可谓是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位宠信道士迷恋丹药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