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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上海人，第一要义，就是要“领市面”，也就是要消息灵通。 上海市民评价人，从来不讲是非对错，只讲两桩事体：第一，戆还是不戆；第二，合（音ge）算还是不合算。 该做而不做，就是不合算；该晓得而不晓得，就是戆。 每日早上，到处都可以碰到这种情景。一百年不变。 街面小店刚开门，只要来上班的营业员不止一个，大家就一边带袖套，一边就开始交流八卦。 哪怕只有一个营业员，只要走进来一个两个顾客，第一句也无关买卖，还是八卦。 “刚刚南京路上无轨电车轧着人哎，侬晓得伐？” “哦，怪不得，远远望过去，轰（音ong）了一撮堆人，要紧伐？” 这个要算是聪明的应对了。 如果这么应：“真的啊？我刚刚从西面过来，哪能没看见。哎，到底哪能啦？” 那就必然遭来嘲笑：“尬大事体侬也不晓得啊？戆，侬真戆，戆得一天世界。” 这还只是“市面消息”，如果能知道些“内部消息”，就更吃价了。 比如啥地方有便宜货，啥物事明朝要涨价，啥人又离婚了，啥人被逮进去了，等等。 说起来，一百年过去，上海人“领市面”依旧，不过，信息的来源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70年代，“阿拉单位里传达的”算是最权威的信息来源了。 那时候，国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总是率先传达上头精神，因此那里的人往往有幸比较“领市面”。 消息不灵通的则往往是大集体、小集体的工商业员工和街道里弄的阿姨妈妈。 1980年代，“报纸浪讲的”成为流行，那时的报纸还很有些公信力。 于是，文化程度高，阅读习惯好的人比较“领市面”。说你“不读书不看报”则等同于“没知识没文化”甚至“垃圾瘪三”。 因此，很多上海人哪怕节约得不愿意订报纸，也要到马路旁边的阅报栏去看报纸。  在当下这个纸媒的寒冬，我竟然要提到当年街头阅报栏前曾经人头攒动的情景，我虽没做过一天纸媒，还是有点心酸的。 三十年前，我在北京东路上班，每次路过南京东路江西路口，华东电管局大楼墙外，有一长溜的阅报栏。很多个早晨，并没有什么重大新闻发生，那里照样人头攒动。若有点大新闻，就要里三层外三层，挤也挤不进去了。不为啥，要“领市面”啊。 没几年，那里就破墙开店了，卖卖劣质廉价服装。  最尴尬的是本世纪新建的小区里，不锈钢的大型阅报栏刚刚做好，竖起来，已经无报可阅，贴了也没人看。 纸媒的衰落，是天灾，也不乏人祸。 20年前，报社里的求变者，不约而同地绕着走。放着存量不敢动，先搞点增量冲一冲晦气。这就是所谓的都市报兴旺一时的原因了。 我是一向无法苟同这种做派的。整体推不动，只会搞试点，从盐碱地里开出一朵小花来，算是政绩。大片的盐碱地还是盐碱地，而且更加板结。 这已经成为一种套路了。 到了所谓的新媒体时代，依然故我。 曾经闻名海上的三大报名，照样被顺手丢在一边，从黄浦江里捞出“六点水”来，就涂到大旗上去了。 不少人还以为这“六点水”依然能寄托他们的梦，膜拜不止呢。 殊不知，原有品牌的长达几十年的社会效应，都成了沉没成本。 而且，上海的普通老百姓，其实根本不关心纸媒的扑腾，要“领市面”，自有他路。 卖报纸的形势也是急转直下。 本世纪初，要想在弄堂口书报亭买到当日的夜报，还很犯难。聪明的老板只进三五十份，实行饥饿销售，拢来人气，好多卖掉点其他报刊杂志。 没几年功夫，不灵了。连曾经行销三百万份的《每周广播》也要下到我住的小区里来推销了。几个西装笔挺的人手举五斤装的食用油，高喊着“订报就送”，一点文化人的味道也没了。 让我想不通的是，我住的小区里，大部分住户的《每周广播》都是赠阅的呀。再一想，哦，报社主编就住在本小区。 原来是我不“领市面”啊。  其实，从1990年代起，“电视里讲的”就已经后来居上，成为上海人的第一信息源了。纸媒早已退避三舍了。有图有真相，到底不一样。 电视曾经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姿三四郎》、《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都可以放到万人空巷； 很快，最权威的信息源就变成了“网浪讲的”了。 最悲催的是，大家在“网浪讲的”以后再添一句：“后（手）来电视里也放了。” 一个“也”字，电视人冷暖自知啊。 有的上海人欢喜“摆魁劲”。 讲起这些，他们就会讲，报纸我老早不看了，电视我老早不看了。还嘲笑别人，侬还在看《新闻联播》啊？ 尽管现在三张老报纸的发行量已经成为最高商业机密，自己也怕讲出去；尽管听说有的所谓“头部”卫视今年要亏好几个亿，其实，上海人要“领市面”的习惯依然一点也没变。该晓得的不晓得，还是要被人讲“戆”的。 至于你从哪里“领市面”，没人关心，也没有高下之分。 再清高，还不得上“强国”。 就像1970年代，人人都要参加政治学习。你不识字，也有人读报给你听啊。这就叫，硬劲要侬“领市面”。 工厂里，老工人不识字，小青工至少还是“小学本科”，读报还读得通。 而弄堂里，虽也必须成立居民读报小组，读报就稍微有些犯难。 大多数中老年居民不识字，识字的又大多是成分不好，地富反坏右等。 于是，稍微有点文化又根正苗红的中老年闲散人员突然很吃香，要身兼好几个读报小组的读报员呢。  我有一个远房表叔，很小就从宁波到上海来当学徒，便混得一个工人的身份；他父母死得早，问他原先家里有没有田，他坚称没有，也是死无对证，于是又混得一个贫农的成分。 我们自然不会去戳穿他。 他在家乡是读过六年完小的，的的刮刮的民国“小学本科”。退休后，虽已是文革，他仍然是很忙的读报员。 有一次，家父让我去他家问点旧事。当时家父已有所不便，而我年纪小，不引人注目。 那时候的石库门人家，家家人家房门大开，但他不在家。隔壁邻舍告诉我说，他在隔壁天井里帮人家读报呢。我便寻了过去。 真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老远就听到我那表叔用“石骨老头硬”的宁波话在那里高声诵读。那天，他读的正是当年最著名的《老三篇》中的《纪念白求恩》。 听了真真令人发噱。 五十多年过去，我至今还记得。 （完） 更多在这里发表过的文章都已收到下面的各种集子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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