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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理论与国家自主性 ——读Tilly、Poulantzas、Miliband、Carruthers国家四篇 文/李立（浙江大学博士生） （图：每周reading。李立） No.1 查尔斯蒂利的历史社会学名篇：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an organized crime Charles Tilly, 1985 本文关注了暴力的组织手段在特定政府形式发展和变化中的作用，这种政府就是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为权力相对集中，组织职能相对分化，居住在一片广袤连贯领土上的人口，主要暴力手段或多或少被组织化官员集中控制（Tilly, 1985:171）。 核心理论：强调War making和State making 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t），以及这两个过程与有组织犯罪有相似性，也就是所谓战争缔造国家（Tilly, 1985:171）。 Claim1：所以，Banditry、Piracy、Gangland rivalry（黑社会）、治安和发动战争都是连续的统一体。 Claim2：在有限历史阶段中（前民族国家时代），商业资本主义与国家建构相互强化。 保护具有两面性：安慰性（comforting）与恐吓性（Ominous）；二者的差异只是程度问题。人们对于保护的image取决于对威胁真实性（reality）与外部性（externality）的估计（assessment）。 政府与勒索者（racketeer）没区别：勒索者会为人创造威胁，并向人收取费用来减少这些威胁。政府的威胁往往是想象出来的，最大的威胁恰恰是政府压制性与汲取性的活动（Tilly, 1985:178）。 政府既然是勒索者，那么为何要垄断权威？Hobbes或Machiavelli指出，只要有可能，政府就会组织暴力机器并加以垄断……就事实本身而言，暴力合法与否也无关紧要。 合法性要遵循一定的抽象原则或者经过政府批准。Stinchcombe认为政治合法性不用遵循以上两个原则，因为被统治者（people）不如统治者（power-holder）重要。Tilly认为，合法性就是一种可能性，即其他权威愿意遵从某一既定权威所做出的决定。权威对权力的垄断不重要，只要政府垄断暴力宣称保护性职责，就难以被人民拒绝。 所以，和Tilly的大理论暗合：掌权者对战争的兴趣会使其陷入一个过程：控制的人群中汲取战争资源、扶持帮助借贷采购的资本家促成资本积累，war making, extrac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塑造了欧洲国家的形成（Tilly, 1985:172）。长期来看，统治者不得不简历常规征税手段，促成国家理性化；但无论如何垄断暴力是极其重要的。 国家提供暴力比其他组织提供暴力的优势：范围广（a large scale）、更有效率（more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cy）、被万民认可（assent from their subject populations）、临近地区权威愿意合作。在权力链的上端，合法与非法暴力是可变的。During state making process 大量派别有权动用暴力，或者无权但仍然使用暴力。例如布罗代尔所言：海盗受到领主资助；军队也会强抢民女。 所以，早期国家的国王回去整合国内竞争对手与反对力量（领主），17世纪以前，摄政权常会引发王国内战，裁减各方的武装力量就显得非常重要。案例：都铎王朝与黎塞留。18世纪后期，欧洲君主控制了强大的职业常规化装备部队，其力量远远超过境内任何有组织的武装势力。The state’s monopoly of large-scale violence was turning from theory to reality. 早期统治依赖于agent，后来用两种策略减少了对间接统治的依赖：1.将官僚体制扩展到地方社区；2.鼓励建立从属于政府的警察武装； 保护是一种买卖，可以被兜售。无论人们需不需要，政府都要兜售“保护”这一产品。暴力生产倾向于垄断才能导致成本不降反升，暴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垄断有两个概念，一是垄断利润（monopoly profit）（生产成本-消费者购买的价格差），二是保护租（protection rent）（商人防止外来竞争的有效保护）。 国家垄断了暴力之后做什么？1.发动战争；2.缔造国家；3.保护；4.汲取；其中，汲取是前三项活动——发动战争、缔造国家和保护的手段。保护说法：当政府有意地偏袒阶级或者彼阶级时，缔造国家的活动事实上就会减少曾经给予某些阶级保护的程度。四项活动都取决于政府对集中化的强制手段的垄断倾向。有四个特点：1. 相比于人口众多的国家，小人口国家参与军事活动成本更大，所以官僚体系也越大；2. 资源存量越小经济商品化程度越低，为维持战争以及开展其他政府活动困难就越大，其财政机构分布也就越广泛。3.权力分散或文化同质的区域，比大地主或多个宗教派系盘踞的区域，控制力更高。4. 保护成本随着保护范围的扩大而扩大。 所以，政府的规模与国家在汲取、缔造国家、保护、发动战争诸多方面努力直接正相关，而与阶级的商品化程度和资源基础的广度负相关。从而形成了一种战争、汲取、缔造国家和保护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网。如下图： 民族国家的形成：1. 人民对发展战争与缔造国家的抵制会产生结果上的差异；抵制，就产生代议制、公民权利与上诉法庭；2. 发动战争、保护、汲取和缔造国家彼此之间的相对平衡关系，对它们所催生的政府组织形式有着重大影响；（1）战争如果不需要汲取、保护和国家机器缔造，就成了军事主义的西班牙；（2）保护活动强于发动战争、汲取和缔造国家，就成了被保护阶级的寡头荷兰与威尼斯；（3）缔造国家太强，警察机构就变大，就成了教皇国。 所以，战争逐渐成为了民主国家国际体系的常态，也是一国捍卫或增强其国际地位的常用手段（Tilly, 1985:184）。战争利用暴力，国家越大，税收越多，战争就越多。所以，拥有一片较大地域实现控制权后，内部外部的竞争边界才变得鲜明起来。欧洲国家缔造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掌权者在外部斗争获取的差异性成功，奠定了力量部署时地域上的内外区别；（2）外部竞争促就内部国家塑造；（3）国家间外部契约影响了特定国家的组织形态与国际地位（Tilly, 1985:185）； 欧洲国家的组织特征：军事力量从属于文官体制，大规模的财政机构，情愿与申诉代表制度；但非欧洲的其他国家不一定有，最明显体现在军事组织上。另外，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缺乏欧洲国家那样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相互约束性缔约过程，从外部获得军事权力，那些新兴国家足以豢养强大不受约束的组织机构（Tilly, 1985:187）。 No.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名篇 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and A Reply Nicos Poulantzas vs Ralph Miliband，1972. 工具马克思主义与结构马克思主义的世纪辩论 Nicos Poulantzas批判1：管理主义的错误问题 通常认为，managerialism将分离的私有权和控制权从创业者向经理人转向经济权力。经理人通常没有所有权者获得利益的量，所以没有行动动机。统治阶级不再存在：我们面对了一种“多数精英”（plurality of elites）环境，经理人为其中之一（Poulantzas，1972：243）。Miliband认为，在资本主义系统中，经理人寻找利益作为他们的行为目标，在需求私利的过程中，他们伪装成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Poulantzas批判在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分析论中，界定是否为资产阶级的方式并非为行为动机，而是（1）Objective place in production；（2）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矛盾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而不是social character 和private propose的矛盾；所以，manager和capitalist class无关，也不是economic elites。 Nicos Poulantzas批判2：官僚制的问题 通常认为，国家是中立（neutrality）的，代表了一般的利益；有人也认为资产阶级从未真正地统治过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如civil servants的说法。Miliband论及统治阶级和国家关系时，批判以上观点：（1）资产阶级直接参与国家机器在政府之中；（2）建立了资产阶级与国家机器之间的纽带；原因是（a）社会起源角度看，国家机器summit的成员最早是统治阶级；（b）社会地位、status、milieu建立了资产阶级与国家机器的联系； Poulantzas批判Mililand并非阐述到痛点，资产阶级直接参与国家机器在政府之中即使存在，也不重要。资产阶级与国家的关系是Objective relation。资产阶级直接参与国家机器在政府之中，不是原因，而是影响。Poulantzas不赞成Miliband的方法，而是采取结构性立场。他声称国家客观上是资本主义实体，除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外，它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此外，他认为，如果统治阶级的成员与管理国家的人是同一个人，那只是一个巧合：国家再生产资本主义关系，而不管谁负责。Poulantzas在评论中声称： “资产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客观关系。这意味着，如果国家在确定的社会形态中的功能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吻合，那是由于制度本身的原因：统治阶级成员直接参与国家机构不是原因，而是效果（Poulantzas，1972：245）。” 官僚制是一个united社会品类，而不是一个阶级，是统治阶级的仆人，不是因为阶级起源或者是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而是国家的客观关系。 Relative autonomy of the state with respect to the ruling autonomy of the bureaucracy as a specific social category 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对他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理解作出了反应。马克思主义工具论者认为，国家只是特定阶级手中的一种工具。Poulantzas不同意这一点，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阶级过于关注其个人的短期利益，而不是维护阶级的整体权力，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使整个国家权力。 Nicos Poulantzas批判3：国家机器的分支 Miliband认为国家机器的建构不仅只是政府而为，还包括其他特殊的branch，如警察、军队、司法系统与市民行政部门。然而，支配这些分支机构之间关系，这些分支机构各自的重要性和相对优势的是什么呢？如议会和行政、军队和行政机构在国家中的特定形式是什么？Miliband认为与统治阶级越近则predominance越强，economic role决定论——class origin and connections. Poulantzas批判认为，国家机器形成了一种特殊分支的客观系统。Branches relation presents a specific internal unity and obeys-its own logic。 Nicos Poulantzas批判4：资本主义国家的当下形式 资本主义现阶段对国家形式的修正是被Poulantzas和Miliband肯定的，但是Miliband是基于国家与统治阶级interpersonal relation基础上说的。也就是说，国家机器的成员与统治阶级现在变得更加紧张与死板，that the two are practically interchangeable。 Poulantzas批判认为，Miliband仅仅是描述性的。只是混合了古典共产主义理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Poulantzas认为现在的修正没有改变现在的国家相对自主性。 Nicos Poulantzas批判5：意识形态机器 Poulantzas认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是国家的一部分，有（1）如果国家被定义为社会形态的链接和维持阶级统治在生产的社会系统产品的实例，那么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也具有相似的功能；等四个原因。 Miliband 回击1: 方法论问题 Miliband 回击2: 国家客观的自然性 Poulantzas认为manager和capitalist class无关，也不是economic elites。但事实上，motivation 非常重要，是连接ruling class和state elite的connection。Poulantzas认为资产阶级与国家的关系是Objective relation。此外，如果统治阶级的成员与管理国家的人是同一个人，那只是一个巧合：国家再生产资本主义关系，而不管谁负责。Miliband提出了两点评论： (1)Poulantzas大大低估了我本人在何种程度上考虑到了影响和塑造国家角色的客观关系。政府与官僚制、不管社会起源、阶级状态还是意识形态气质（ideological disposition）的确是有结构性约束。（2）他本人是一边倒式的支持结构性，而他在否认国家精英的本质方面走得太远了。因为他对“客观关系”的唯一强调是，国家所做的事在任何时候都始终由这些“客观关系”完全决定：换句话说，系统的结构性约束是如此具有绝对的吸引力。将那些统治国家的人转变成最高级的官员和“系统”强加给他们的政策执行者。Miliband认为Poulantzas的立场不允许有代理的余地，因此过于局限。他的观点不允许个人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决定；相反，他们的决定完全由社会结构决定。 Miliband 回击3: 意识形态的机构 Poulantzas认为他自己和Miliband都是只是将意识形态视为ideas、customs和morals，没有将其与institutions结合互嵌在一起。但事实上Miliband将institution与churches、parties、pressure groups、mass media\education 结合在一起。也就是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s a process performed by institutions. No.3 When is the State Autonomous? Culture,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State, BRUCE G. CARRUTHERS,1994 本文阐述了解决国家自主性问题的三种approaches，并使用两个经验案例（193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国库政策）进行了说明。三种方法是团体隶属方法(group affiliations)，它考虑了在组织中工作的个人的社会特征。结构依赖方法(structural dependence approach)，它考虑了组织在资源流网络中的结构位置；以及一种文化方法（cultural approach），该方法考虑了意识形态在确定组织自主性中的作用。 近来，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和尼科斯·波兰萨斯（Nicos Poulantzas）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自主性进行了辩论。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国家自主性一直是社会科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而持久的问题。自主性意味着决策和执行的独立性，这样国家就为了社会的普遍利益（亚当·史密斯的论点）或资本主义阶级的利益（Poulantzas的立场）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定政策（Skocpol 1985）。一个没有自主性的国家必须承担其他责任。最近的辩论对于发展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阐明政治社会学的中心问题很重要（Hooks 1990；Jessop 1977；Mann 1984；Rueschemeyer and Evans 1985；Steinmetz 1990）。 组织自主性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外部团体如何获得对组织的控制权？诚然，这是与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问题不同的问题，但它以富有成果的方式扩展了他们的辩论。在这里，我提供三个答案。一种是团体隶属关系方法，它是对Miliband（1969）的概括。另一种是结构依赖方法，可以从Poulantzas（1975）中得到概括。此外，我还介绍了对自主性问题的文化答案。通过概括性地说明这三种方法，可以评估它们的优缺点，并可以考虑它们如何增强或相互矛盾。 选择案例：1930年代的英国财政部（高自主性）；1930年代的美国财政部（低自主性）；美国财政部具有较低的自主性，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实行了非正统的经济政策，而英国财政部在遵守经济正统性方面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警惕性。 国家自主性的approach Group Affiliations； 根据这种方法，组织人员的团体隶属关系是自主性的主要决定因素。 个人加入组织后将保持其外部团体忠诚度；因此，该组织的利益和偏见被组织采用。但是，这种情况不会影响自主性，除非组织人员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特定的群体，或者除非这些人员占据最重要的职位。当组成员身份是系统的（systematic）时，结果就是外部组织对组织进行了控制。因此，自主性是由人员团体隶属关系的同质性决定的（homogeneity of the personnel group affiliations）。 团体隶属关系（GA）不仅限于社会“背景”。一个人可能会受到过去、现在或将来打算成为组织成员的影响。 GA方法包括强调国家人员阶级背景的人员，其中人员受到他们打算加入的团体的影响（例如，在监管机构任职后，一个人可能会为受监管的行业工作）。就民主社会中的国家组织而言，选举是确定高级“政治机构”中那些人的社会组成的一种方法。强大的外部团体隶属关系意味着人员的社会身份在组织内部没有得到significant重新定义。由于组织社会化并未将人们从其社会群体中解脱出来，这些人利用自己的组织地位来实现他们通过外部联系而实现目标。 在组织和政治社会学中都可以找到这种Group Affiliations approach的变体。Ralph Miliband（1969）提供了对现代英国国家的Neo-Marxism GA分析。Miliband检查了进入国家官僚机构的招聘活动，发现人员主要来自上层和中层阶级。Miliband声称，国家人员的社会构成决定了国家政策的方向：中上层人员导致了中上层政策。因此，国家偏向于资本主义阶级。Domhoff（1967）和Burch（1981）是这种论点在美国的代表性例子。总的来说，GA approach声称外部团体对组织的控制是通过前者与后者之间的人员流动来实现的。一旦进入组织内部，一个人便与外部团体保持主要隶属关系。这种隶属关系凌驾于对组织的忠诚度，并且该人会屈从于政策以满足特定群体的利益。组织自治取决于组织人员的同质性：如果社会背景是最重要的，并且如果人员来自同一群体，则组织缺乏自主性。可以通过减少外部社会身份或增强基于组织的身份的过程来抵消这种外部控制。培育集体主义，重要的通过仪式或其他形式的组织重新社会化（例如专门培训）可以通过从人们的外部忠诚中提取人来帮助维持组织自主性。 Structural Dependence； 在Structural Dependence（SD）中，注意力从组织人员转移到整个组织。组织及其环境之间的总体关系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取决于这些，外部团体可能能够控制组织行为。资源依赖模型（The resource dependency model）在组织文献中提供了这种观点的清晰陈述（Pfeffer和Salancik 1978）。为了运作，所有组织都需要资源（例如，金钱，原材料，制成品）。每个组织在资源流网络中都处于一个位置：一个组织从一些外部组获取资源，并将其提供给其他组织。这些资源流导致权力关系，因为组织依赖于其关键资源的来源。通过调整和适应，让步和妥协的过程来管理这种关键的依存关系（Pfeffer和Salancik 1978：47-48,94）。组织依赖资源的那些人获得了组织的权力。权力的程度取决于资源的重要性，替代资源的数量，供应的不确定性以及在另一个方向上资源依赖的存在（Pfeffer和Salancik 1978，第52-53页）。这样，外部控制（即自主权的反面）源自资源依赖性。一些研究已经使用这种观点来说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如何影响公司政策（Glasberg，1989；Mintz和Schwartz，1985；Steams，1990）。Fred Block（Fred Block，1977）指出资本主义依赖于从经济中提取的资源（作为税收），因此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依赖模型。国家管理者依赖于经济活动的水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活动水平取决于资本家的投资额。反过来，私人投资则取决于“商业信心”（Block 1977：15-16）。因此，无论国家经理的社会背景或阶级背景如何，商业信心都成为国家经理行为的重要制约因素。这些依赖性迫使国家管理人员参与资本主义政策。因此，组织自主性是由资源流决定的。只要组织依赖于关键资源的单一不确定来源，它就缺乏自主性，其行动可能受到约束。但是，如果存在许多其他来源，或者建立了对关键资源的直接控制，则组织可以提高其自主性（Burt 1980）。 Culture； 在组织理论中，新制度主义（DiMaggio和Powell 1991）和旧制度主义（Selznick 1957）都是相关的。新制度主义的强调文化的认知方面；旧制度主义的强调文化的规范方面（DiMaggio and Powell 1991，pp。14-15）。“文化”是指人们用来证明，描述或理解其生活和处境的符号和表示，文化决定了人们用来解释其世界的认知框架（Smircich 1983：348-50）。对于组织而言，文化的重要性在于约束组织观念的概念框架，组织及其成员的目标和自我定义以及组织的合法性。March和Simon（1958；以及March and Olsen 1976）认为，认知框架和分类方案构成了组织决策者感知世界的方式。在等级组织中，管理者和领导者的认知框架特别重要。因此，它也可能影响结构上的依存关系和团体隶属关系。例如，人员是否放弃其外部隶属关系取决于组织身份的内容。组织身份的独特性会影响组织人员的身份，并且可以修改，加强或抹除先前存在的团体隶属关系。尽管结构依赖关系是从资源流中得出的，但构成组织资源的要素可以取决于其目标是什么。因此，目标的文化规范可能会影响资源和资源依赖性。 组织的文化自主权取决于其在一个连续体上的位置，该连续体包括从被动复制外部文化形式到创新和权威性颁布新形式。与特定文化领域具有特权关系的组织具有高度的自主权。一个例子就是中世纪的教堂，它与宗教信仰和文学生产之间的权威关系。Culture approach强调了该组织产生其自身合法文化形式的能力。这些形式构成了组织的身份和目标，并阐明了用于解释外部世界的分类方案。没有任何组织对这种文化生产有绝对的垄断权，但是在这方面更大的能力可以增强自治。 EMPIRICAL CASES GA意味着，财政部与上层阶级之间的联系是自主性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SD检查财政部在国家内部以及与地方政府有关的地位，其对资源的控制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约束作用。最后，Culture approach侧重于国库使用的意识形态框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它是经济政策的唯一权威。 The Approaches Combined British case：财政部观点的影响部分归因于财政部的结构中心和自主权。此外，作为操作目标和手段的学说，财政部的观点毫不妥协地得到了应用。拥护这种财政部的精英地位（elite status）的人，以及他们几乎垄断了公共财政专业知识，增强了这种观点的文化权威。如此严格地坚持在经济衰退期间坚持通货紧缩的学说是可能的，这仅是因为财政部不仅在政府的其他部门，而且在政治人物方面都拥有强大的地位。除了自由主义者的人数下降之外，没有其他领先的政治家对财政部的观点提出质疑。其他国家机构对财政部几乎没有影响力，因此在确定政策时，财政部的观点没有受到反对。同时，由于财政部的杠杆作用是建立在平衡预算的基础上的，因此财政部的观点本身有助于赋予财政部对其他部门的权力。传统加强了财政部在国家内部的组织机构地位。 American case：structural dependence和cultural approach都强调了美国财政部几乎没有自主性。从结构上讲，它的地位很弱，并且它受到来自许多不同位置的各种影响的影响。 此外，美国财政部没有权威，一致的认知框架来解释其问题和任务； 它没有组织自主的观点。这种缺乏反映在所执行的各种临时计划和政策中。 美国财政部在意识形态上的不一致部分是由于其受到各种外部政治影响。 在这两种情况下，招募具有新的经济思想的人进入权威职位都有助于解释向凯恩斯主义的过渡。人们的携带智力的包裹，所以思想的流动有时会跟随人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讲，cultural approach和GA approach是互补的。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351期。感谢赐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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