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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营微文化”为东营市作协重点扶持文学公众号。平台宗旨：体现人性本真,歌颂人间温暖,传播正能量。 我家的老物件 文丨何萍 摄影丨邱青瑞 父亲的手表 父亲是个特不讲究的人，无论吃的穿的，能用就行。一辈子唯一用过的名牌，可能只有他的手表了，还是响当当的瑞士表，不仅名牌还奢侈品呢。 这块腕表的第一位主人现在无从考究，第二位主人是当年父亲所在学校的校长张锡鹏。文革期间，作为学校最大的当权派，张伯伯被关进了牛棚，这表本是随着一起进的牛棚，关了没几天，张伯伯放枕头套里的表就不见了，报告给革委会后，表又悄悄还了回来了，基于自身处境的考虑，张伯伯决定卖了手表补贴家用。进了牛棚的张伯伯，工资停发，一家人的生计成了问题。要价120元人民币，比起新表自然是便宜不少。当年父亲一个月工资不足40元，用将近四个月的工资买块表戴，一家人不吃不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时代，存款更是天方夜谭。父亲回家说：“张校长的表要卖，说了都好几天了也没人买。”，母亲说：“别人不要我们要。”没有钱怎么买？“借！”先是到校总务处预支了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再到几位较富裕的老师家里凑，就这样，这块当权派张伯伯的手表就第三次易主到了我家。从此之后，我们家过上了更为艰难、更加节衣缩食的日子，月初领到工资后先还上几块钱，每个集（五天一个集）上，母亲将攒下的一篮子鸡蛋，全部卖了还账。但是母亲又说了，紧一紧也就过去了，那个时候钱是攒不下的，置办了物件也就当攒钱了。 自打有了这表，父亲就一直戴着，直到九十年代初，这块越修越坏的表彻底不走了，父亲才重新买了块新的。 父亲的这块表，不仅方便他自己，方便我们全家，还惠及我们村里人。比如过年时的年夜饭，吃饺子的时间是有讲究的，要在午夜十二点钟之后，农村人别说戴手表，就是有马蹄表的人家都很少，平时过日子，差不多就行，年夜饭可不能差不多。在我小时的记忆里，三十晚上左邻右舍的都到我家守岁，十二点一到，大家就各回各家烧火煮饺子去了。离我家远的人家，听到鞭炮声，知道午夜过了，也就开始煮饺子了。还有，年轻人相亲要排场，自己家没表呀，借着戴戴，对这样的事，父亲是有求必应的。 到后来，父亲病了，不能戴表了。他对时间的关注却一点不减，楼下纳凉也好，晒太阳也好，凡有人走过，看见别人手上的表，总要问一问“几点了？” 父亲走后，母亲特意嘱咐在父亲骨灰盒里放上块手表，免得他不习惯。我用一块红丝绸缝了一个小布袋，装上了父亲那块早就停摆的表，陪着他。 我的“绿书包” 同学建了个“中国课本博物馆”，博物馆里有一个翻开盖的“绿书包”样的建筑，名字就叫“这是谁家的绿书包”。 看着这个有年代感的老物件，好亲切。 这不是我家的绿书包嘛。 对我来讲，对书包的情怀，不是绿书包，而是灰书包。 刚上小学没多久，有一天，同桌背了一个新书包，这书包，真是太好看太好了。灰色的，皮的（当时说是皮的，实际上就是无纺布上面喷了一涂层,那个年代不是太常见），比A4纸略大一点，书包盖上两个小盘扣着，再无别的装饰，很简单，但绝对好看。说给爹妈听，自小顺着我的老爹答应，“吴伯伯去县里时也给你捎一个吧。”吴伯伯是学校的司务长，学校有一辆自行车，他去县城时就骑自行车，除了公事之外，学校的老师家属孩子们的私事，也常常委托他，顺便捎办。那段时间，上下学会有意无意转到司务处，看看吴伯伯去没去县里。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或许时间不长，我也背上了皮书包。 我上小学的年代，不仅生活物资匮乏，生活用品也极单调。一般孩子上学用的书包，就是妈妈们用块花布对折后缝起来的，在我们当时的小乡村，用上绿书包的就不多，背个“皮书包”，绝对的奢侈。书包的带子太长了，个子太小，妈妈就将书包带子折起来缝上。就这样，在我们东南村小学里，我的同桌有个灰书包，我有个一模一样的灰书包，俩人出出进进，简直就是当时的一景。 这个小小的灰书包，装进了我童年的欢乐，装回了令爸妈满意的考分，装着老师对我的偏爱，也装满了同学间的纯真友谊。这个灰书包，被折起的书包带子年年往外放一点，到小学毕业时，就不再折了。上中学时，要装的书多了，才恋恋不舍给了弟弟。 弟弟没用多久，就有了自己的绿书包。我的灰书包也变样了，边角磨坏了，妈妈给打了补丁，带子也完全换了，两个小盘也开了口，好多地方还脱了皮。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这个小书包被我收拾起来了，放到了“我”的箱子里，成了我的东西。儿子上学前班时，姥爷送了一个蓝色的有铁臂阿童木形象的双肩包，我拿出了我的书包让他看，他说：“妈妈的书包好小呀，妈妈的书包不好看。”臭小子哪里知道，就是这个不好看的小小书包，可不亚于今天的LV、爱马仕们呀。毕竟，时过境迁，不可同日而语。 小人书 小人书，我小时候称作“画本”，童年时的主要读物，估计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是有记忆的。 我小的时候，小人书也就几分、几角钱的事。可是，我们看小人书的年代，家里的孩子是没有零花钱可自由支配的，书店里来了想看的小人书，好不容易攒够了钱，说不定已卖完了。每得一本，像珍宝似的，不让别人翻页，生怕给弄坏了。别人想看，也是有条件的，要用他的换着看，实在没有可交换的小人书，就得想别的办法了。同样的，看人家的小人书也不是白看的。一本小人书，看到最后，卷了边，起了毛，封面丢了，封底没了，常翻的地方黑了，故事也就背个差不多了。 在我所读的书中，唯有小时候的这些黑白印刷的“画本”们的借阅率与流通量是最高的。既然有了如此高的借阅率和流通量，能保存下来是相当不容易的。 我家现有的小人书，其实并不是我童年时代所阅读过的那些小人书了。九十年代初期，爱人还在学校时，有一次帮着校图书馆搬家，里面有小人书，管理员见他喜欢，就借花献佛地送了他。《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英雄儿女》是不是都看过？闲暇时翻翻，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母亲的花瓶 打我记事起，就知道我们家有几件家具寄存在姥姥家，限于我们家的居住条件一直不能带来。这寄存的物品中，母亲最珍爱的是她出嫁时姥姥陪送的一对花瓶。小时候虽经常去姥姥家，总也没能拿出来让我见识见识。后来，家里的居住条件改善了，结束了寄居生活的物品们，重新回到真正的主人家，我们才得以见到它们的庐山真面目。当然，那些桌椅板凳对我没多大吸引力，真正喜爱的就是这对花瓶，以及一对梳妆匣和梳妆镜。这些东西，在我当时的生活环境里，真的是不常见。母亲是这样摆放的，堂屋正中放置着一张八仙桌，桌子上放着梳妆镜，梳妆匣位居两侧，梳妆匣上面放的就是这对花瓶。母亲说，在我们老家，八仙桌的后面还有一张“条山几”。这样的摆放，是沿袭着上一代人的传统，具体有什么样的讲究不得而知。就这样几件小物品一亮相，尤其是那一对大红色的花瓶，引得我家邻人好生羡慕。可惜的是，八十年代初我们又一次搬家，这一套摆设就只剩下一对花瓶了。想想特别可惜，我们家几十年里不断的搬家，老物件越搬越少，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放在今日，也一定很有品味。 那对花瓶视很普通很普通的玻璃瓶，身高不足一尺，瓶口呈波浪状，通体大红色，只在瓶的底座上是白色透明的玻璃，猛一看瓶体的外面似有一层透明玻璃，瓶身正中一簇说不上花名的花朵，做工细致，不足之处是其中的一只上沿口有残缺，是舅舅不小心给碰坏的，好在碰下的两小块还保存着。 花瓶并不是什么珍贵物件，珍贵在它的身世。 早先与这对红瓶一起的还有一对白瓶，都是大姨的嫁妆。与姥爷家一河之隔的耿姓大地主， 刚解放入社时，家产充公，土地归了合作社，家里的物品社里用不上，就拿出来拍卖，刚巧大姨要出嫁，姥爷就买下了这两对花瓶，陪嫁给了大姨。到我母亲结婚时，再也买不到花瓶了，姥爷又出面和大姨要回了一对（无奈中的无奈），母亲选中了红色的，这对已嫁过一次的红色的花瓶就做了我母亲的陪嫁物（忽然想到，它们最初到耿家时是不是也是陪嫁的身份？如果是，就是三嫁了，哈哈）。 最后一次搬家后，老物件越来越少，母亲对花瓶更加珍惜，生怕不小心打坏了，放在她卧房，隔三差五就给它净净身，为了遮挡瓶口处的缺陷，还特意放上一大把塑料花。后来，父亲行动不便，她怕碰坏了，才给转移到别的房间。 现在，打理花瓶的事，年事已高的母亲完全交待给了我。有一天闲聊时突然对我说，等我不用了，这对花瓶就送给你吧。 我答应了。 我明白妈妈的心。 缝纫机 六七十年代，国不富民也不强，就是你穷我穷大家都穷，最有财富的象征就是“四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电风扇和缝纫机都是会转的，会响的是收音机，好多年轻人结婚前集全家、全族之力要置办齐备，就像今天的年轻人结婚必须有房有车。 我家缝纫机是在“四转一响”大浪潮之前许多年就有了，上海协昌缝纫机厂产的“无敌”牌，问母亲它具体是什么时间到我家落户的，说是记不清了，没忘记的是我姥爷托人从阳信县带回来的，按她所讲事件我推算了一下，应当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正由于年头太老，缝纫机机头是暴露的在外面的，不像后来的缝纫机机头旋转180度后倒置，落到一小盒子里，即卫生又方便，还可当一小桌子，好多家的孩子们拿它当写字桌用，很实用。 买缝纫机时我母亲已做为“泼出去的水”嫁给了我父亲，按照当时农村人的讲究，嫁出去的闺女家的事不再由娘家管了。母亲说那时村里要成立互助组，有缝纫机的人就可加入“成衣组”，不用天天下地劳动了。我家穷买不起，姥爷就资助了一台，我母亲也就顺理成章地进了村里的“成衣组”。没两年，“成衣组”解散了，母亲还帮村里人做衣服，乡里乡亲的，不收钱人家过意不去，就象征性地收一点。做一件中山服七角，裤子两角。那时家家都穷，一年到头添不了两件新衣服，平时也没多少活，过年时忙一些，又要图喜庆过年穿上新衣服，所以，年前母亲的缝纫机就老停不下来，一天到晚“哒哒哒哒”地响个不停。总有这样的印象，一觉醒来，妈妈还趴在煤油灯下踩缝纫机，迷迷糊糊地翻个身，又在哒哒声中睡过去。 除此之外，我家的缝纫机给学校的学生们帮了不少的忙，都小打小闹的，妈妈顺手完成，学生本来就穷，妈妈只帮忙，不会收他们的钱的，只到今天，还有人记得师母当年的这些事。 小孩子好奇心总是很重很重，越是大人不让动的东西，越是千方百计要动动，常趁着母亲不在家时踩她的缝纫机，七踩八踏的就夹了线转不动了，然后没事人似给盖起来，每次都能给母亲发现，少不了挨几句骂。再大些了，母亲就将上线、底线都取下来，学着踩；慢慢地又装上线，在边角料学习衍直线；就这样不知不觉中也学会了用缝纫机。 话说到了今天，家中的缝纫机几乎成了一摆设，只是妈妈过些日子就加加油润滑润滑，上去踩踩转两圈，还不忘记感叹一番,“过去的东西真是没说的，这用了多半辈子了，声儿还这么好”。这一点不假，母亲的这架缝纫机至今没啥大毛病。 我到网上查了一下上海协昌缝纫机厂，还真找到了，现在更名为上海协昌有限公司工业缝纫机厂，还生产缝纫机，只不知现在生产的缝纫机还能不能让人用上大半辈子。 包纳子 包纳子，就是一小包袱。包些针头线脑的小杂物，我家老娘用了六十多年了，所以珍贵，这是娘出嫁时的一小物件，当年里面包的啥还真不知道，也不打算问，怕钩起她老人家没完没了的回忆。 这是块一尺见方的兰粗布，上面布着扎染的小蝴蝶，很是好看，一角上缝着尺半长的布带子，用时四角对折成一长方形，再用布带拦腰一系。由于年头太长，娘的这个包纳已有几处破损，娘就用布细细地缝了，不舍得换新的。 别瞧不上这个小小的包纳子，我小的时候，这里放着的全是娘“珍惜'的小物件，如小手绢、花布头，一两尺鞋面布，再或就是从旧衣服上拆下来的钮扣，全是些小小不然的零碎东西。平日里就放在妈妈常用的针线菠萝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里面有花丝线，那种绣花用的丝线，颜色极鲜艳极珍贵的。小时候爱穿绣花鞋，尤其过年时是非穿双绣花鞋不可的。妈妈给我做鞋时总是说，“去，到包纳里找点花线去”，美滋滋地打开娘的包纳，净挑颜色最艳的拿来，娘就用剪刀随意铰几个花瓣粘在鞋面上，第二天一早醒来，花鞋就绣好了，或一只梅花或一只牡丹 ，红的花绿的叶，煞是好看，颠颠地穿着能在小伙伴中炫耀许久呢。 包纳子里的花手绢也是我的最爱，趁娘不在家，翻出来左看看右看看，找条最中意的，想方设法让娘送给我。 现在，包纳子放在娘的床头柜里，包着的还是些针头线脑的小东西，别说是我，就是娘自己一年里再也打不开几次了，它真的就是个老物件了。 汤婆子 汤婆子，我的同龄人中好多不知为何物，就别说孩子们了，更谈不上是做啥用的了。万能的百度上是这样说的，“汤婆子，家庭取暖用具，充满热水后放置被窝以提高温度。是一种铜质或磁质的扁扁的圆壶，上方开有一个带螺帽的口子，热水就从这个口子灌进去。有铜质、锡质、陶瓷等多种材质，一般为南瓜形状，小口，盖子内有厣子，防止渗漏。灌足水的'汤婆子'旋好螺帽，再塞到一个相似大小的布袋中放在被窝里，这样晚上睡觉便十分暖和。宋时已有。又称'锡夫人'，'汤媪'、'脚婆'。汤婆子之名由来已久。'汤'，古代汉语中指滚水;'婆子'则戏指其陪伴人睡眠的功用'。 说穿了，汤婆子，就是暖水袋它妈，电暖宝它奶奶。 我家的汤婆子，是磁质的，不是宋代传下来的，特意求证了一下老妈，说是爸爸刚上班时（父亲1958年大学毕业）买的，算来到九十年代未被妈妈打碎前，这婆子在我家呆了四十年的光景，也算是老物件了，我对它的记忆还一直留着。 之所以对它印象深，缘于它陪伴我的那个冬天。高中一年级，住校。八十年代的惠民地区是山东有名的北三区（就是特别穷的地区）之一（只有北三区的穷印象，具体是哪三区还真不知道）。作为全省人民的特困户家的上学孩子， 在校里吃得苦就太多了。最惨烈最难熬的日子要数冬天，前些年有个段子不是说“取暖靠抖”么，其实就是我们那时的真实写照。数九寒天里，一溜三间的青砖房里，俩板凳撑起的连排大通铺，住上二十几个人，除了人身上是热乎的，哪哪都是冻的、冰的，早晨起床后，所有的窗户玻璃都结着厚厚的窗花，好看是好看，可是真冷呀。至于暖气，是听都没听说过的，北方冬天里常用的煤炉子，也不是我们穷学生能用得起的。往往是，下了晚自习回到宿舍，同学们一个个在地上蹦跶暖和了，赶紧上床钻被窝，家里条件好的同学，带个暖水壶，到食堂打壶水，够喝却不够用，睡前洗洗漱漱的事常常被大家省略了，这样的苦，真的是苦不堪言。 还是说说我家的汤婆子吧。正因为有了它，我比别的同学少遭了不少的罪。晚自习后，我先去爸爸的宿舍，他宿舍里是生着煤炉子的，烧好的开水可劲用，在他宿舍里洗漱完了,再抱着烫烫的汤婆子去学生宿舍 (只要爸爸没喝多，总是替我灌好水)。被窝里有了这个暖炉自然就不同了，早晨起床后，汤婆子里的水还是温的，倒出来洗漱正合适。用不着像我的同学们似的，得用拳头砸开脸盆里结了冰的水洗脸。 第二年，我转学了，转到一所教学条件好的学校，就此离开了爸爸，离开了爸爸所在的学校，也就离开了温暖。再到冬天，没有等我下晚自习的人了，也没有给我汤婆子灌开水人了，汤婆子没用了，我和别的同学取暖方式一样了。 过了好些年，每逢冬天里钻凉被窝，我总能想起我家的汤婆子，想起跟着爸爸上学的那个冬天，抱着烫烫的汤婆子去宿舍，拎着空空的汤婆子给爸爸的情景，一直回味着回味着...... 杆秤 我家有杆秤，就是老式的秤杆加秤砣的那种，有则谜语 “满身花纹影如蛇，空闲日子墙上爬，千斤万斤肩上过，一五一十不虚夸“，说的就是这种秤。 我大约五六岁的样子，有一天娘下洼带回来的，说是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卖秤的，花一块钱买的。这秤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秤杆不直，大拇指粗的一根木棒，中间向下弯，有两处明显的凹痕，其貌岂止是不扬，简直就是太丑。爸爸笑话她，用你这秤秤出的东西，谁能相信呀！娘说，我是校正了才买的，爹纳闷“你怎么校正的？”娘说了，卖秤的又不是只有这一杆秤，它秤出的份量和别的秤秤出的一样，不就说明它是准的？再说了，没有残的秤，要好几块钱，这个只要一块，多合算？为这，爹还拿它到学校食堂去，果然如娘所言，很准。这就是所谓的“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吧。 我们搬过好多次家，这杆最多只能秤20斤的小小杆秤，一直跟着娘走东到西。起初， 娘用它秤过卖出的鸡蛋，用它秤过生产队里分的口粮，用它秤过从供销社里买回的咸盐，凡是能用秤秤的，她都要过过秤，以求“心里有个数”。这个多了那个少了的，总是搞得不痛快。有时少的多了，能嘟噜大半天，“我这么大年纪了，他也少给”。依娘之见，少给年轻人是可以原谅的，少给她这么大年纪的老太婆，就不对了。可是，那些黑心的商家不就专门欺骗老年人？ 现如今 ，我家的杆秤，静静地躺在橱柜里，娘没有力气再用它了；我压根不会用，什么前系后系，什么上面里怀的，教过几次，都记不住。我到超市买菜，电子秤上一扫码，份量、价钱都有了，哪还用得着呀。 杆秤，娘的这杆秤，只能当“老物件”，放着吧。 作者简介：何萍 ，1964年8月出生，现为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职工。 东营微文化编辑部: 顾问：陈谨之 橄榄绿 鲁北 清泉 主编：郝立霞 副主编：张永君 郝立新 编辑：晓娣 娟娟 茶醉 文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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