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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与孟子皆为先秦继孔子之后的大儒，二者在思想领域虽然都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学说，但是彼此之间颇多差异与分歧，已是中国思想史的老生常谈。而汉学与宋学的区别，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定论，汉学重考据训诂，宋学重义理阐扬，各有千秋也各有弊端。那么，一个是思想史的论题，一个是学术史的事件，看似各行其道的两件事，何以能产生关联，发生碰撞呢？当我们将目光锁定在某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时期，细作省察，则能窥得其中的奥妙。 这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时期就是中晚唐。所谓的“转折”，从思想史领域来说发生了荀学没落、孟学升格的运动；而从学术史角度来看，此时期正是汉学没落与宋学兴起的关口。 韩愈为何扬孟抑荀 从司马迁作《孟子荀卿列传》以来，孟荀并称一直以来是思想史的常态，鲜有对二者的比较与评判。时至中唐，韩愈遽尔发难，称孟子“醇乎醇”，称荀子“大醇而小疵”，尊孟抑荀，打破了长期保持的平衡；并且创立儒家“道统”，仿照《孟子》卒章，声称圣人之道自尧舜以来，次第传承，而至于孟子，“轲之死，不得其传也”，此后的儒家包括荀子在内，则统统斥诸门墙之外。韩愈如此彰举孟子，其目的在于借孟子“距杨墨”的学说为自己“排佛老”的行为找寻理论根据。韩愈一生，以排斥佛教与道教对中唐以来政治、经济的侵扰，重建儒学正统为己任，甚至不惜犯颜直谏，几乎置自身于死地而不顾。当他将目光投向先秦大儒时，就锁定了孟子，以为呼应。要之，孟子之时，杨墨之言盈天下，孔子之道不著，而孟子起而为儒学辩护，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这与韩愈生活的时代风貌与历史使命何其相似！故此韩愈不仅极力标榜孟子，并且以孟子精神的继承者自居，力图挽救和承续沉溺已久的儒家“道统”。至于为何要贬低荀子，推而论之，荀学与孟学颇多相悖，且荀子曾尖锐批评过孟子，如此一来，就不合乎韩愈力推孟子、树立道统的意图。所以，虽说韩愈也称荀学“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称颂孟、荀“绝类离伦，优入圣域”，主观上并无刻意贬低荀子的意思，但是由于韩愈自身的影响力甚大，其后学相沿成习，客观上强化了尊孟抑荀的态势。 迨至程、朱，借由韩氏论说，更进一步发挥孟学，斥荀学为“大本已失”“无须理会”，从此荀学彻底湮没，千年以来鲜有问津者。这是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故陈寅恪先生称韩愈为“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孟荀之于“学”的分歧是学风嬗变的关键 耐人寻味的是，学术史上从主“汉学”向着主“宋学”的学风嬗变，同样发生在这一时间节点，即汉学的衰落伴随着荀学的贬抑，宋学的兴起伴随着孟学的昌明，看上去平行的两条线，似乎在中晚唐时期相交织，相碰撞，既有历史的同期性，也或许有着某种深层的同构性。要澄清这个问题，还需推进到荀、孟思想的深刻差异中加以分析。 荀子与孟子虽同出于孔门儒家，但二者之间在颇多根本性问题上有着截然的对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人性论。荀子言“性恶”，孟子言“性善”，程朱学派就是因为赞成性善论、贬抑性恶论，才将孟子推崇起来，同时彻底打击荀子与荀学。但是，人性论的分歧并不直接构成汉、宋学风嬗变的直接原因，而是在这种分歧的基础上引申出了荀、孟对待“学”的不同态度，这种态度才直接影响了学风的变化。众所周知，儒家创始人孔子非常重视“学”，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词典》统计，“学”作为实词概念在《论语》中出现过64次，仅次于“仁”（109次），其中还未包括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等虽未直言却有“学”之含义的语句。孔子之后最为重“学”的就是荀子，汉代刘向整理《孙卿新书》、中唐杨倞注《荀子》，其篇目编次都取《劝学》篇为首章，对应《论语》之《学而》，说明儒家重学、崇学之传统。《劝学》篇既推重学习的行为，又指明学习的内容（即“六经”），倡导“学不可以已”的精神，是历史上第一篇系统阐述儒家崇学思想的文献。更为重要的是，荀子作为孔子之后传授经典的儒学大师，曾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在战国末期“最为老师”，儒家经典在经历秦火之后仍能继承下来，多依赖于其弟子后学的口耳相传，荀子可谓汉代经学的鼻祖；而汉以来注重考据训诂的风气，也实与荀子重学的思想一脉相承。 在“学”的问题上，孟子的主张与荀子不同。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正如《大学》所云，在“止于至善”，即达致善的终极目的，这是孔、孟、荀所有儒家的共同之处。荀子认为，学习是一个向外求索的过程，要向经典学习，要向身边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学习，所以他强调“伪”。按照杨倞的解释，“伪”有人为、后天学习的意思，只有通过这种不断的学习，才能逐渐提高自己的修养，符合“善”的标准。然而孟子则不然。孟子认为，人人内心即有仁义礼智的“善端”，不必假于外物，“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也就是说，“善”本出自内心，万物皆备于我，既然“学”的目的是求善，那么正确的方式就是尽力避免外物对内心的遮蔽，排除干扰，回归自身。由这一主张加以推论，荀子所推崇的向外之学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甚至会因为遮蔽了内心的善念而显得多余和有害。由此可见，孟子、荀子之间，虽然都以“善”为目的，但是取法上一个向内，一个向外。向内者，唯求放心，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是故可以不学不虑，而仍可良知良能。向外者，化性起伪，曰“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殁而后止也”，是以人生虽有涯，而好学无厌，不可以已。 孟学兴起于中晚唐时期韩愈“醇乎醇”之论，彰大于程朱理学家唯“性善”是从，其奠基在性善论上有关“学”的主张，也就一并被继承下来，而学术史从汉学向宋学的风气转变也因此具备了思想史的动因。以朱子作《四书集注》为标志，主于义理阐发、轻于考据训诂的宋学取代了汉学的地位，质而言之，实则与孟学的发扬光大息息相关。看似本不相连、平行发展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在此一时期发生了奇妙的相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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