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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智力已经达到巅峰了吗?

 cat1208 2019-11-16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智力的黄金时代。
自从100多年前发明智力测验以来,人类的智商分数一直在稳步提高。与1919年出生的人相比,如今智商平平的普通人也会被认为是天才——这种现象被称为弗林效应。
我们应该好好享受现在所处的这个智力的黄金时代。
但是,最近的证据表明,人类智商稳步提高的这一趋势可能正在放缓,甚至可能逆转,这意味着人类智力潜能或许已经过了巅峰期。
如果是这样的话,随之而来的智力衰退对人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
让我们从探索人类智力的远古起源开始——3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开始直立行走的那一刻。
相比南方古猿,现代人脑体积明显增大。
对头骨化石的扫描结果显示,最早的两足类人猿——南方古猿的大脑约为400立方厘米,只有现代人大脑的1/3大小。现代人脑如此大,这需要很高的代价——现代人的大脑消耗人体20%左右的能量,所以体积更大的大脑消耗这么高占比的卡路里一定有其很重要的进化原因。
有很多潜在的原因可以促进人类大脑的进化,但是根据一个主流理论的说法,人类大脑进化是对群体生活中不断增长的认知需求的反应。

智力发展,源于群体生活

这就要从人类祖先的生活习性讲起......
首先,我们的祖先慢慢开展群体生活。从南方古猿开始,人类祖先开始聚集,后来群体越来越大。最初可能是为了抵御食肉动物——一旦人类开始睡在地上而不是树上,食肉动物就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群体生活使资源汇集,帮助分散多变环境中的一些风险,并且可以共同照管孩子。
但是,要想维护好“社交圈”,并不容易。正如我们很多人从自己的社交圈中所了解的那样,与他人共同生活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你需要记得每个人的性格及好恶,以及能否毫无顾忌地跟他们聊聊八卦。如果你正在从事一项集体活动,比如狩猎,你在关注自己活动的同时还需要顾及每个成员在做什么。缺乏社会理解,对今天的人类来说,会导致尴尬;而对我们的祖先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些社会责任的完成,都需要智力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如何推动文明进步。除了使成员们面临上述这些迫在眉睫的挑战,更大的社会群体还会让成员们分享彼此的想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从而产生新的技术和文化创新,比如发明出可以提高狩猎效率的工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需要有足够的智力去观察并向他人学习——这是人类智力发展的一个推动力。
远古人类的洞穴艺术暗示了一种惊人的智力。到大约40万年前,海德堡人的大脑已经达到大约1 200立方厘米,只比现代人的大脑略小一点(现代人的大脑约为1 300立方厘米)。大约7万年前,当我们的祖先离开非洲时,已经足够聪明,能够适应地球上几乎每个角落的生活。令人惊讶的洞穴艺术表明,他们完全有能力思考巨大宇宙的问题,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起源。

弗林效应的原因

当研究人员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查看过去一个世纪的智商分数时,他发现分数呈稳步增长趋势——相当于每10年增长3分左右。如今,在一些国家,每10年甚至增长30分。
虽然弗林效应的原因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它肯定是由于多种环境因素,而不是基因的变化。
也许最好的比较是人类身高的变化。例如,今天的我们比19世纪的人们平均高11厘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基因发生了变化,这只是意味着我们的整体健康状况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这两种转变(智商和身高)背后可能都有一些相同的因素。例如,改进的药物减少了儿童传染病的流行;更有营养的饮食则帮助我们的身体长高、大脑变得更聪明。(有些人认为智商的提高也可能是由于汽油中铅含量的减少,这在过去可能阻碍了认知能力的发展。是的,我们的燃料越清洁,我们就变得越聪明。)
知识环境的巨大变化,导致了智力的上升。社会的发展使我们的知识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知识环境可能从我们小时候就开始训练我们的抽象思维和推理能力。例如,在教育中,大多数孩子被教导用抽象的范畴来思考问题。我们也越来越依赖抽象思维来处理现代技术。即使是操作最简单的任务,也需要计算机和所有你必须识别的符号。成长于这种思维模式中,应该能让每个人都培养出在智商测试中取得好成绩所需的技能。

文化能够以神秘的方式塑造我们的思维

无论弗林效应的原因是什么,有证据表明,随着智商增长的停滞甚至逆转,我们可能已经到了智力黄金终结的时代。以芬兰、挪威和丹麦为例,转折点似乎出现在90年代中期,此后平均智商每年下降0.2分左右。这意味着两代人之间就有7分的差距。
这些趋势比最初的弗林效应更难解释,因为它们是最近才出现的。
一种可能性是,教育已经变得比以前略微缺乏刺激性——或者至少没有针对同样的技能。例如,一些智商测试考察了人们的心算能力,但正如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奥利·勒盖伯格(Ole Rogeberg)所说,如今的学生可能更习惯于使用计算器。
目前看来,我们的文化显然能够以神秘的方式塑造我们的思维。
社会学家埃莉斯·博尔丁(Elise Boulding)曾表示,现代社会正遭受“精力的枯竭”。她写道:
“如果一个人总是因为处理现在的事物而精疲力尽,那么他就没有精力去想象未来。”

质疑:弗林效应对社会的意义?

当科学家们继续试着揭开这些趋势背后的原因时,我们有必要质疑智商的这些变化对整个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弗林效应中智商的提升,是否给我们带来了我们原本希望的好处?如果没有,又是为什么?
近期,《智力杂志》(Journal of Intelligence)的一期特刊提出了这个具体问题,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在随附的社论中写道:
与20世纪之交相比,现在的人们可能更善于搞清楚复杂的手机和其他技术创新。但就我们整个社会的行为而言,你对智商30分的提高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有深刻的印象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可能是我们历史上最幼稚的一次......
此外,高智商并没有带来任何解决世界或国家主要问题的办法,包括收入差距扩大、普遍贫困、气候变化、污染、暴力、阿片类药物中毒致死等。
斯滕伯格可能有点过于悲观了。然而,斯滕伯格并不是唯一提出质疑的人——弗林效应是否真的代表了我们智力水平的大幅提高?
来看看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本人的观点,他认为,这可能仅限于某些特定的推理技能。就像不同的体育锻炼可以使不同的肌肉更加发达,却不能提高整体的健康水平一样,我们一直在锻炼某些抽象思维,但这并不一定能同等地提高所有的认知技能。
而其他一些没有进行良好培养的能力,可能对未来改善世界至关重要,比如创造力、理性、批判性思维。
创造力
创造力不仅仅意味着艺术表达。我们需要创造力。当像斯滕伯格这样的研究人员讨论创造力时,他们讨论的不仅仅是艺术表达,还有更基础的技能。包括:
你有没有能力轻而易举且艺术性地处理难题?
你的反事实思维能力(反事实思维是个体对不真实的条件或可能性进行替换的一种思维过程)有多强?也就是应对未发生情境的能力有多强?
智力提升并未带动创造力。智力当然应该是帮助我们变得更有创造力,但我们没有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智商的提高,个人创造性思维的一些衡量标准有所提升。无论弗林效应的成因是什么,它也没有鼓励我们每个人都以新的、原创的方式进行思考。

理性

还有一个理性的问题——通过权衡证据和剔除无关信息,你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最优决策。
你可能认为自己越聪明,就会越理性,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虽然高智商与算术等技能有关,而算术对于理解概率和衡量风险至关重要。但理性决策中仍有许多因素不能解释为同智力有关。
高智商并不能帮助你避免认知偏见。想想关于我们认知偏见的大量文献。比如,95%脱脂的食物听起来比含5%脂肪的食物更健康——一种被称为框架偏见的现象。很明显,高智商并不能帮助你避免这种认知偏见,这意味着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可能受到误导性信息的影响。
高智商的人也同样容易受到确认偏误( confirmation bias )的影响——我们倾向于只考虑那些支持我们已有观点的信息,而忽略可能与我们的观点相悖的事实。当我们开始谈论政治之类的事情时,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高智商也不能保护你免受沉淀成本偏差( sunk cost bias)的影响——倾向于把更多的资源继续投入即将失败的项目,即使会导致你的损失越来越大——这在任何行业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高智商的人也不太擅长时间贴现(temporal discounting)——要求你为了更大的长期利益而放弃短期收益。但这很重要,如果你想确保你的未来舒适的话。

批判性思维

除了抵抗上述这些偏见,还有一些更普遍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比如挑战你的假设、识别缺失信息的能力,以及在得出结论之前寻找事件的替代性解释的能力。
这些对良好的思维至关重要,但它们与智商没有很强的相关性,也不一定与高等教育有关。
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很多人在获得学位后,批判性思维能力几乎没有提高。

这些未被培养的能力,确实带来一些问题

考虑到这些松散的相关性,智商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各种决策能力的提高。
缺乏理性和批判性思维可以解释为什么金融欺诈仍然司空见惯,以及为什么数百万人花钱买假药或冒着不必要的健康风险。
对我们的社会来说,缺乏理性和批判性思维可能导致医疗错误和审判不公。它甚至可能导致“深水地平线”(Deepwater Horizon)石油泄漏和全球金融危机等灾难。它还助长了假新闻的传播,以及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巨大政治两极分化,使我们无法及时找到一致的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不接受批判性思维,未来我们如何避免类似深水地平线石油泄漏这样的灾难?

反思教育

展望未来,弗林效应的逆转和智商下降的可能性肯定会让我们反思我们使用大脑的方式,而防止智商的进一步下降无疑应该是未来的首要任务。但是,我们也可以更加协调一致、深思熟虑地努力提高那些并不一定伴随着高智商而来的其他基本技能。
我们现在知道,这种思维是可以被训练的,但它需要深入探索和细致的指导。例如,关于医生决策的研究表明,如果教会医生更多地反思自己的想法,就可以避免常见的认知错误,这可以挽救无数人的生命。
但为什么不在早期教育中教授这些技能呢?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可供参考。
例如,利兹大学商学院的万迪·布鲁因·德布鲁因(Wandi Bruine de Bruin)及其同事们已经证明,有关决策失误的讨论可以纳入高中生的历史课程。这不仅提高了他们在随后的理性测试中的表现得分,也促进了他们对历史事实的了解。
其他人则试图重振中小学和大学的批判性思维教学。例如,对常见阴谋论的讨论教给学生良好的推理原则,比如怎样识别常见的逻辑谬误,以及如何权衡证据。上过这些课之后,学生们似乎对包括假新闻在内的错误信息持更加怀疑的态度。
如果教育过程中,我们对于创造力、理性、批判性思维等给予其他认知能力同样的重视,我们能看到什么?理想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开始看到理性、甚至智慧与弗林效应的同步大幅上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智商分数的暂时波动并不代表智力黄金时代的结束,而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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