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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大夫

 wps0321 2019-11-13

♣ 史留昌

1940年,父亲在许田镇开中药铺时,因冒着生命危险救护过一个武工队员,和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得到地下党的信任。

一天,一名叫郑飞的武工队员到药铺见我父亲。他说,南边大别山区的游击队生活很艰苦,特别是得了病连个医生都没有,更别说及时医疗了。他问我父亲能否搞点药送到大别山。那边冬有感冒,夏有疟疾,一年四季都有疥疮。父亲说,这几种病我都有配方,在这里把药料配齐,碾碎做成药丸送到山里,让他们对症吃药丸就可。只是,送药路途太远,不能确保平安无事。父亲沉思了片刻,说出了他的打算。父亲的一个姐姐远嫁光山县,他想去光山县开个药铺,这样,两个药铺送取药就无人怀疑了。光山县离大别山很近,山里人取药也就方便了。郑飞非常同意父亲的想法,于是父亲就去了光山县。在那里,他先拿出医术绝活,如治偏瘫、治头疼脑热、诊脉等,先为当地人行医,深得一方人的信赖,接着就趁势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小药铺,并派大徒弟在那里坐诊,他每次去那里送药,也往往住上十天半月。

一次,郑飞又来找我父亲,他说,最近敌人对大别山区扫荡,在那里进行了几场激烈的战斗。不少战士负伤,急需消炎和麻醉的西药。父亲一听可犯难了,中医去搞西药,隔行如隔山,怕行不通。但当他看到郑飞期待和焦急的目光时,说,走,咱去试试。

他把郑飞扮成徒弟的模样,两人连夜赶到了禹州药材市场。他在药材市场先镇定了一会儿,然后轻轻松松满面笑容地走进了西药店铺。这个店铺的老板是认识父亲的,他知道父亲是药材市场的常客,且到他的店铺买过药。他忙笑容可掬地迎了出来,父亲说,我受名医指教,现在是中西医结合看病,过去光进中药材,今天特意来进批西药。说着,就递过去了郑飞带来的单子。老板一看单子购量颇大,非常高兴,忙叫伙计备药。在他眼里,看到的只是银款和药材市场的常客,至于药品的去向,他根本不去多想。伙计备好药,父亲付了银款,又与老板寒暄了几句,就让郑飞背上药品,离药铺,出禹州,到许昌,坐火车南下信阳。在信阳下了火车后,他们又过罗山,真奔光山去了。当他们走到去光山的必经之处孙铁铺时,父亲看到大徒弟在那里的茶铺喝茶。父亲忙问就里,大徒弟说出原委。

原来,父亲和郑飞在禹州购药时,药品的品种和数量引起了药铺伙计的怀疑,他本是宪兵队的眼线,父亲一走,他就立马去宪兵队报告,宪兵队马上派人追赶父亲去了。但他们只知道父亲回了许田,却不知父亲已从许昌南下信阳,他们扑了空。当他们得知父亲在光山县还有药铺时,马上明白了父亲是为大别山根据地进的药品。于是,他们打电话告知光山县宪兵队父亲的情况,光山县宪兵队就马上去药铺抓人,结果父亲还未到,他们就把药铺封了。大徒弟是专门在此等候父亲的。

父亲得知事变的原委后,立马打发徒弟回许田安置家里的事,他却毫不犹豫地和郑飞背着药品直奔大别山区了。到了大别山,他先交了药品,随后就在那里行起医来。他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跑遍了几百里地的大别山区,专门为游击队员和山区百姓治病,根据地的军民几乎人人都知道他,并亲切地称他为“红色大夫”。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父亲才回到老家,组织上安排他到县医院工作,他又成了穿白大褂的人民医生。1976年父亲去世时,市卫生局送来了一块匾牌。我揭开白色的盖布一看,匾牌上书写的是“红色大夫”四个字,这是父亲的终生荣誉。这块匾牌现在还挂在父亲生前工作过的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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