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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世珍 管仲相齐40年，内行改革，富国强兵；外平天下，九合诸侯；尊王攘夷，存亡继绝。然而，对后世影响力最大的是他当下的一部宝贵的文化遗产管子学——《管子》。 《管子》一书，内容驳杂，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道家著作。的确，书中的有很多观点，承袭了老子和庄子，隋唐以后不少学者又把它列为法家一派，后人对《管子》的评述是儒法早期思想合为一体的著作。在2016年“齐文化与稷下学”高峰论坛，对《管子》特别推崇，成为了“稷下学”的核心论著，为开创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盛况吹响了号角。冯友兰先生认为：《管子》一书是稷下学术中心的一部论文总集。 《管子》旧书，凡三百八十九篇。西汉末年，刘向校定为八十六篇，后亡佚十篇，现存七十六篇。内容包括哲学、政治、历史、伦理、法律、经济、军事、外交及个人修养各方面，看似驳杂，实则围绕天、地、人展开论说，对天下、国、家、个人兴亡成败之理从不同角度加以阐述，提出了内容丰富、条例井然的应对策略，古今兼顾、知行合一，且没有狭隘的学派偏见。 《管子》的作者管仲是继周公（姬旦）之后，春秋初期的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其生年不可考，他从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年）始为齐桓公宰相，凡四十年，到周襄王七年，即公元前645年卒。他去世九十六年孔子才出生。《史记·管晏列传》对其生平事迹有所记载： 年少时家贫，曾和鲍叔牙一起做过生意，也当过兵，有贪财和逃兵的劣迹。后辅佐公子纠，在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争位中，公子纠失败而亡，他遂被囚禁。在鲍叔牙的推荐保举下，又事公子小白，当了齐桓公的宰相，忠心辅佐，以区区之齐，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在为政期间往往能做到因祸得福，转败为功。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使齐桓公（小白）成就霸业，为春秋五霸第一。死后一直有很高的威望。孔子曾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并以“如其仁，如其仁”来赞许他。 《管子》中的政治思想，是管仲沿袭周公、姜太公的立制，符合当时天下政治形势而进行的改革创新，迎合了齐国富国强兵的诉求，穷通之变而已。姜太公到齐修政时，就“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世家》）。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当时周公摄政于成王）。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史记·鲁世家》）。可见管仲的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民同好恶的为政思想，确实秉承并发展了太公治齐的政治主张，管仲深受周公为政思想的影响，《管子》中的不少篇章如五势、三准的主张可见一斑。 要达到国家大治、富国强兵，其根本是实行富民政策，这一主导思想贯穿于《管子》始终。《管子》首篇《牧民》一开头就阐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治国篇》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贪则难治也。”阐明了经济与道德的绝对关系以及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观点。《五辅》篇又说：“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在《版法》篇中又说：“民不足，今乃辱，民苦殃，令不行。”关心人民疾苦，强调人民利益，民为邦本是管仲治国的基本思想。 《管子》的农工商并重是又一政治经济亮点：一方面阐述，“富国粟多生于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粟者，王之本也，人主之大务，人之有途，治国之道也”。 另一方面，在《轻重》篇中比较集中地阐明了工商经济思想，商业经济是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为国不能不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但对大商巨贾也应该给予相应限制，采取的措施是不断调整物价，提高粮食的价格，还公开表彰放债人家毁弃借债券书，献出积蓄赈济贫病百姓。可见孔孟的民本思想体系形成的渊源，应追溯到管子。 《管子》还注重对民众施行教化政策，形成良好的道德思想风尚，首先提出了礼、义、廉、耻四种国民道德是立国的四大精神支柱，“国之四维”。这与当今我们中华民族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的初衷是一致的。如《牧民》篇所说：“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张，则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进而又在阐明“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妄。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妄邪事不生。”由此可见，对百姓大众进行礼义教育，可以安定社会秩序；进行廉耻教育，可以防止淫邪奸诈之事的发生。如《五辅》篇说：“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人之道，莫如教之，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禀实而囹圄空，贤人进而奸民退。”可见经济实惠与思想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在《管子》中还闪现着以法治国理民的思想，后人把管子视为法家是有道理的。《任法》篇一开首就说：“圣君任法而不任智。”“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周书》曰：“国法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民不遵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不祥；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故曰：法者不可不恒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为大治。”强调执政者要执法严明，赏罚要公平，决不能枉用刑赏，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与孟子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治国主张是一致的。 不论德治法治，都离不开干部队伍去落实，用人路线成了头等重要的大事，在《形势》篇中，具体阐述了君臣，父、子不失其位和本份的原本。在《中匡》中具体阐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管仲观察到易牙、竖刁和卫公子开方等人的别有用心，毫不犹豫地向齐桓公建议：“今夫易牙，子之不能爱，安能爱君？君必去之。”“今夫竖刁，其身之不爱，焉能爱君？今必去之。”“今夫卫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愿也；得于君者是将欲过其千乘也，君必去之。”在管仲的建议下，桓公毫不犹豫地免去了三人的要职。在人才选拔使用中，其程序是从基层着手，逐层逐级向上推荐，经过考察锻炼，确有本领，以专长委以重任。在《小匡》中有举贤委任：“升降揖让，进退闲之，辩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垦草入邑，辟士聚粟多众，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无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为大谏之官。”这是一个国家部长级干部的任用，不难看出，任人唯贤，人尽其才的优良传统，从齐国立国开始一直延续，并有了很好的发挥。 《管子》除了以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论述外，在哲学方面，当今台湾大学陈鼓应权授曾论《易传·系辞》是稷下道家之作，其精气说的依据是《管子》四篇，《内业》《心术上》《心术下》及《白心》。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许抗生也曾略说黄老学派的产生和演变，其理论根据是古佚书《径法》等三篇与《管子·心术》等四篇一脉相承，可见《管子》也是黄老学派的奠基者。 中山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冯达文在论《管子》诸篇的宇宙论及其思想意义时讲到，《管子》诸篇《内业》《白心》《心术》上下四篇，还有《形势》《宙合》《枢言》《水地》《四时》《五行》等以气释道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使老子的宇宙论的开展有一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承担者，而且还进一步把老子视宇宙生化为下坠的那种批判意识，转易为视现实万有为生命力正面演化的认受意识，这一转易，无疑对后来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山东理工大学教授宣兆琦高度概括评价了管仲对华夏文化的杰出贡献，一是尊王攘夷，使华夏文化度过了一场行将中断的危机，其背景是王室式微，诸侯坐大，战争迭起，四夷入侵，若不树“尊王攘夷”大旗，华夏文化难逃浩劫。二是接纳周文化，使齐文化最终融入华夏文化圈。三是管子学行世，推进了华夏文化的走向和进一步发展。 ——本文刊载于2016年《北海道》冬季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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