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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的主要思想

 guanxiang 2014-05-24

《管子》的主要思想

 

 天下之大知  废兴在逆顺

       管仲相齐,推行改革,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霸业,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经验。中国历经沧桑变迁,经历了无数次变革,而每次变革都可从管子思想中找到力量源泉。《管子》集管子学派思想,经数百年前后相传,内容特别丰富。是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的古代经典著作。管书对发展生产、理财经商、养民生息有精辟见解。《管子》是一部光照千秋的先秦政治经济学大典,它是永远把珍贵货物送给后代的思想之船。

     《管子》是我国著名的治国理论书籍,作者托名管仲,书中集中体现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及朴素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哲学观点对后世政治家、思想家影响至深。

       管子思想,产生于孔子前一百多年,比秦孝公早四百年,它的丰富思想,是先秦诸子思想的渊源。

书中的“利民”、“富民”、“顺民”的思想“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政治准则,体现了深刻的民本思想;提出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原理,为走富国强兵的道路,采取的种种经济措施,体现了义利并重的思想。所有这些均属《管子》书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政治思想文化的精粹。

     《管子》书有的人把它列入道家,有的列入法家,也有的认为相同于儒家:可见该书实际上是一部集古代思想大成的书。它对于墨家、道家、法家,儒家都有影响。

    《管子》的成书状况

      《管子》一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淮南子说:“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由少而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书生焉。”可见管子一书是为适应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一套治国强民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措施。

      战国时韩非描述了《管子》成书原因。他说:“今境内皆言治,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可见《管子》书在当时受到人们的欢迎。其主要原因是“自治”,即治国强民的办法。《史记·管晏列传》中也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司马迁也反映了当时流传《管子》书情况。

      关于《管子》一书的作者,目前尚无定论。《管子》在汉代以前成书已毫无争议。《汉书·艺文志》考证引:晋博玄说:“管子之书,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至少说明《管子》书不全是管仲所作。到唐宗时期,怀疑不是管仲所作的人日益增多。如唐颖达认为:轻重篇是后人所加;苏辙认为:该书多由韩之言,非管子之正;叶适认为:书为战国末期法家之流的作品。

        近人胡适则完全持否定态度,他说:“管子这书,定非管仲所作,乃后人把战国末年一些法家的议论,和一些儒家的议论,和一些道家的议论,还有几多夹七夹八的话,并作一书……今定此书为伪造的,证据甚多。”梁启超则认为此书“未尝为伪”。

      《管子》一书就其内容来说确实纯驳不一,故后人认为是伪托作品。近年来,我国管子学者从“管仲辅佐齐桓公”的身世经验结合《管子》一书内容,整体考察认为《管子》属管仲所作。认为:《管子》内容虽然庞杂,但杂而不乱,恰恰同管仲为相的工作内容相统一。《管子》书具有国家管理实践的公文风格,确有诸多文体的特性。因此,有的篇目属他个人所作,有的属别人代笔记录。

       不论《管于》书的作者究竟是谁,作者是全部托名或部分托名,书的内容都是反映了管仲的思想。

      《管子》一书的主要内容

      《管子》原书,有文389篇,均独立成篇;汉朝刘向校。除去重复篇节,缩定为86篇;:依照郭沫若、闻一多、许维远的《管子集校》,实际现存76篇。

       《管子》全书在总结当时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包括治国、理财、整军、伦理哲学等思想。

       书中首先反映了春秋政治家们的治国思想。治国需要开明君主,这是历代政治家们的共识,尤其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里君主权力至高无尚,君主随意志就是法律。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兴亡成败往往决定于一人。一个国家有无开明君主其发展结果大不一样,故《管子·小称》说:“天下者,无常乱,无常治。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管子》一语道破了君主对治国的重要性。

       (1)对治国人才观方面,该书肯定了人的价值。《管子》一书认为,人在万物中是最有价值的。在《七法》、《中匡》、《霸言》、《五辅》等篇中都提到了重用人才的重要性。如“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所以取明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而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这些论述均成为传世经典。

       在如何用人和怎样考察人方面,《管子》也有系统的论述、并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见解:在《立政》篇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本”“四固”说。所谓“三本”就是用人的三项根本原则。《管子》认为“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所谓“四固”、就是用人的四项根本政策。“君之所以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贝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大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财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这四条巩固国家的原则,是社稷安危之根本。此外还制定了具体的官职考核标准。

      《管子》还十分重视对官吏的选用和考察。把有道之臣标准定为事奉国君有义,使用部下有礼;谈话则有所谋虑,行动起来则有所建树;遇危难或事变,虽死不悔;辅佐国君以义相交,以廉处事;并把官吏分成七种,即法臣(依法度断事)、饰臣(好名则无实)、侵臣(暗地破坏国家法令)、诌臣(多饰美女迷惑君主)、愚臣(办事自以为聪明)、奸臣(言人之恶发展自身)、乱臣(暗中对君主进攻)。

       对用人原则《管子》也有所论述,提出了”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i这种“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的用人原则,对中国历代用人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管子》在《立政》、《立政九败解》中指出了君主不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还应注意左右的舆论,排除斜说,以正视听。书中提出了九种败坏国家的邪说,并列举了他们的危害。

       《立政九败解》是治政经验的总结,议论真实中肯。指出了国君应当排除的九大危害,结政治家们敲响了警钟。

       《管子》的廉政思想,也有其独特的见地。该书在《牧民》、《形势解》、《小匡》、《权修》、《重令》中都提到了廉政问题;、在《牧民》篇中提到了国家有四维,其中“廉”为四维之一。(四维即礼、义、廉、耻。)这是治理国家的—个重要原则。《牧民》中说:“廉不蔽恶”’“不蔽恶,则行自全”。贯彻了廉的原则、即惩贪抑恶,可使国家走向大治。

       (2)《管子·奢靡》篇反映了管子的消费观点。上文提到管子把廉作为四维之一,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但在“奢靡”文中要求人们“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燃之”。就是说,要吃那些最好的食物,要欣赏那些韵律特别动听的音乐,蛋类要先在上面画上图画再煮了吃,木材要先雕刻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烧,奢侈浪费到了这种程度.真是骇人听闻。

       这里有学者理解《管子》的这种鼓动,是“从人欲”思想指导下的高消费。同篇中说:“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他认为统治者要懂得民心,顺民情,随人所愿。老百姓衣食足才听从国家政令,为国效力。其次,他要求富者大量散发资财,以刺激雇工从事劳动,解决百姓穷困问题。总之管学家们认为对《管子》书中提倡的“奢靡”要结合其他篇目阅读,作综合分析,同时应作具体分析、辩证分析。《管子·奢靡》是值得花大力气进一步研究的论题。

       (3)《管子》爱民、教民、养民思想也是重要内容之一。《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认为政策政令的好坏,要以民心向背这把尺子来衡量。基于这种认识,齐国的政治家采取了爱民、教民、养民的措施,体现出重要的民本思想。

      《管子》提出的爱民思想是很有特点的,首先提出了爱民的前提条件是富民。在《小匡》中说:“始于爱民”。《治国》中又说:“凡治国者,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为达到治的目的,首要任务是让民富裕,要富裕必有具体措施。所以管仲又提出了“六兴”的具体措施。①“厚其生”开辟四野,建造住宅,讲求种植,鼓励耕作。解决民生相关的问题。②“输之以财”。开发财源,疏通积滞货物,修筑道路,便利贸易。③“遗之以利”。修筑水坝防涝抗旱,兴修水利。④“宽其政”薄赋、宽税、宽刑、减轻人民负担。⑤“匡其急”即救民之急,关心百姓疾苦。⑥“振其穷”救助贫穷,给予饮食、衣服帮助。

       为了推行道德教化,重视社会福利。该书还提出了九惠之教。即“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鳏寡相配)、“问病”、“通穷”、“赈困”、和“接绝”(对死于战争的人士,领受一笔钱,负责祭祀他们)。这实际上是古代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在论述到德和政的关系时,“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优之以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意即凡治理人民,—必须知其疾苦,二是要厚施德惠,三是不用刑罚恐吓,四是不强力制止。

       (4)关于道德的起源说,《管子》有独特见解。在儒、墨、道三家关于人的道德观念、道德品质的观点中,尽管都有其合理之处,但都没有看到道德生活与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之间存在着的某种联系。《管子》却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达到了一种朴素的唯物历史观的高度。

       在道德教育上,孔子是以德治国,以仁义治天下的代表。而法家极力反对以德治国主张。商鞅、韩非都认为道德不能富国强兵,并把道德作为危害国家的“六虱”。管仲及后学认为上述观点都偏激,在《权修》中详细阐述了道与法的观点。认为道德教化是治国安民的纲纪。道法二者缺一不可,并可互相补充。在《正世》中说明了道与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点不同。说古代的圣明君贤主刑赏各不相同,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顺民心的变动而变动。做到了“不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比。”

       (5)《管于》中的法制思想。在先秦以法治国思想形成中,管子起了荜路蓝褛,以启山林的作用。尽管当时宗法制还占主导地位,法制尚处于萌芽时期,但《管子》对法制已有了相当高的认识。

       ①认为“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把法制看成是手工业者手中的规矩,木工不能废规矩操作,而国家也不能废法而治国。这里把法当成为治理国家的主要凭信和规范上下的依据。

       ②《管子·任法》提出“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所谓有仁义礼乐,都是从法中产生的。这法是先圣用来统一人民行动的。如果国法废驰不统一,国君不祥。人民不守法,国家擅改国度、大臣百官不以法办事和不以法律教育人民,都是不祥预兆。

       ③“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明确“法”具有全国的统一性、公开性和强制性。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先声。

       《管子》还对法的特性和功用有系统的论述。管书在《七法》、《七臣七主》、《法法》、《任法》、《君臣》、《白心》、《立政》、《明法解》等许多篇目中都谈到了法律的特性。综合起来有:①法的规范性,法律是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标准,是普遍适用的社会规范。认为法是唯一的统一的标准。②法的公正性,法律与亲亲、爱私的贵族传统相对立。法律一旦公布,就大于君主个人的意志。②法律的公开性,《立政》中说:“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说明了法律的宣明性。④法的功用性,《管子》书中公开指明法律是维护统治秩序和利益的。《明法》中说:“凡人主莫不欲其民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

       书中方法原则叙述较为系统,理论尤为精辟。认为立法的出发点要重安居,利耕战。兴利除害是立法依据,也是法治的职能。此外,书中对施法原则也有详细论述。即行法要循序渐进应从君主做起;上下同心;不朝令夕改。

       (6)《管子》中的经济思想。管仲被齐桓公任命为相时,就以称霸业为目标,他强调治国之道首先要富国富民。管仲在理论上阐明了富国富民治国称霸的关系,而且还制定了一系列富国与理财的具体措施。

       在《治国》篇中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民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管子》的这段论述说明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粮食多是强兵、广地的基础。《管子》在《禁藏》、《牧民》、《小匡》、《乘马》、《立政》等篇中都对农业作了论述。从这些篇目中我们可以系统地了解《管子》书的农时观、粮食政策、农业税制、水利工程、林业政策等实施措施。

       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手工业的发展。把“工”作为克敌制胜的必要条件之一。他说:“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即手工业不仅是致富的途径,而且是“正天下”的重要因素。

      关于理财方面,《管子》中也有深刻见解。《权修》中说:“地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这段话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说明百姓生产出的东西是有限度的。所以必须“取于民有度”。若统治者挥霍无度,必然造成国库空虚,故要求君主大臣们“取之有度”,即节制消费。

      《管子》时代,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租税和国家经营事业的经济收入。

       《管子》理财的原则,其中一项就是“取于民有度”。从这一原则出发,提出了“薄赋敛”的轻税主张。在《正世》中,把重赋敛的危害性说的十分清楚:“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民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

       为了保证国家财源收入,除了收入部分农业税赋外,还主要在于盐铁专卖的收入。《管子》书中谈到的统治手段是,①、禁止私人煮盐,这样盐价就飞涨。邻国不得不用高价来买盐,使齐国获得广大批财政收入。②鼓励商人运盐、免除食盐出口税,使流通活跃起来。③是允许私人开采矿山,国家分利,其比例为国家三成,私人七成。凭借矿山资源所有权,国家不必出力,也可分利、大大充实了财政收入。④、对铁器的生产,既有国营、也有私营,但要控制铁器的买卖,不允许私人参与铁器流通,、控制了铁器流通,国家从中获得了收入。其次,《管子》认为一方面要重视粮食生产,另一方面也要控制粮食流通。以打击粮食大商人的利益。国家如对谷物不加控制,巨商大贾就会“乘民不给.百倍其本”,牟取暴利。《管子》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准平”粮食。在欠收年时要卖出粮食,在丰收年时购进粮食。即调节了粮食的供求,又从中获得利益,还避免了巨商的操纵。

     《管子》书中谈到的财政收入,还有一大项的是控制森林资源。《轻重》篇中说:“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山林菹泽草木,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又说:“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茁所出,牺牲之所起,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给之。”把国家森林木材作为获利手段。

       财政支出方面,《管子》提出了“用之有止”的总体要求。①宫廷费用有节制标准。《立政》篇说:“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要求君主不美官室,不大兴土木,不购置奢侈品。②为了称霸,军费开支适当增大。在《七法》、《轻重甲》、《参患》、《法法》中,对军事费用有详尽论述,并写明什么功,领什么等级的赏。但也强调不轻易用兵,时机不成熟不盲目作战,以减少财政开支。③外交费用量财而行,用拉拢收买手段,称雄天下,号令诸侯。《管子》一书记载用外交获得成功的事例不少。④俸禄开支.主张“功当其禄”’。《立政》说:“功力未见国者,不可授于重禄”。“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

       (7)军事观、战争观在《管子》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它的思想对后来军事家都有一定影响。进行正义战争是管书中的主导思想。认识到战争在性质上有“义”和“不义”之分,强调了战争性质对胜败起着重要影响。《管子》说:“能强其兵,而不明于胜敌国之理,犹之不胜也”。书中指出:“案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安危”。是“行义”战争。“行义”必能立于胜地,“不义”则会在战争中失败。它明确指出:“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故贤智之君必立于胜地,故王天下莫之敢御也。”

      《管子》书中还提出了“作战内政以寄军令”的军政一体方略。将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联为一体。规定了以家、轨、里、连、乡为单位的行政组织,然后又实行“五人为伍,五十人为小戌,二百人为卒,二千人为旅,万人为军”的军事组织同行政组织相对应的军政结合体。

     《管子》特别重视民心向背在战争中的作用。强调首先要“布德诸侯”,做到“近无不服,远无不听”,对内要“治其民”,“为自用”。要“得众”有了群众战争胜利就有了保证。“得众”一定要“得其心”使民众专一,同心协力,方可保证战争胜利。

      《管子》一书对军队建设中关于将帅、赏罚、军训、装备;后勤、战争策略方面也有精辟论述。为后世军事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8)《管子》书中的教育理论,论述十分精辟,“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就是管子的育人名句。

      《管子》所述教育是一种广泛教育,它包括了现代所分类的道德教育、职业教育、国防教育等社会教育。

       在谈到社会教育的意义时,《管子》认为:“明君审居处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战胜、守固也。”说明了教育对发展政治经济有促进作用。《管子·版法》中又说:“必先顺教,万民乡风”。《权修》中也说:“凡牧民者,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土无邪行,教也;女无理事别他。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看到了教育的巨大作用,通过教育可以改进社会风尚,稳定社会秩序,有时可代替刑罚作用。《管子·侈靡》中还提到了教育对人的感化作用,以及摧人向善,促人从良,健全体魄,文武兼备的作用。

      道德教育也是《管子》教育思想的重要范畴。它提出了著名的自我教育八原则。①反怠倦。有积极主功精神,不做惰。②忌伐矜。仅对居功自傲,提倡谦虚处世。③过反于身。检查自身,严于律已,宽以待人。④立中生正。防止偏激,走上极端。⑤虚一而静。加强自身内心世界修养。⑧周密慎言。说话要分场合,慎重发言。⑦杜事于前。道德木违反共同规范。⑧行小禁微。从小严格要求自己,从一点一事做起。这些自我教育原则,对个人修身养性,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管子》对后学的影响

      管仲思想博大宏富,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哲学、道德伦理方面都有深刻认识。

      《管子》书在社会科学方面几乎无所不包,而且对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的某些内容也有许多论述。像这样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见的;;因此当时诸学派对管仲思想极为重视。往往成为讨论的中心议题。

      管仲思想对荀子的影响:荀子对管仲及其著作采取了既批判又接受的态度;荀子称赞管仲是“天下之大知(智)”’“足以托国”谁拥有他谁就会强大。另一方面又批评他“未及修礼”,“力攻不力义,力知不力人,野人也,不可为天子大夫”。但他还是肯定了管仲其人,认为虽不是“大忠”,也称得上“次忠”。

       管仲思想是儒、道、法思想的先驱。故对荀子思想也有很大影响。在管仲的自然观思想体系基础上形成了荀子的自然天道观。管仲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也”。荀子继承这一思想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管仲有“人君天地”的思想,即人以其能,善于“用道”、“度天”、“度地”、“务地利”。管仲注意天时地利变化规律,探索利用天地自然条件,提出了社会实践的理论,荀子在“人君天地”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理论。理论突破了孔孟“天人合一”的观点。主张天人相分,强调了人的主观作用。礼法并举的观点,管仲强调“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提出礼法是巩固政权的软硬两手。荀子也主张礼法并举提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规”。强调了礼与法的统一性,并互为补充。

       黄老学派也承袭了管仲的一些思想。《管子》一书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心术》下四篇,揭示了黄老之学的内容和特征,即道与气、道与法、道与术及修身与治国的结合。

       法家学派主要以阐发管仲法家思想为首要任务。管仲是历代法家的先驱,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治国称霸的具体实践中。该学派不断完善管仲法治思想,继承了礼法并举理论,形成了较完整的法制思想体系。

       儒家学派在孔子之后以孟子为代表。孟子游于稷下学宫,吸收了管仲的某些思想。如重民,重视人民物质生活条件,与民同忧同乐等。孟子也重视民众生活,提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说明孟子对管子思想的吸收。又如经济方面,管仲主张“均地分力”,实行分户经营,以个体生产代替群体耕作,强调生产者积极性。孟子也提出“制民之产”的观点,主张生产者有恒产,保护生产者的利益,调动劳动积极性。

       兵家学派,发挥了管仲的军事思想,形成了丰富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管仲学派重视战争,但决不穷兵黩武。认为:“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因此,不能轻易用兵。另外,在军队建设、军事战略上都有发挥。

       管仲学派的阴阳五行说,对管仲学说有了新的发展。管仲阴阳五行说主要体现在《幼官》、《四时》、《五行》、《轻重》等篇中。其中主要说明了五行相生的特色及“圣王务时而寄政”的根本性内容。即阴阳消长变化是天地的根本道理,四时运行是根本规律,刑政和德政要适应四时。

 建设和谐国家是《管子》所追求的最高管理目标。

  “和谐”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该书《兵法》篇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意思是说,用“道”养兵,人民就能和睦;用“德”养兵,人民就能团结。和睦团结就能协调,协调就能一致,协调一致就能无敌于天下了。《立政》说:“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意思是说,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凡是法令所及和风俗所影响到的地方,就像四肢百体和内心一样和谐地得以贯彻和落实,这才是行政所期望的最高目标。

  《管子》的和谐思想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只是说出了道至万物的派生现象,却没有说出派生的原因和原理,这不能不说是老子留下的遗憾。老子的遗憾被《管子》弥补了。《管子》认为:“只有人事与天道相互协调,天地间的美好事物才会产生出来。”(《五行》)不仅如此,《管子》进一步认为,人也是天地精华和谐结合后产生出来的新生命,并且人的寿命也决定于和谐状态。对此,《内业》说:“人的生命,是由天给他精气,地给他形体,两者和谐地结合产生出来的。两者和谐地结合就有生命,反之,不和谐结合就没有生命。考察'和’的规律,它的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看得见的,它表现出来的征象是不能类比的。但能使平和中正占据胸怀,融化在心里,就是长寿的根源。”故而,《内业》进一步说:“和乃自生。”由此可知,《管子》第一次精辟地提出了世界万物乃至于人无不产生于“和谐”的论断。

  《管子》把和谐生万物的哲学思想推演到政治学中去,便产生了和谐国家的管理哲学思想。

  《管子》认为,只有和谐,国家才能安定,政令才能贯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对此,《形势解》说:“君臣相亲,上下和谐,万民和睦,这样的话,国君下命令,人民就会执行;上面有禁律,人民就不去违犯。”《四称》说:“外内均和,诸侯臣服,国家安宁,不用兵革。”《五辅》说:“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白心》说:“和则能久。”《度地》说:“天地和调,日有长久。”反之,“君臣不相亲,上下不和谐,万民不和睦,这样的话,就会有令不能行,有禁不能止。”(《形势解》)令不行,禁不止,国家就要危亡了。对此,《形式解》说:“臣下不亲近他们的君主,百姓不信任他们的官吏,上下背离而不和谐,有时虽然表面上看似安定了,实际上必将走向死亡。所以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形势》说:“上下不和,令乃不行。”《立政》说:“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牧民》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那么,怎样才能使国家达到和谐呢?《管子》认为特殊的情况还得需要特殊的方法处理。于是,从国家管理的角度出发,在特定的背景下,《管子》设计了“四民分业定居”的国家管理模式。具体做法是:

  士人相聚而居,居于田野。农民依照四季,安排农具,置备器械。在天气还冷的时候,就修整土地,农时到来就耕耘播种。在降雨之前就铲除杂草,等待时雨。时雨一来,就带上各种农具,早晚在地里干活。这时,农人脱下常服,头戴草笠,身披蓑衣,漏出发肤,一身泥水,竭尽四肢之力,从事农作。

  工匠相聚而居,居于官府附近。工匠们查看好的木材,考虑四时的活路,分辨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在评定等级、审计规格、裁断器物的时候,无不注意是否齐全和精致。这样,工匠们之间,互相谈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工艺水平。

  商人相聚而居,居于市场。商贾们观察年景丰歉,了解国内外情况,掌握四时需要,注意本乡货物,预测市场价格。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周游四方;料定物品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雉羽和旄尾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一类的产品,国内就有富余。奇怪的商品经常运来,珍奇的东西也有储备。他们互相谈论赢利,互相告知商机,互相陈说物价知识。

  土、农、工、商这些不同职业的人们,各自从事特定的工作,并以之教育子弟,从小就习惯了这种生活,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父兄的教导,不严刻也能教好;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士人的子弟世代为士人,农民的子弟世代为农民,工匠的子弟世代为工匠,商贾的子弟世代为商贾。(《管子·小匡》)

  这一国家管理模式的问世,稳定了当时人们的身份、地位和社会等级结构,对安定国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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