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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章问，“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老师，有人说了，到了大禹的时候道德衰落，不把天下传给贤人，而传给自己的儿子，有这回事吗？万章所问，仍是关涉禅让与世袭的问题，他引的“人有言”应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想从道德的角度对禅让到世袭的变化做出解释，认为把天下传给贤人，是道德高尚的表现；把天下传给儿子，是一个道德衰落的表现。因此，从禅让到世袭是人们道德衰落造成的。 孟子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说，“否，不然也”。不对，不能这样去理解。那么应该怎样理解呢？孟子认为，关键在于天。“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老天认为天下应该传给贤人，就传给贤人；老天认为天下应该传给儿子，就传给儿子。这里又说到“天”，我们注意一下，该怎么理解？老天为何又会有“与贤”“与子”的不同想法呢？我们看孟子的解释：“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舜是通过禅让获得天下的，也是通过禅让让出天下的。当初，舜想把天下传给禹，就是大禹治水的禹，于是就把禹推荐给天。舜自己不能决定把天下传给禹，只能推荐给天，实际上就是让禹来主持祭祀，看百神是否能认可他；让他来管理国政，看百姓是否满意他？这样过了十七年，舜去世了。“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为舜守三年之丧后，也是躲避舜的儿子到了阳城。阳城在今天河南登封市，少林寺就在这里。可是天下的百姓都跟从禹，就好像当年尧死了以后，百姓不去跟从尧的儿子而跟从舜一样。所以到了舜的时候，还是实行禅让的。舜把天下传给了禹，不是直接授予，而是经过“天与之，民与之”的程序，老天与民众都认可了，禅让就得以实行。到了禹的时候，仍继续实行禅让。 “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禹同样把益推荐给老天，让他来主持祭祀、管理国政，看百神是否来接受，百姓是否满意。过了七年，大禹去世了。“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益为禹守三年之丧后，也没有想着要争夺天子位，而是躲避禹的儿子到了箕山之阴。箕山在登封市东南。“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可是朝见的、打官司的不去投奔益，而是投奔禹的儿子启，说这是我们君主的儿子。“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歌功颂德的人，不去歌颂益，却歌颂禹的儿子启，说这是我们君主的儿子。所以禹虽然也实行了禅让，把天子之位传给了益。但是民众不接受，老天也不接受，老天跟民众意志是一致的。民众认为启比益更能胜任天子之位，所以选择支持启，而不支持益。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可见，尧能把天下传给舜，舜能把天下传给禹，一是因为他们的儿子都不是有才能、有德性的人，所以民众不选择他们的儿子，而选择他们推荐的舜和禹。另一个原因，舜辅佐尧，禹辅佐舜，经过的时间长，一个是二十八年，一个是十七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既得到政治上的历练，也施与民众更多的恩惠，故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拥护。到了益的时候，情况不同了，“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大禹的儿子启很有才能，能继承大禹的思想并发扬光大。“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益辅佐禹的时间又很短，只有七年，经历的时间少，给老百姓的恩惠也不多。所以民众选择支持启，而不支持益。 所以在孟子看来，不管禅让还是世袭，只是外在形式，并不重要，关键是能不能“施泽于民”，给民众带来实际好处，赢得民众的拥护，这更为关键。既然天下的所有权属于天，天又是根据民意来行事的，授贤还是传子，就不是绝对的，是需要根据民意的变化而变化。当初舜让国于禹，舜死之后，民众选择支持禹，所以就禅让。后来禹让国于益，可是禹死之后，民众不选择益，而选择启，因而就传子。表面上看政权的传授形式变化了，一个是禅让，一个是传子，但背后的根据没有变，都是遵从民意，遵从民众的选择。在舜、禹、启的政权传授过程中，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民意。所以禅让与传子不是绝对的，只是一种政权传授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政治的实质内容，那就是行仁政、王道，关切民众的利益，给他们实际的好处，赢得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孟子认为这一点更为重要。 所以孟子不同意用道德来解释禅让到传子的变化，不认为从禅让到传子是一种道德上的衰落。因为禅让只是形式，不具有道德的优势，而民意才是根本，是值得真正关注和提倡的。所以不论是禅让还是传子，关键是要符合民意，符合了民意，就是合法的；不符合民意，就是不合法的。所以实行禅让还是传子，要根据民意行事，而民意的变化，在孟子看来，就是天，是天意。 “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舜禅让而禹传子，都是民众的选择，是顺应民意的结果。但民意为何又有这种变化呢？又受到什么影响呢？具体到王位的传授，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辅佐天子时间的长短，二是子女是否有才能、德性。可是这两点恰恰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都属于天，是天意。舜、禹、益辅佐天子的时间，是他们可以决定的吗？显然不是，有很多偶然因素。他们子女是聪明能干，还是平庸之辈，也不是他们可以决定的。虽然教育很重要，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成长，但也不是绝对的，有很多偶然因素，老子英雄儿混蛋的事例也很多。所以很多事情是讲不清的，孟子将这些人力无法控制的力量称为天。他对天的定义是：“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没有谁主动去做，可是却做到了，这就是天；没有谁去主动寻找，可是却来到了，这就是命。这种天或者命显然不是主宰天，不是周代作为人格神的天，而是一种命运天。孟子实际是想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似乎没有一个主宰者在发号施令，但是确实存在着一种我们无可奈何的力量，它作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表现出不同的人生际遇，这种力量就是天，落实到个人就是命，合称就是天命。例如，我们生命的长短，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我们儿子女有无才能，贤还是不肖？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时势造英雄，还是时运不济，英雄迟暮，这也不是个人可以决定的。这些我们人力无法抗拒或控制的社会形势或偶然性，就是天。这种天虽然看不到、摸不着，但对我们的人生际遇有很大影响，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所以王位的传授应以民意为根据，但具体到个人，能否赢得民意，进而登上天子位，则受到外在因素也就是天和命的制约。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一个布衣、平民，想要登上天下之位，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从主观上讲，你的德行要和尧舜一样崇高。从客观上讲，需要有知人善任的伯乐，需要有天子欣赏你，推荐你。主观的德行、客观的机遇，二者缺一不可。缺了其中任何一项，都无法达到理想的结果。孔子的德行高不高？在孟子看来，“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的德行超过孔子。可是孔子一生栖栖遑遑，周游列国，不仅没有登上天子位，“仲尼不有天下”，甚至“累累若丧家之狗”，这就是天，这就是命。 “继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同样，一旦有人通过世袭获得天子之位，天如果要想废除他，一定是像桀、纣一样昏庸无能、暴虐无道。所以，像益、伊尹、周公这些人，最后都没有拥有天下，登上天子位。孟子提到的伊尹、周公，与益的情况虽有所不同，但都有拥有天子位的机会和可能，但最后没有拥有，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时运不济。 “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伊尹是商汤的贤相，辅佐商汤建功立业，称王天下。商汤去世后，按照商人的世袭制度，应该由汤的后代继位。所以尽管伊尹是贤相，尽管才能卓著，功盖一世，但还是没有机会成为天子。商汤去世后，本应该由儿子太丁继位，但太丁还没继位就死掉了，然后由太丁的弟弟外丙继位，殷人传位常常兄终弟及，不完全是传子。外丙继承王位两年后也死掉了，由外丙的弟弟中任继位，中任继位四年后又死掉了，怎么办呢？只能改由太丁的儿子太甲继承天子位。王位传来传去，还是在汤的子女中，而没有传给贤相伊尹。 “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可是，太甲品德很坏，即位后破坏商汤制定的刑法制度。伊尹是监国大臣，于是把太甲流放到桐邑，让他悔过自新。如果太甲不悔过，伊尹就可以废掉他，而汤的后代中若没有合适的人选，这时伊尹或许就有机会做天子了。 “三年，大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毫。”过了三年，太甲悔过自新，痛改前非，在桐邑行修养仁德，努力行义，按照仁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又过了三年，也能听从伊尹对自己的训导，伊尹就把他接回到商的都城亳，让他复位，重新做天子。 “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周公是儒家推崇的圣人，按照儒家的理想，周公这样有德性的人，最应该成为天子。周公没有成为天子，与伊尹的情况是一样的。孟子还说到益，周公没有成为天子，与益的情况不相同，孟子这样讲，可能是指他们都是时运不济，而不是着眼于其身份、经历。从身份、经历看，周公与伊尹相同，而与益不同。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武王死后由儿子成王继位。成王继位时年级尚小，由周公摄政，也有说周公实际是称王了。由于管叔等人的挑拨，成王一度对周公产生猜疑，周公尽心尽责，鞠躬尽瘁，以真诚化解了君臣间的误解，等成王长大后，便还政于成王，这样周公最终没有成为天子。 最后，孟子引孔子的话对本章做了总结：“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唐尧虞舜实行禅让，夏商周三代实行世袭，可是背后的“义”也就是道理是一样的。什么义或者道理呢？我想一是指“天与之，民与之”，不论是禅让或者世袭都应是民众的选择，都应得到民众的拥护。这当然是应然，是应该遵循的价值原则，而不是实然状况。二是指不论禅让还是世袭，其得以实行其实都是天意，都受到某种社会形势或偶然性的影响，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 总结一下，9.5章和9.6章主旨都是讨论尧舜禅让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受到关注，可能与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尤其是燕王哙的让国事件有关，是在禅让政治实践遇到挫折后，对禅让的反思和思考。孟子认为首先应将禅让与其背后天下为公的价值理念做一区分，尽管孟子没有使用天下为公的概念，但“天与之，民与之”表达的就是权力公有的思想。为什么实行禅让？因为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因为权力公有，而不是权力私有。所以禅让也好，世袭也好，都需要得到民众的选择和支持，这个是根本和关键。至于政权授予的制度安排和具体设计，则不重要，是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用孟子的话说，是会受到天，也就是某种社会形势或偶然因素的影响的。这是孟子在以上两章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们理解这两章的关键。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孟子区分禅让与天下为公，放弃前者而肯定后者，是在燕王哙让国失败后特殊情况下的选择，意在调和禅让与世袭的矛盾。但从儒学内部的发展来看，“天下为公”与“选贤与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天下为公”、权力公有是价值理念，选贤与能、实行禅让是制度设计。放弃了选贤与能、实行禅让，“天下为公”、权力公有也就无法真正体现和保障，成为流于形式的口号。由于孟子不再坚持实行禅让，其讨论政治的重点就不在权力公有，而在仁政、王道。至于如何实现仁政、王道？则要靠君王的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要保证君王能行不忍人之政，就要靠大人、君子“格君心之非”。至于如何能做到“格君心之非”？在孟子那里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另外，孟子将禅让与世袭的变化归于天，但其所谓天主要指执政的长短和子女的贤与不肖，这些内容显然无法真正揭示政权传授形式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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