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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肝、脾、肾病变的治疗，前人有“脾无滋法”、“肝无温法”、“肾无泻法”之说。 近年来，随着“滋脾、温肝”治疗方法的普遍使用，“脾无滋法”、“肝无温法”实际上已经被否定了，但对于“肾无泻法”一说，则还有各种认识，故有必要加以讨论。 1 “肾无泻法”的提法始见于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 钱乙在其五脏所主中认为：“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无实也。” 故在治疗五脏之病时，用导赤散清心火，用泻青丸去肝火，用泻黄散治脾热，用泻白散清肺热。肾由于主虚无实，故治疗肾病多用六味地黄丸。 并且认为无论什么疾病，只要发展到肾病的阶段，就是疾病最严重、邪胜正衰的时候。因此认为肾病无实，疾病发展到肾，治疗就只有补而不能泻。 例如，钱乙在论及疱疹时说：“疱疹始出之时，五脏证见，惟肾无候，但见平证耳……若疱里陷而耳反热者，为逆也。” 可见，钱乙所论“肾虚无实”是从五脏辨证的角度，论疾病发展的阶段性。 肾作为疾病发展的最后阶段，只虚无实这一论点，如从辨证角度来看是无可非议的，后世医家也多从肾的功能特点方面发挥这一论点。 如赵献可在《医贯·形景图说》中指出：“命门君主之火，乃水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离也，火之有余，缘真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火。只补水以配火，壮水之主，以镇阳光，火之不足，因见水之有余也，亦不必泻水，就于水中补火，益火之原，以消阴翳。” 不过，赵氏之论只能说是一个方面，因为从肾的功能来说。 《内经·节藏象论》认为：“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王冰注：“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 《难经》亦曰：“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 2 肾之精属肾阴，命门之火属肾阳，这只是指肾的生理功能。 但是，从病理变化来说，任何脏器的病变也都有个寒热虚实之分，治疗上也就有补有泻，有温有清，这样才符合中医辨证论治精神。 实际上临床所称降火、通淋、利水等治法都是对肾在病因作用下所产生的病理改变，而使用的几种清肾手段。 清肾是清降肾经邪火，通淋、利水则是通利水湿之邪，不是通利肾精，其间毫无矛盾之处。 因此降火、通淋、利水，实际上也就是清肾。 后世不少医家对这一问题是有认识的。 如李东垣认为：“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能两立，一胜则一负。”（《内外伤辨惑论·饮食劳倦论》） 张介宾认为：“凡火之贼伤人者，非君相之真火，无论在内在外，皆邪火耳。”（《景岳全书·传忠录》） 无论是元气之贼，还是邪火，都是邪热，清肾、泻肾，实际上就是清除这种邪热。 有的医家实际上，也在临床实践中应用清肾、泻肾的方法治疗这种疾病。 如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虽说：“肾本无实，本不可泻，钱氏止有补肾地黄丸，无泻肾之药”，却又说：“知母，泻肾经火，黄柏，泻膀胱龙火”、“肾，虚则熟地黄、黄柏补之，泻以泽泻之咸”。 这些都是前人泻肾、清肾的临床经验，故此“肾无泻法”之说是不符合临床实际的。 3 虽然，清肾、泻肾之说可成立，但不能不承认肾之清泻是有其特殊性的，治病用药上亦有其自己的特点。 如降火药物在运用时，一般均需伍以滋肾药物，通淋利水之法多配合少量温肾药物，苦温同进，其疗效则更佳。 道理在于肾本身的特殊性，因为在生理功能上，肾为水火之宅，元阴元阳之所在，火为元阳，水为元阴，元阳化为气，元阴化为精。 其病也，火亢则精愈亏，阳虚则水饮盛，正因为肾的精气、水火、阴阳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生理上有其特性，故在清泻肾火之时就要注意伤阴问题。 如知柏地黄汤中知、柏与六味地黄丸同用，大补阴丸中知、柏与生地、龟板同用，即其范例。 在必要情况下，如因肾、膀胱火热而致小便闭者，亦可单纯用降火药物，但一般须佐以少量温肾药物，苦温同进。 如滋肾通关丸中知、柏与肉桂同用，即其范例。 临床经验证明，凡患者肾、膀胱具有火热之证的，一般情况下均可用清肾法进行治疗。 特别是对青壮年患者所出现之骨蒸潮热、阳痿、阳强，或梦遗为主等症状，用清肾法治之，每可取得较好的疗效。 因此，“肾无泻法”之说，我认为是值得探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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