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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驳“县官”源于邹衍“赤县神州”说 如前所述，清人郭嵩焘《礼记质疑》在探讨《礼记·王制》时提出质疑，认为此说不符合《周礼》。周的王畿制度，四井为邑，邑36家；四甸为县，2304家。(38)邑、县的规模都很小，因此，县不可能是国都、王畿。《诗》《书》中均将国都称作“邑”，无称作“县”的，所以他怀疑“天子之县内”的说法很可能缘于邹衍。邹衍把中国称作“赤县神州”，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宇县之中”，《陈书·高祖纪》“光宅区县”，《唐书·礼乐志》“福流寰县”，谢庄文“扫耻瀛县”“缔 邹衍“赤县神州”的说法见载于《史记》《盐铁论》《论衡》等书。其中，《史记·孟子苟卿列传》曰： 其次驺衍，后孟子。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 《索隐》： 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将有裨将，裨是小义也。(39) 司马迁所述邹衍九州说认为，天下由九州组成，每州内又有九州，故共有九九八十一小州。九州外由裨海即小海环绕，州与州之间不相连。中国为其中之一，叫“赤县神州”，又分为九州，就是大禹所序九州。大九州外又有瀛海即大海环绕，瀛海的边界就是“天地之际”，也就是天地相交的地方。但是，其说有不可解之处，如说“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如果中国外还有九个州的话，那么总共有十州，小州就有十个，而不是九个。所以杨希枚认为“九”是“八”之误。 《盐铁论·论邹》的说法比《史记》简略： 大夫曰：“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先列中国名山通古，以至海外。所谓中国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名曰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州，绝陵陆不通，乃为一州。(40)有大瀛海圜其外，(41)此所谓八极，而天地际焉。《禹贡》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径。故秦欲达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万国。诸生守畦亩之虑，闾巷之固，未知天下之义也。” 文学曰：“尧使禹为司空，平水土，随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邹衍非圣人，作怪误，荧惑六国之君，以纳其说。此《春秋》所谓‘匹夫荧惑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达，焉能知瀛海？故无补于用者，君子不为；无益于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经道，而德光于四海；战国信嘉言，而破亡如丘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万国，亡其三十六郡；欲达瀛海，而失其州县。知大义如斯，不如守小计也。”(42) 《史记》所说的“天地之际”在这里也被称作“八极”。但是，“分为九州”的“州”是指赤县神州再分为小九州还是天下分为九州，其说“绝陵陆不通，乃为一州”的大九州，不甚清楚。依“大瀛海”的说法，八十一州之间是否有小瀛海也未详。 《论衡》有两处谈到邹衍的大九州说。《论衡·谈天篇》： 邹衍之书，言天下有九州，《禹贡》之上所谓九州也。《禹贡》九州，所谓一州也。若《禹贡》以上者，九焉。《禹贡》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东南隅，名曰赤县神州。复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环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诡异，闻者惊骇，然亦不能实然否，相随观读讽述以谈。故虚实之事，并传世间，真伪不别也。世人惑焉，是以难论。(43) 此处说天下九州，赤县神州在东南角，又分为九州，即《禹贡》九州。大九州，每州之外有“裨海”。圜大九州之外有瀛海。《论衡·难岁篇》： 儒者论天下九州，以为东西南北，尽地广长，九州之内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经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则土之中也。邹衍论之，以为九州之内五千里，竟合为一州，在东南位，名曰赤县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州。此言殆虚。地形难审，假令有之，亦一难也。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议，直雒邑以南，对三河以北，豫州、荆州、冀州之部有太岁耳。雍、梁之间，青、兖、徐、扬之地，安得有太岁？使如邹衍之论，则天下九州在东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岁？(44) 《论衡》所述邹衍说是：天下共有九州，为大九州，州与州之间为海所阻隔。中国为大九州之一，称赤县神州，其内又分九州，为小九州。 可以看到，邹衍的“大九州说”是在《禹贡》九州的基础上构架起来的，因此时代肯定晚于《禹贡》九州说。《禹贡》九州的世界范围是九州(中国)-流(荒)-四海，中国九州居于天下之中。邹衍的“大九州说”，世界范围远远扩大，赤县神州(九州、中国)仅仅占大九州的八十一分之一，其外还有八十州，加上裨海和瀛海，其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更小。中国也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偏于东南隅的一个小州，从这一意义上“中国”的称号也不再贴切符实。这样的认识表明，邹衍时代人们对地理的认识已经大大丰富，对中国的认识也更客观。然而，这样的新认识对以《禹贡》九州构架起来的天下观产生了巨大冲击，因而不为多数人所接受，特别是笃信儒家经典的学者。 图2 邹衍“大九州”示意图
司马迁说邹衍大九州说是“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昭帝时文学说“邹衍非圣人，作怪误，荧惑六国之君”，“此《春秋》所谓‘匹夫荧惑诸侯’者也”。就因为秦始皇信奉了他的学说，结果造成“亡其三十六郡”“而失其州县”的覆灭下场。王充也说邹衍说：“此言诡异，闻者惊骇”，“此言殆虚。地形难审”。由此可知，汉代人一般都认为邹衍的大九州说荒诞不经，不采信其说。但是采信者似乎也不少，如昭帝时御史大夫桑弘羊，桑弘羊和文学还说秦始皇也信其说。(45) 然而，若仔细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天子县内”的观念成于先秦，即便是在郡制普遍发展起来的战国时期，仍然是主流观念，并一直流行至汉。例如，《管子·山国轨》：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官国轨。”管子对曰：“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桓公曰：“行轨数奈何？”……管子对曰：“某乡田若干……民邻县四面皆扩，谷坐长而十倍。上下令曰：‘赀家假币，皆以谷准币，直币而庚之。’谷为下，币为上。百都百县轨据，谷坐长十倍。环谷而应假币。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扩出万物，隆而止。国轨：布于未形，据其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46) 《商君书·垦令》：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47) 《管子》《商君书》虽然成书年代有疑问，但不应晚于战国。另，《战国策·魏三·秦败魏于华走芒卯》： 秦败魏于华，走芒卯，而围大梁。须贾为魏谓穰侯曰：“……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兵以止(上)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众，守十仞之城，臣以为虽汤、武复生，弗易攻也……”(48) 此外，如《吕氏春秋·孟夏纪》： 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劳农劝民，无或失时。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无伏于都。 县，畿内之县。县，二千五百家也。鄙，五百家也。司徒主民，故使循行。(49) 再如，前引《吕氏春秋·季夏纪》及高诱注。再如，《吕氏春秋·季秋纪》： 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 百县，畿内之县也。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攒，五攒为鄙，五鄙为县，然则谓县者二千五百家也。(50) 成书于汉武帝时期的《淮南子·时则》及高诱注仍沿用了这一说法。文曰： 上丁，入学习吹，大飨帝，尝牺牲，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岁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 是月上旬丁日，入学宫吹笙竽，习礼乐。飨上帝，用牺牲。合诸侯之制，度车服之差，各以其命数也。百县，圻内之县，言百，举全数尔。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然则县二千五百家也。(51) 成书时间不详的《礼记·月令》记载也大体与两书同。 上述文献中，均是天子或国一诸侯、百县的模式。也就是说，天子封诸侯，而直接统治的是百县。即便《管子》《商君书》成书稍早，但《战国策·魏策三》和《吕氏春秋》所载均是秦始皇统一前夜之事，由此可以确定，当时对秦始皇改制起决定影响的仍是“天子之县内”的王制观念。 “县官”一词源于《礼记·王制》。《王制》云“县内”为“王畿”，即“天子所居州界名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认为已经实现王制(天子之制)，遂进行一系列改制、改称号举措，其中之一便是将“王室”“公室”改为“县官”，取天子居县内、官天下之义。战国秦汉时人所说的“天下”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天下=国家=九州。广义的天下=四海之内=海内。《礼记·王制》“四海、流(荒)、九州、县内”观念的形成可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其下限当在县制已经形成、但郡尚未成为县上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时期。其社会基础应当包括以下两个因素：第一，实行分封制，即天子将大部分国土分封给诸侯，自己仅统治王畿地区，王畿在国都外采取设县统治。换言之，“王制”是分封制下王畿制度与县制相结合的产物。第二，当时人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黄河中下游流域一带的中原地区，东面已达大海，但北、西、南三面的活动范围都不会太远，与中原以外地区的交流也十分有限。战国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扩大以及交通的发达，对外交流增加，对世界范围的认识也随之扩大，故而产生邹衍的“大九州”说，认为中国的疆域在世界之中仅占八十一分之一。但由于《礼记·王制》和《逸周书·作雒》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经，不可撼动，故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依照这一王制观念，将新王朝和自己的帝室取名为“县官”，意为自己从诸侯国君升格为天子，成为居住在县内(王畿)统治天下的官。 附记：张奇玮同学在核检资料、绘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17年12月10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古代史研究新视野”工作坊第四期“政治地理”中，承汤勤福先生评议指教。匿名审稿专家也提出很好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①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卷一五《杂守》，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975页。 ②《史记》卷七九《范雎列传》，北京，中华书局修订本，2014年，第2926页。 ③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9、32页。合集在注释中又加引《墨子·杂守》。 ④以中华书局标点本进行统计。 ⑤《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第2524、2525页。校勘记第23条夏家：殿本作“夏官”，凌本作“夏者”。张文虎《札记》卷四：“此二字疑即上文‘官者’二字之误衍。”(第2529页) ⑥《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53页。 ⑦《汉书》卷八○《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刘宇》，第3323、3324页。 ⑧[清]刘宝楠：《愈愚录》卷四，清光绪十五年广雅书局刻本，中国基本古籍库。笔者标点。 ⑨[清]郭嵩焘著，邬锡非、陈戍国点校：《礼记质疑》卷五，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139页。 ⑩[日]泷川资言考证，杨海峥整理：《史记会注考证(伍)》卷五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662页。 (11)赵伯雄：《两汉“县官”释义》，《历史教学》1980年第10期。 (1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页。 (13)张春龙、龙京沙：《湘西里耶秦简8-455号》，《简帛》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15页。此后在公布的第一册释文中简号改为8-461。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本释文据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著《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6-157页。 (14)游逸飞说：“秦更名方似乎揭示‘县官’指涉皇帝、朝廷，为秦始皇的创举。‘王室’本指统治者之私家，在家国难分的周代，‘王室’自然具有政府、朝廷的意涵。‘县官’既取代‘王室’，便继承其意义。这就是‘县官’为何既指皇室，又指政府的缘故。”(游逸飞：《里耶8-461号“秦更名方”选释》，魏斌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社会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3页)《秦简牍合集》注释：“今按：里耶秦简8-455：‘王室曰县官。公室曰县官。’其中的‘县官’或指县级政府，或指各级政府。简文‘公室告’似指官府按规定可受理的告诉。‘非公室告’指官府按规定不可受理的告诉，即法律规定不予接受的告诉。”(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第222页) (15)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卷一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22页。 (16)《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79页。 (1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78页。 (18)《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59-260页。 (19)《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第2828页。 (20)《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3086页。 (21)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第221页。 (22)陈伟主编，彭浩、刘乐贤等撰著：《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壹)》，第193、243页。 (2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03-304页。 (24)[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90页。 (25)关于中国的“天下观”，世界范围内都有丰富的研究，此仅列举数种：Joseph R.Levenson(列文森)，“T'ien-hsia and Kuo，and the ‘Transvaluation of Values'”，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11，No.4，(Aug.，1952)，pp.447-451；[日]安部健夫：《中国人の天下觀念一政治思想史的試論》，京都，ハ、一バ一ド·燕京·同志社东方文化讲场委员会，1956年；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巴蜀古史论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童书业：《春秋时人之“天下”观念》，《春秋左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の王権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較史の視点から》，东京，校仓书房，2003年(中译本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中日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26)关于《礼记》的成书年代，历来有很大争议。徐喜辰曾总结为七说：孔子门徒所撰说、六国时人所撰说、二戴据古礼所删说、二戴所传说、二戴据《曲台记》所删成说、汉初诸儒编定说、东汉末年说。主流观点认为，其独立成书或晚至汉代，但其中保存着许多先秦时期的材料，其史料价值丝毫不逊色于《周礼》《仪礼》。参见徐喜辰《〈礼记〉的成书年代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王文锦《礼记译解·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7页(“前言”作于1994年9月)。关于《王制》篇的成书同样也有多种说法，受篇幅所限，笔者不详述。由于《礼记》及《王制》篇的成书问题甚为复杂，本文无力涉及，但根据本文所引传世文献和新出材料，至少可以证明《王制》篇的思想在战国后期已经形成。 (27)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一五《王制第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58-470页。 (28)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一六《王制第五》，第476-478页。 (29)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二○《王制第五》，第580-586页。 (30)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一五《王制第五》，第461-462页。 (31)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07-208页。 (32)[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四《京师》，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57-165页。 (33)[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卷七下新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电子版。 (34)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卷五《作雒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10-532页。 (35)[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85页下栏一第286页上栏。 (36)[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古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92页。 (37)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六《季夏纪》，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1页。 (38)《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郑玄注：“此谓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异于乡遂，重立国。小司徒为经之，立其五沟五涂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四甸为县，方二十里。四县为都，方四十里……五十里之国凡四县，一县之田税入于王……”(彭林整理：《周礼注疏》卷一一《地官司徒·小司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90页) (39)《史记》卷七四《孟子苟卿列传》，第2848-2849页。 (40)王利器原断作逗号，此为笔者改。 (41)王利器原断作句号，此为笔者改。 (42)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九《论邹》，第613-614页。 (43)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一一《谈天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73-474页。 (44)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二四《难岁篇》，第1019-1020页。 (45)关于邹衍大九州的研究十分丰富，如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故书古史杂考之属·邹衍九州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4-245页(原刊1936年)；顾颉刚《邹衍及其后继者的世界观》，《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1辑；常金仓《邹衍“大九州说”考论》，《管子学刊》1997年第1期；高建文《邹衍“大九州”神话宇宙观生成考》，《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胡阿祥《赤县神州：邹衍的海陆世界》，《唯实》2016年第10期；等等。 (46)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二二《山国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82-1285页。 (47)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卷一《垦令》，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页。 (48)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卷二四《魏策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65-1366页。亦见《史记》卷七二《穰侯列传》，第2824页；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叁)·战国纵横家书·须贾说穰侯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26页。 (49)许维通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四《孟夏纪》，第86页。 (50)许维通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四《孟夏纪》，第195-197页。 (51)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五《时则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1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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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县”，都是“承邹衍之遗”，把天下称作县。他认为县官的说法是秦汉之际才有的，《礼记·王制》“天子之县内”之说也是汉代人的说法。郑玄说是夏制也是无稽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