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在”“诗”—— 叶秀山美学要义2019-09-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3日总第1770期 作者：赵广明 叶秀山是哲学家，也是美学家，美学思考贯穿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并最终成就他的纯粹哲学气象。他靠着学者的使命感和隐忍平静的心性，孜孜矻矻，在动荡岁月的“缝隙”里，为自己的审美趣味和精神诉求创造了一个家园，使它们能够在纯粹哲思中“诗意地”栖居。叶秀山的哲学与美学本质上是一，即“美的哲学”。 叶秀山把自己的美学历程概括为两个阶段，先是从“艺术”到“哲学”，后来是从“哲学”到“艺术”。前一个阶段虽然对康德、黑格尔的美学思想有所研究，但主要精力用在了对戏剧、书法等艺术部类的内部探索和把握上，想通过对具体艺术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总结出一些规律，并将它们“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后来他逐渐意识到，哲学的工作不止于此，哲学和一般的经验总结、一般的理论工作是不同的。真正的美学，“还得从哲学的源头抓起”。 20世纪80年代初，叶秀山从美国进修回国，其美学思考开始转向从“哲学”到“艺术”的阶段，也就是从哲学本身思考美学的阶段，或者说，反思哲学本身的审美意义阶段，其美学与哲学思想也随之日趋成熟，渐入佳境。“从哲学的源头抓起”，实际上是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的整个批判哲学抓起。在对《判断力批判》以及整个批判哲学系统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叶秀山思想的许多重要理路澄显出来，而这种澄显与他当时对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的深入研究是相互发挥的。可以说，叶秀山的哲学美学植根于康德哲学，绽放于海德格尔哲学，圆融于中国传统艺术思想，而自成一家。 写于1983年底的《论美学在康德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一文，可以视为叶秀山哲学与美学思考转向的标识。在这篇文章中，“三大批判”的关系被重新深入思考，审美判断力批判被置于康德批判哲学的基础和本体地位，这种理解在当时的汉语哲学研究界具有开创性：“那个在知识领域里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自体’，却在美的鉴赏中看到了、摸着了。无论咏梅也好、诵海也好，花和大海都不再只是一个现象、一个知识的对象，而是体现了一种本体的意味，或者用哲学的语言说，它们象征着（表现着）'物本身’（本体）。于是，'自然’也好，'自由’也好，在美的鉴赏中，都出于一源：对'物本身’、'世界本质’、'人生真谛’的把握。”这个理路在2006年的《哲思中的艺术》一文中表达得更为明确：“我受康德以后谢林甚至包括费希特、黑格尔的哲学思路特别是海德格尔的思路之启发，曾说康德《判断力批判》或可是他的哲学的'基础’，'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或是从它那里'分析—解析’出来的，《判断力批判》所涉及问题是'鲜活’的，是'哲学’的'生活’之'树’，在《判断力批判》里'人’是'活生生’的，是'诗意地存在（栖居）着’。” 哲学的形态有多种，可以是政治哲学，也可以是道德哲学，还可以是宗教哲学、思辨哲学与科学哲学，但哲学首先或最终应该是美的哲学。美的哲学，本质上不是研究“美”的哲学，而是对生命自然的本质性敞开，在这种敞开中，生命自然自身的“存在”和意义自己澄显出来。这种澄显是“诗意地存在着”，一如神圣之光的照亮，乃是哲学的根底与终极诉求，是“哲学”“本身”。有了这种神圣之光的澄显，哲学方可以呈现出多种形态，没有这种神圣“存在”之光的澄显，（一切）哲学将失去根基、不复存在。 中国自古不乏政治哲学，更不缺少道德哲学，但对哲学本身的追问却十分稀少，这意味着汉语传统哲学根基的虚弱，也就是生命自然“存在性”“本源性”意义的虚弱。因为，生命自然“存在”意义的自身澄显，本质上意味着人与万物的独立、自在、自由，“'诗的境界’是'自由的境界’”，无自由，则无哲学。古今中西之辨的核心，在“自由”一词。 叶秀山不甘心于自由和哲学在汉语世界的虚弱命运，他尝试用自己的理路“唤起”其“存在性”意义，让“哲学”澄显于汉语艺术与思想传统。在叶秀山看来，康德美学的“存在性”本体意义虽然“尽善”，但尚未“尽美”，尚需完善，而这件工作是由海德格尔完成的。正是海德格尔的工作为叶秀山汇通中西提供了切入点，即“时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所涉及的乃是'诸存在者’何以能够成为'科学知识’的'对象’，而到了《判断力批判》，问题才转向了'存在’……然则，康德仅将'时间’限于《纯粹理性批判》的'诸存在者’，即他的'经验之存在（ontic）’，而在《判断力批判》里则并无'时间’问题之地位，亦即康德的时间观念尚未至于'本体存在论的（ontological）’，这方面的工作，海德格尔做了。海德格尔将'时间’引进'本体—本质’对于哲学思维功莫大焉……当我将我的思考重心从艺术的细节又收回到哲学时，我对中国艺术的理解，一直比较重视'时间’的因素。中国传统艺术的本质是'时间’的，而不仅仅是'空间’的。” 叶秀山没有对康德审美鉴赏中情感和想象力的时间维度作更多考量，而直接诉诸海德格尔对“时间”的存在性思考，并由此思入中国传统艺术的“本质”与“存在”。“时间”的存在性意义何在？“时间”意味着“活的”，意味着“鲜活的”“生动的”“存在”。中国的书法、音乐、舞蹈和戏曲，本质上都是“时间”性的，都是“鲜活”生命及其意义的澄显，“为保存那基础性、本源性的'意义’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储存方式’”，“历代书法艺术就是以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即不同的'写’的方式保存了那个原始的、超越的'是’和'在’的'意义’。'写’'刻’'划’亦即'思’，所以艺术性、文化性的'在’（是）实亦即'在思’。这样，书法艺术所保存的'意义’，即'思’'在思’的意义”。 叶秀山为中国传统艺术找到了“哲学”根基，即“存在论的”根基，进而断言：“中华民族是最善于知根知本的民族，是最善于从包括'文字’在内的一切'工具性’的'符号’中'看出’其'存在性’意义的民族，是最善于从那大千世界的'什么’中'看出’'是’和'在’的民族，也就是说，中国人是最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民族；不过这个'本质’并不像西方哲学教导我们的那样是'抽象性的’'概念性的’，而恰恰是具体的、生动的、活泼泼的'根’和'本’。” 与其说这是叶秀山对中国传统艺术思想的“断言”，不如说是他尝试对之“唤起”“去蔽”的表达。中国的传统艺术思想被漫长历史的种种“什么”“积淀”“淤埋”得太深，需要通过叶秀山这样的纯粹哲人的创造性“唤起”与“去蔽”的努力，汉语文化的“生命”“存在”“意义”才可能涤除岁月的泥污，“自己”“澄显”“闪耀”。 叶秀山为他的老师宗白华写过一篇美文《守护着那诗的意境》，可以视为其“美的哲学”或“诗”学的经典表达：“'诗意的世界’，在广义的、而不是在文体意义上来理解'诗’，则是最为基本的、本源性的世界，是孕育着科学、艺术（狭义的），甚至是宗教的世界。在本源性定义下，诗、艺术与生活本为一体，'诗’是'世界’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的存在方式……在这个意义下，'艺术、诗的世界’，就不是各种'世界’中的一个'世界’，而是各种世界得以产生的本源世界。” 哲学家的工作在于从“蒙蔽”“失落”“遗忘”中揭示作为人生世界根底、本源的“诗”“意”，还人生世界一个本来的“美”的“意境”；哲学家的生活则是要“在更多的人为各种实际事物奋斗的时候，守护着那原始的诗的意境。诗的意境有时竟会被失落，并不是人们太'普通’、太'平常’，而是因为人们都想'不平常’、'不普通’”。 美的哲学并不玄奥，诗意的人生原本平常。叶秀山在一个“不平静”“不平常”的时代，守护住了人生的“平静”与“平常”，守住了“思”与“诗”，成就了属于他自己也属于世界的“诗意”的“时间—历史”。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宁 生活美学：为生活立“美之心”2019-07-15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刘悦笛 有学者认为生活美学的提出是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的中国美学，从对西方超功利美学的引进开始、到美学大讨论中对人的实践的讨论、再到生活美学的兴起，这一美学史的发展表明美学在不断向具体的、活着的、小写的人落实和生成。从美学史角度对生活美学的这个历史定位，笔者基本赞成，那么，生活美学为何在新世纪得以全面出场呢？ 时代境遇：以“美生活”来提升“好生活” 当今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变迁，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构成了生活美学得以兴起的历史背景。我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应该包括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好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生活”。好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的现实基础，美的生活则为好的生活的升华。好的生活无疑就是有“质量”的生活，而美的生活则是有“品质”的生活。 生活美学就是要以“美生活”来提升“好生活”，以有品质的生活来升华有质量的生活，并对人民大众进行生活美育的普及。生活美育则是生活美学的逻辑推演，生活美学通过生活美育得以落实。如今，越来越多的从事茶道、花道、香道、汉服复兴、工艺民艺、非遗保护、游戏动漫、社区规划等领域工作的人士，都积极融入生活美学的潮流中，并在各地传播着美学美育观念。 实际上，“生活美学”，不仅是一种关乎“审美生活”之学，而且更是一种追求“美好生活”的幸福之道。前者之“学”是理论的，后者之“道”则是践行的，二者恰要合一，这就是美学上的知行合一。 整个东方美学，从根源上也是一种“生活美学”。东方美学不仅是可“知悟”到的人生智慧，更是诉诸“践行”的现世传统。这是由于，西方美学曾经更关注艺术，东方美学却早已聚焦生活。有趣的是，“东方美学”这个词却不是东方人提出的，法国历史学家雷纳·格鲁塞在1948年《从希腊到中国》中最早用过，而后才有东方对自身美学传统的“自觉意识”。由此，也形成了最初的“比较意识”，一说“中国美学重'形’，日本美学重'色’，而韩国美学重'线’”。但实际上，真正连纵起整个东方美学的内核乃为“生活”，它们皆为一种倡导生活化的“生活美学”。 东方生活美学关注审美与生活之间所具有的“不即不离”亲密关系，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体味生活本身的美感。中国的“生活美学”就可以代表东方传统，这种传统就是一种始终未断裂的生活传统。中国古典美学作为最“原生态”的生活审美化传统，形成了一种忧乐圆融的中国人的生活艺术。 生活美学：审美与生活不即不离 审美与生活的不即不离，就是一种既不接近亦不疏远的关联。中国生活美学，就是强调审美与生活之间如此的关联，这里的“生活”，乃是中国人自己的“生活”；这里的“美学”，也是中国化的“美学”。 生活乃是“生”与“活”的合一，生与活有别，生只是生物性的，动植物均有生，但只有人才能活。每个人都要“生”，皆在“活”。在汉语的语境里面，“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与生命精神，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泼泼地，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石涛所说“因人操此蒙养生活之权”当中的“生活”，正是此义。中国人所理解与践行之“生活”，所言说的就是鸢飞鱼跃那般的存在，有着鲜活的内涵与践履途径。 人们不仅要“过”生活，要“活着”，而且要“享受”生活，要“生存”。按照法国哲人列维纳斯的主张，在西方世界，对古人来说，存在指的是“事物”；对现代人来说，存在指的是“最内在的主体性”；对当今的人们来说，存在指的则是“生活”，也就是一种与自身、与事物的直接私密关系。在此意义上，中国人其实早就参透了生活的价值，由古至今都生活在同一个现世的“生活世界”当中，而不执于此岸与彼岸之分殊，这就是中国人的大智慧。 人们不仅过日子，而且还在“经验”着他们的生活，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始终不离于感性的。列维纳斯还说过，所有的享受都是“生存的方式”，但与此同时，也是一种“感性”存在。“美学”这个词原本就是感性的意思，美学作为学科之本意就是“感性学”。但在中国，却将“感”学之维度拓展开来，从而将之上升到“觉学”之境，而这“感”与“觉”两面恰构成“不即不离”之微妙关联。因此，中国的“美学”，就不仅是西学的感性之学，而且更是一种感性之智。 “生活美学”之所以指向了“幸福”的生活，是因为，过生活就是享有生活，并去寻求生活的幸福与幸福的生活。幸福本身，就是一个美学问题，而非伦理问题。由古至今的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级当中来发现“生活之美”，去享受“生活之乐”。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生活”过成了“享有生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美学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得以生长，它本然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 在这个意义上，生活美学（抑或东方生活美学）不囿于西方的感性之学，而更是感性之智，美学恰恰关乎“幸福”的追求，并致力于让人们的生活过得美好。“生活美学”恰是一种研究幸福之学，也是一种实现幸福之道！ 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基本面向 既然中国古典美学从本源上说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在这个根基之上，中国美学可以为当今的全球美学贡献出巨大的力量，因为我们的“美学传统”就是生活的，我们的“生活传统”也是审美的。我们当代的“生活美学”建构也需以中国古典美学为根基，形成一种古与今的“视界融合”。 “生活美学”中蕴含着华夏传统的生命意识、生活观念和人生追求脉络：一方面本然呈现出摇曳生姿的古典生活现场之美，另一方面又指向了其来路、走向和转化的可能性。这就需要当今中国的美学研究者，一方面积极地参与到与国际美学界的最新交流当中，另一方面又回到本土去挖掘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资源。 中国古典生活美学涵摄了“自然化”（性）、“情感化”（情）和“文化化”（文）三个基本的维度，这就非常全面地覆盖了从生理的、情感的到文化的诸种生活，其基本问题意识便是探讨如何实现审美化的生活，由此生成一种忧乐圆融的生活传统。这里的美学就不再是聚焦艺术的“小美学”，而是融入生活的“大美学”。 “大美学”主张让美学真正回归到其得以自然生长的生活大地之中。当我们在找回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传统时，就是要为中国人的生活立“美之心”。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可以分为十个基本面向：天气时移的“天之美”、鉴人貌态的“人之美”、地缘万物的“地之美”、饮馔品味的“食之美”、长物闲赏的“物之美”、幽居雅集的“居之美”、山水悠游的“游之美”、文人雅趣的“文之美”、修身养气的“德之美”和天命修道的“性之美”。通过天、人、地、食、物、居、游、文、德、性这十个方面，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大智慧可以被深描出来。这些生活审美化的传统，其实都是“活着的”传统。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延续至今，乃由于生活的传统从未中断，审美的传统从未中断。“生活美学”就是这未断裂传统中的精髓所在，或者说，就是这传统之“感”与“觉”的精髓。 中国既是“礼仪之邦”，也是“美善之国”。生活美学也必然在承继“礼乐相济”的华夏悠久传统中扮演重要角色。 （作者：刘悦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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