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一个国家设一座都城，是许多人脑中的常识。然而，这种情况在我国古代的王朝中，却极为少见。 从西周时开始，在往下长达三千余年的历史中，几乎每个王朝都拥有多个都城。 比如，北宋虽然疆域不算大，但除了东京开封府，还有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一共四座都城。 唐朝中后期，除了我们熟知的长安城（中京）外，还有东京洛阳、北京太原、西京凤翔和南京成都，一共五座都城。 而五座都城还不是最高纪录，与宋朝并立的金朝。在金熙宗时代，曾经设过六座都城，它们是：上京会宁府、北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 金朝 古代王朝为何要设立如此多的都城，它们又有何作用呢？ 一、“多京制”是历代王朝的传统“多京制”可以这样简单理解为：尽管历史上许多王朝都设有多座都城，但其中有一个是中心都城，其余的我们称之为“陪都”，由此形成的“1+N”的都城制度，我们称为“多京制”。 “多京制”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武王建国时，就已经有设置多个都城的考虑。 受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因素的影响，当时的王朝都城，无法形成较大的统治辐射半径，因此，周朝才采取“分封而治”的统治策略。 周王室来自西部，虽然东征成功，占据了镐京（今西安市长安区），但对于再往东的广大中原，是缺乏威慑力的。因此，周武王决定在洛邑（河南省洛阳市）建立宫室，扩大其在东方的势力范围。 周朝 周成王时，将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置于洛邑城中。至此，周王室通过东迁洛邑，并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战争，达到了进一步问鼎中原的目的。 秦朝在统一天下以前迁都咸阳，在以前它有旧都雍城和栎阳。其中，雍城为秦国定都时间最久的都城，先后有19位秦国国君在此执政。因此，秦始皇的一些大型典礼，往往都要回到雍城举行。 西汉时期，汉高祖定都长安，虽然对于同时期洛阳是否为陪都尚无确定记载，但从东汉建都于洛阳来看，当时西汉很可能也设立了东都洛阳。 西汉末期，王莽一下子设置了多达六个都城，除了长安外，还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座都城。 刘秀建立东汉以后，设立了三座都城。除定都洛阳以外，他还将汉室旧都长安作为西都。同时，为了表达对老家南阳郡的思念，他还将南阳定为了南都。 东汉 三国时期，国土最为广大的魏国，设置了五座都城：除了洛阳以外，还有长安、谯、许昌、邺四座。其中，长安是汉朝旧都，谯是曹氏发迹之地，许昌是曹操老营，而邺是曹魏封国所在地。 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林立，但一旦有王朝志于恢复一统，便实行“多京制”，如北魏时，孝文帝为进取中原，一统天下，从故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改平城为北京，开始了两京制。 到了隋朝时期，天下一统，除了长安以外，隋炀帝还设洛阳为东都。 唐朝建立时，承袭隋朝的传统设立两京，但安史之乱后，唐朝都城数量由两京一下子升格为了五京。 唐朝中晚期 北宋建立后，沿袭北周旧制，设立开封、洛阳为东西二京，后来，宋太祖赵匡胤任节度使的宋州（今河南商丘）被升级为南京应天府。而为了防御契丹南下，今河北大名县也被升级为了北京大名府。因此，北宋实际上算是五京制。 南宋时，虽然失去了北方领土，但此时名义的国都还是在开封的。宋高宗赵构将都城设在杭州，取名“临安”，意为“临时行在”之意，还把建康（今南京）称之为“行都”。因此，理论上说，南宋也有三座都城。 北宋 与宋朝并立的游牧民族政权，则更是“多京制”的簇拥。除了刚才提到的金朝，辽朝也设置了多个都城，具体是：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 元朝时期，实行巡幸两京制，皇帝每年在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和大都（今北京市）之间往来巡幸，而两座都城并立运行。 明朝时期，朱元璋最先定都于南京，又以开封为北京，以其家乡安徽凤阳为中都，称为两京一都。但后来，开封府被撤。朱棣靖难之役成功后，又改今北京为京师，形成了以北京为主，一南一北两座都城。 明朝 清朝时期，除了北京之外，其龙兴之地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也继续保留着都城的名号，终清一朝，一直作为陪都而存在。而后来作为皇帝避暑胜地的承德，虽然没有陪都之名，实际上也有陪都之实。 二、“多京制”都城的类型和成因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多京制”的身影。然而，一个王朝设立多座陪都，并非纯粹是为了显摆国土广袤、王权威武，而是有其实用目的和象征意义的。 按照这些陪都的功能和地位，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这种类型的陪都，一般和首都的地位相差无几，甚至有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类城市虽然是陪都，但却对王朝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越俎代庖，成为实质上的国都。 比如，西周和汉朝时期东西平衡的长安与洛阳；明朝时期南北平衡的北京与南京； 唐朝时期的长安与洛阳，虽也是东西平衡，但洛阳虽为陪都，在武则天时期却超越长安，跃居到了第一国都的地位。 长安剧照 除了这些主要的都城以外，王朝可能还会设立若干陪都，但其地位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比如，唐朝时期虽然有五座都城，但其中心城市莫过于长安和洛阳，其他三座均为它们的辅助。
这一类型的陪都，从经济、军事、文化上本来不应该成为都城，但它们往往与开国皇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最终被“破格提拔”为都城。 比如三国曹魏的谯县，东汉时期的南阳，唐代的太原等，而最典型的，莫过于明朝时期的中都凤阳了。 安徽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朱元璋在这里一直长到16岁，而后他被迫出家，外出流浪3年后，又回来当了3年的和尚。 明中都 建立明朝后，朱元璋一意孤行，动用几十万民力兴建中都凤阳，甚至有迁都至此的意思。然而，这项工程最终因为需耗资巨大而烂尾。 但是，因为凤阳是朱元璋父母坟墓所在地，因此明朝历代帝王都要不时前往祭祀，所以中都的名号也一直被保留了下来。但是，作为一座都城，凤阳可以说是“有名无实”。
刚才我们例举了辽朝和金朝的例子，这两个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均实行了“五京制”，各有五座都城。 游牧民族政权实行五京制，最初有“分而治之”的需要。比如契丹、女真民族都有游牧迁徙的风俗，因此，其统治中枢也可能随着皇帝在不同季节的四处游动而迁移。 他们的皇家住所通常被称为是“翰鲁朵”，本来就有营帐之意，表现了其车马为家、转徙随时，无城廓宫室之固的特点。 辽朝 因为统治重心经常来回迁徙，这样的陪都设置，就充分体现了“分而治之”的特色。 然而，随着辽、金的国土不断向中原延伸，为了增强集权统治和凝聚力，他们就要不断将部分中原地区的领地设置为陪都。 随着后来其统治重心不断南移，原本在草原上设立的都城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成为纯粹的摆设。 比如金朝，其最早的五京，与辽朝的五京相同。后来随着其不断南侵，又增加到了六京。金国势力不断深入中原腹地，原来的东、西、南、北等都城名号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有的都城则完全变得徒有虚名。这种都城因为连辅助功能都起不到，因而完全成为了摆设。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种类型的陪都，则完全是心理安慰。 南宋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南宋时期的开封以外，在东晋和南朝，南方政权往往将西晋时期的旧都洛阳称之为“中京”，但其实洛阳分明在他们的国土之外。如此称呼，只不过是求一个心理慰藉罢了。 三、“多京制”中的两种另类说完了“多京制”中都城的几种类型，实际上其大体产生的原因也跟着介绍得差不多了。当然，除了分而治之、巩固统治、王朝圣地、纯粹务虚、心理安慰、模仿前朝之外，还有两种比较另类的：
王莽当政时期，除了长安外，还设立了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座都城，同时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五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下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主要职责是平抑物价，管盐铁，开赊贷。 王莽的思想非常超前，他设立的六座都城，类似于今天的区域性经济中心，一线大城市！而按照他的设想，控制住了这些大城市的经济，就等于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王莽新朝
俗话说，“狡兔三窟”，对古代的皇帝来说，同样如此。“多京制”往往也是出于一些帝王避难的考虑。 比如安史之乱后，唐朝开始设立五京，其中的南京即为成都。安史之乱中，唐玄宗曾逃亡成都避难，而其后的唐德宗、唐僖宗也是避难蜀中。 金朝设立了那么多陪都，最后也大多成了皇帝的避难所。蒙灭金时，先攻打其中都（今北京），迫使金宣宗逃亡开封。蒙军攻陷中都后，再围攻开封。金哀宗又迁都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归德府被围后，金哀宗马上又迁都蔡州，并最终在此被宋蒙联军所灭。一路挨打，一路逃难，这些陪都也没能成为金国皇帝的避难所。
蒙古灭金之战 而清朝之所以在辽宁留下了盛京，除了祖陵在彼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留下后手：如果在中原无所作为时，还能返回关外东山再起。 结语：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多京制”，并非皇帝们心血来潮、哗众取宠的产物，而是却有其实际意义和实用价值，体现了他们的治国智慧。 参考资料：《汉书》、《辽史》、《金史》、《中国古代都城》（吴松弟） |
|
|
来自： bookman1959 > 《中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