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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隐泉林，不仕于时，历来被认为是不遇之士人高尚其志的一种生存方式。在东汉士人社会之中，也一直存在着一种“以不仕为德高”隐逸情结，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正是说士人的去就之节。虽然按照儒家的说法，“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士人君子在清平之世也有为君主和朝廷推行教化之职责。然而，自王莽居摄之时开始，儒家士人去就之情结，就一直萦绕在士人之心灵深处。在东汉士人看来，“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只有“国君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不臣于天子、诸侯，才能保持道德人格的独立；苦身修行，致力于砥砺自己的道德修养，才是令人敬仰的清节。而为了利禄汲汲于仕进的士人是失德和丧节的，令人鄙弃。 王良出仕于光武之朝，其少习《夏侯尚书》，是一个典型的儒士，王莽时曾隐居不仕，光武时受大司马吴汉征辟，历任谏议大夫、太中大夫、司徒司直，此人在位恭俭，其官箴堪称为官者之典范。然而在他拜访友人时，却被拒之门外。据《后汉书》本传载：“（王良）后以病归。一岁复征，至荥阳，疾笃不任进道，乃过其友人。友人不肯见，曰：‘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拒之。良惭，自后连征，辄称病。诏以玄纁聘之，遂不应。”在王良的友人看来，王良不能息心于泉林，奔走于仕宦之间，居其位而没有大的作为，于士节已是有亏。而王良自己也认为自己的作为不符合士人节操，于是惭而归家称病，最终卒于家中，再未应朝廷召聘。或许王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弥补自己已经“亏损”的士节，扭转自己在士林中的形象，也使自己能够不再抱愧重归士林。从这里，我们深切地看到，在东汉士人观念之中，出仕的士人无论在任期间其有如何优良的官德，于士节上，已是逊于不仕者一筹。 在东汉士人的道德评判标准中，仕与隐是相互乖离的道德取向，如果单纯从道德意义上考虑，隐而授道，旌善兴化，被认为是守志，是具有“清行高节”，相反，对官宦之途中的士人，多被讥讽为怀禄耽宠，因而在一定意义上，隐比仕有更高的道德价值。所以在崔篆劝孔子建一同出仕时，孔子建断然拒绝，说：“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像孔子建一样极端看重隐逸这种“清行高节”的东汉士人，往往把入仕仅仅当作尽士人之孝节、获取生计奉养老母的工具而已，而决不是将仕宦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手段，在完成奉养这个任务以后，他们多是迅速地脱离官场，毫不流连。譬如周磐，作为没落的贵族子弟（其祖父曾为天水太守），少游京师学习儒家经书，好礼有行，诸儒宗之。因为家庭贫困，“居贫养母，俭薄不充”，深以老母迫近饥寒为忧，“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和帝初，拜谒者，除任城长，迁阳夏、重合令，频历三城，皆有惠政。后思母，弃官还乡里。及母殁，哀至几于毁灭，服终，遂庐于冢侧。教授门徒常千人”。周磐虽然为官有惠政，应该具有一定的从政能力，然而他弃官如敝屣，从此以后再不应征：“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征，磐语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啬神养和，不以荣利滑其生术。吾亲以没矣，从物何为？’遂不应。”周磐的一席话，是将仕途视作荣利之物而已，不是能够实现其人生理想的“生术”。 此种观念影响之下，即便是不仕的士人，如果不能真正退身穷处、守志不移，不能真正坚持所谓的高素浩然之业，而对名利表现些许的热情，也会被士林视作不能守节。因得罪宦官致仕归家的杜密，和政府依然保持来往，就受到士人的冷嘲热讽，《后汉书》本传载：“后密去官还家，每谒守令，多所陈托。同郡刘胜，亦自蜀郡告归乡里，闭门扫轨，无所干及。太守王昱谓密曰：‘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王昱以刘胜为例，暗讥杜密不安寂寞，有损名节。应劭也依据孔孟之“君子思不出位”之义，讥讽杜密“婆娑府县，干预王政”，是厚颜薄俗。郭林宗不能处斗筲之役，辞官不做，又因察觉汉末时局之腐朽，虽然在士人阶层享有盛名，又多次受到官府征辟，但其终于没有涉足仕途，范滂曾品题其人品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显然郭林宗为典型的不仕之士。然而，郭林宗又一直游走在官僚系统的边缘，其与河南尹李膺相善，互相提拂；其善于人伦，品题人物被称为“则哲之鉴”，其人物评价决定着士人阶层的舆论导向，开后世人物品藻之先声，在当时是一位风云一时的人物。对于这样的人物，东汉士人虽然对其风度、见识敬仰有加，但还是有人对其“清节”提出质疑。徐稺就曾经劝郭林宗说：“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此言是否也可以看作是士人对那些热心政事的“隐士”的讽谏呢？ 《后汉书·逸民列传》云：“自（肃宗）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同书《陈纪传》云：“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竖已叫呼之矣。故时政弥昏，而其风愈往。”以此观之，隐逸之士应该多出于时政昏暗之朝，与朝廷和政权的污浊黑暗相比较，隐居林际水边的士人自然显得清白高尚，这些士人可以被称之为具有高节清行。然而在整个东汉一代，即便是在朝政清明如光武明章之世之时，隐逸之士依然被世人认为具有“清节”，这可能也是东汉士人在观念上较为突出的特色之一。 东汉士人道德质重，普遍重视隐士之节、激贪厉俗之社会功能，但这种对处士节操的普遍重视，未免显得有些不得其“中”。后世士人对此也颇有微词，王夫之在论及东汉隐士之时，称之为“遁非其时”。他说：“遁非其时，则巢、许之逃尧舜，严光、周党之抗光武也，非其义，则君臣之道废，而徒以全躯保妻子为本，孟子所谓小丈夫也。”而且他认为严光等人的隐逸不仕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产生的流弊也很多：“故严光、周党、林逋、魏野之流，使出而任天下之重，非徒其无以济天下也，吾恐其于忠孝之谊，且有所推委而不能自靖者多也。……而祈以自保。末流之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矣。” 东汉严光，就好像刘邦手下有张良韩信一样，刘秀能够平定叛乱建立东汉政权，与严光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刘秀即位后，严光改名隐居，周游名山秀水，拜师法门学道，广交文人豪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的结句。 周党，字伯况，祖上殷实富有，良田千顷，家累万金。而他视金钱如粪土，仗义疏财，把全部家产都分给了当地穷苦百姓，只身游学于长安。刘秀得知周党博学多才，满腹经纶，立即派人把他接至洛阳，任其为议郎。但周党生性不愿入仕，不久称病辞职，在京城洛阳西、韶山南麓山沟的一个窑洞里隐居起来。“周党隐居”为渑池八景之一，位于今渑池县坡头乡召寨村。 韩康，字伯休，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幼勤奋好学，精通诗书礼乐。他因目睹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现实，无意于仕途功名，便隐姓埋名，浪迹于江湖林泉。他有一个特点：从不讨价还价。“我隐匿三十余年，没想到让一个女辈认出来了，我何必韬光养晦，自欺欺人呢！”于是收拾行李，到霸陵山隐居起来。当使者手捧圣旨来到山中草庐时，韩康无奈，只好出山，但是他坚决不坐官车，而是自己驾驶一辆牛车。在进京途中，韩康施计逃脱，入深山老林，以高寿无病而终。后人遂以“韩康卖药”，比喻不求见知于世的隐逸生活。 此外，还有 隐士始祖许由洗耳 巢父饮牛；伯夷、叔齐，伯夷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后来武王克商后，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饿死于首阳山。济世隐士鬼谷子王诩和他的名仕弟子们 ，鬼谷子身怀绝技，同时又有一颗济世之心，因此他愿意让徒弟们出山，去辅佐明君安邦定国平天下，帮助百姓们安居乐业。可惜的是兵者，凶器也。弟子们虽然身怀绝技，却不能容同门师兄弟风光，反而使得天下又增刀兵之灾。颜回：（前521～前481年）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亦颜渊， 孔子最得意弟子。《雍也》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他异常尊重老师，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反、仁”。不幸早死。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有时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此后历代统治者不断追加谥号。郁闷隐士商山四皓 ，秦末汉初（前200年左右）的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四位著名学者。他们不愿意当官，长期隐藏在商山，出山时都80有余，眉皓发白，故被称为“商山四皓”。四位名师，装点门面，导致了后来的吕后专政。聪慧隐士：好学隐士:诸葛孔明 隐居谋发展；文学隐士，五柳先生，酷爱桃花陶渊明；道教隐士，王重阳隐居山东，创建全真教。 真乃“华阴高处是吾宫，出即凌空跨晓风，台殿不将金锁闭，来时自有白云封” 诩上疏荐议郎南陽左雄曰：“臣见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伏见议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节，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书。 [13]浮陽侯孙程等怀表上殿争功，帝怒；有司劾奏“程等干乱悖逆，王国等皆与程党，久留京都，益其骄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远县；因遣十九侯就国，敕雒陽令促期发遣。 司徒掾周举说朱伥曰：“朝廷在西钟下时，非孙程等岂立！今忘其大德，录其小过；如道路夭折，帝有杀功臣之讥。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伥曰：“今诏指方怒，吾独表此，必致罪谴。”举曰：“明公年过八十，位为台辅，不于今时竭忠报国，惜身安宠，欲以何求！禄位虽全，必陷佞邪之讥；谏而获罪，犹有忠贞之名。若举言不足采，请从此辞！”伥乃表谏，帝果从之。 程徙封宜城侯；到国，怨恨恚怼，封还印绶、符策，亡归京师，往来山中。诏书追求，复故爵土，赐车马、衣物，遣还国。 [14]冬，十月，丁亥，司空陶敦免。 [15]朔方以西，障塞多坏，鲜卑因此数侵南匈奴；单于忧恐，上书乞修复障塞。庚寅，诏：“黎陽营兵出屯中山北界；令缘边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习战射。” [16]以廷尉张皓为司空。 [17]班勇更立车师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勇又使别校诛斩东且弥王，亦更立其种人为王；于是车师六国悉平。 勇遂发诸国兵击匈奴，呼衍王亡走，其众二万余人皆降。生得单于从兄，勇使加特奴手斩之，以结车师、匈奴之隙。北单于自将万余骑入后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马曹俊救之，单于引去，俊追斩其贵人骨都侯。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后车师无复虏迹。 二年（丁卯、127）[1]春，正月，中郎将张国以南单于兵击鲜卑其至，破之。 [2]二月，辽东鲜卑寇辽东玄菟；乌桓校尉耿晔发缘边诸郡兵及乌桓出塞击之，斩获甚众；鲜卑三万人诣辽东降。 [3]三月，旱。 [4]初，帝母李氏瘗yì在雒陽北，帝初不知；至是，左右白之，帝乃发哀，亲到瘗所，更以礼殡。六月，乙酉，追谥为恭愍皇后，葬于恭陵之北。 [5]西域城郭诸国皆服于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请攻之。于是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发诸国兵四万余人分为两道击之，勇从南道，朗从北道，约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赎，遂先期至爵离关，遣司马将兵前战，获首虏二千余人，元孟惧诛，逆遣使乞降，张朗径入焉耆，受降而还。朗得免诛，勇以后期徵，下狱，免。 [6]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7]壬午，太尉朱宠、司徒朱伥免。庚子，以太常刘光为太尉、录尚书事，光禄勋汝南许敬为司徒。光，矩之弟也。敬仕于和、安之间，当窦、邓、阎氏之盛，无所屈桡；三家既败，士大夫多染污者，独无谤言及于敬，当世以此贵之。 [8]初，南陽樊英，少有学行，名著海内，隐于壶山之陽，州郡前后礼请，不应；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赐策书征之，不赴。是岁，帝复以策书、玄，备礼征英，英固辞疾笃。诏切责郡县，驾载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称疾不肯起；强舆入殿，犹不能屈。帝使出就太医养疾，月致羊酒。其后帝乃为英设坛，令公车令导，尚书奉引，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拜五官中郎将。数月，英称疾笃；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归，令在所送谷，以岁时致牛酒。英辞位不受，有诏譬旨，勿听。(这助长了隐士之风，一些知识分子由此故作清高。人一旦抱定清守，名利已毫无诱惑。) 英初被诏命，众皆以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与英善，因与其书，多引古譬谕，劝使就聘。英顺逸议而至；及后应对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河南张楷与英惧征，谓英曰：“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进退无所据矣。”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举逸民，扬仄陋，固为其有益于国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身穿粗布衣）怀玉，深藏不市，则王者当尽礼而致之，屈已以访之，克已以从之，然后能利泽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也。（人（名）与道如何能分离呢？） 其或礼备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则姑内自循省而不敢强致其人，曰：岂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乱而不可辅乎？群小在朝而不敢进乎？诚心不至而忧其言之不用乎？何贤者之不我从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远矣，诚心至矣，彼将扣阍hūn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木，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或者人主耻不能致，乃至诱之以高位，胁之以严刑。使彼诚君子邪，则位非所贪，刑非所畏，终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贪位畏刑之人也，乌足贵哉！（政治清明，皇帝英明，大臣贤明，则隐士就少，非名利、刑罚所能诱逼。） 若乃孝弟著于家庭，行谊隆于乡曲，利不苟取，仕不苟进，洁己安分，优游卒岁，虽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当褒优安养，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韩福，光武之遇周党，以励廉耻，美风谷，斯亦可矣，固不当如范升之诋毁，又不可如张楷之责望也。 至于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名与实反，心与迹违，斯乃华士、少正卯（少正卯（？－前498）春秋时鲁国人，法家的先驱。姓少正，名卯。一说少正是官名。曾任大夫。他聚徒讲学，主张革新，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影响很大。孔丘的学生除颜回外都曾多次到他那听讲。孔丘杀他的理由是:1、少正卯有着率领民众造反的政治影响力;2、少正卯才华横溢、能言善辩、知识广博。孔丘不得不间接地承认少正卯有着"心达"、"行坚"、"记博"、"言辩"的长处;3、少正卯对社会下层民众有着比孔丘大得多的亲和力。封建士大夫都否定他。）之流，其得免于圣王之诛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司马光谈隐士。） [9]时又征广汉杨厚、江夏黄琼。琼，香之子也。厚既至，豫陈汉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为戒，拜议郎。琼将至，李固以书逆遗之曰：“君子谓伯夷（伯夷(生卒年不详)，商末孤竹国(今河北卢龙西一带)人，商纣王末期孤竹国第七任君主亚微的长子，弟亚凭、叔齐。子姓，名允，是殷商时期契的后代。初，孤竹君欲以三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已死，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伯夷叔齐奔往西方，在周地部落中养老，与周文王关系良好。后周武王讨伐纣王，伯夷和叔齐不满武王身为藩属讨伐君主，加上自己世为商臣，力谏。武王不听，不久周灭亡商朝。）隘，柳下惠（柳下惠（前720—前621），展氏，名获，字子禽，一字季，春秋时期鲁国柳下邑（今山东平阴展洼人）人，鲁孝公的儿子公子展的后裔。“惠”是他的谥号，所以后人称他为“柳下惠”。有时也称“柳下季”。他担任过鲁国大夫，后来隐遁，成为“逸民”。柳下惠被认为是遵守中国传统道德的典范，他“坐怀不乱”的故事广为传颂。《孟子》中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所以他有“和圣”之称。柳下惠还是中国柳姓的得姓始祖。其墓在山东平阴展洼村。当地人又称之为柳展雄。）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间，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欲枕山栖谷，拟迹巢（传说中的高士，道家前身。因筑巢而居，人称巢父。尧以天下让之，不受，隐居聊城(今属山东省)，以放牧了此一生。聊城古有巢陵，为巢父葬处，在今聊城市东昌府区许营村西北二里许。聊城县治曾移此。其墓旁传为当年巢父遗牧处，为聊城古八景之一，曰"巢父遗牧"。）、由（生卒年不详，是尧舜时代的贤人道家前身。帝尧在位的时候，他率领许姓部落活在今天的行唐县许由村一带活动，见到了贤人许由，便想传位于许由。许由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羞辱，便到颍水河洗他的耳朵。），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士行其志终无时矣。尝闻语曰：‘（蛲蛲）者易缺，（皎皎）者易污（山太高易崩，玉太白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亦无所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琼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琼昔随父在台阁，习见故事；及后居职，达练官曹，争议朝堂，莫能抗夺。数上疏言事，上颇采用之。（李固谈隐士更实际。） 李固，之子，少好学，常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书箱）从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遍览各种古本秘籍），为世大儒。每到太学，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业诸生知其为子也。 三年（戊辰、128）[1]春，正月，丙子，京师地震。 [2]夏，六月，旱。 [3]秋，七月，茂陵园寝灾。 [4]九月，鲜卑寇渔陽。 [5]冬，十二月，己亥，太傅桓焉免。 [6]车骑将军来历罢。 [7]南单于拔死，弟休利立，为去特若尸逐就单于。 [8]帝悉召孙程等还京师。 四年（己巳、129）[1]春，正月，丙寅，赦天下。 [2]丙子，帝加元服。 [3]夏，五月，壬辰，诏曰：“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太官减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砻，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还之！” [4]五州雨水。 [5]秋，八月，丁巳，太尉刘光、司空张皓免。 [6]尚书仆射虞诩上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险厄，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顷遭元元之灾，众羌内溃，郡县兵荒，二十余年。夫弃沃壤之饶，捐自然之财，不可谓利；离河山之阻，守无险之处，难以为固。今三郡未复，园陵单外，而公卿选懦，容头过身，张解设难（怯懦，得过且过，故意夸大其辞，提出种种疑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宜开圣听，考行所长。”九月，诏复安定、北地、上郡还旧土。（最怕空谈胡侃的清议大臣。） [7]癸酉，以大鸿胪庞参为太尉、录尚书事。太常王龚为司空。 [8]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许敬免。 [9]鲜卑寇朔方。 [10]十二月，乙卯，以宗正弘农刘崎为司徒。 [11]是岁，于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而遣使者贡献，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讨之。帝赦于阗罪，令归拘弥国；放前不肯。 五年（庚午、130）[1]夏，四月，京师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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