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晋末期，原本在东晋朝局当中占据主要地位的门阀士族，以及通过孝武帝和司马道子等人得以彰显的司马氏皇族，都遭受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在东晋原本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平衡格局被打破之后，皇权、高门士族以及次等士族等都面临着抉择的机会。  在面对以王恭、桓玄为代表的门阀士族，和以司马道子父子等人代表的司马氏皇族，都无力重新奠定东晋稳定局势的现状，原本依附于双方的一些力量，便开始展开“救亡图存”的选择。而在东晋末期局势跌宕的紧张时刻，有机会崭露头角的不是那些原本的“白丁”，而是在东晋王朝之中早就占据一定位置，但却一直被上层皇权和门阀掩盖光芒的——次等士族。 次等士族的概念，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有过阐述，总体来说包括南来侨姓士族和江东本土士族当中，未能实现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鼎盛地位的士族。除了这些之外，还应当考虑东晋门阀政治当中，衡量一个士族兴盛与否的条件，除了士族传承的历史和门人子弟的才学之外，还要与这个士族是不是能在东晋朝局之中执掌权柄，有着巨大关系。结合这个条件来看，除了王、谢这些能传续几朝并且都被上层权力所依仗的“高门士族”之外，其余在东晋朝局之中有过出场的士族，皆可归为或者兼具“次等士族”的范畴。  而“次等士族”的大基数当中，因为在东晋前期门阀政治的兴盛和后期皇权、相权的崛起，都没有什么能够独当一面的机会，这段时间依附门阀力量或者皇权、相权，才是次等士族生存之道。可当他们原本依附的这两股势力都呈现颓势，自己再也不能借以占据高位，甚至还有生存危机时，次等士族接下来的选择就决定他们未来的境遇如何了。在东晋末期王恭之乱、桓玄篡晋以及到后来刘裕崛起的混乱局面中，作为这段时间“次等士族”代表的北府将刘牢之，几次关键时刻的“背叛”，透露出了东晋末期次等士族对于自身出路问题的探索。 一、第一次背叛：王恭之乱中的刘牢之根据之前文章的探讨中，王恭之乱算是东晋末期，门阀士族面对日益强大的司马氏皇权、相权的一次反抗。最后王恭之乱的结局都显而易见，第一次起兵逼迫在司马道子杀掉王国宝等人，这是门阀士族通过武力逼迫皇权、相权让步；王恭第二次起兵，司马元显派人策反王恭的主要军事力量——北府军的实际统领人刘牢之，刘牢之背叛王恭在，捉而杀之，王恭之乱失败。  这个过程其实很容易理解，刘牢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是起到扭转战局的关键作用，但刘牢之为何第一次王恭起兵中，能够为王恭所用，却在第二次起兵之时毫不犹豫地背叛王恭呢？这里面就涉及到本文所谈及的次等士族在东晋末期混乱局面之中的出路选择了。 在孝武帝、安帝这段时期，东晋朝局呈现门阀士族衰落、皇权和相权崛起的状态，并且两者呈现互相对抗的态势，这一点我们不做过多陈述。在这个过程当中，王恭作为太原王氏门阀士族的代表，由原先依附皇权，到孝武帝死后起兵对抗司马道子相权对自己的压制，这是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族之间的对抗。而这个过程之中，刘牢之作为次等士族的代表，其父亲原本为豫州旧部，在陈郡谢氏的谢玄放弃北府权力之前，皆为谢氏门阀下属。刘牢之曾经在淝水之战中建功，就是谢玄所部署才得以施展其用兵才能。由此可见，刘牢之在王恭到北府之前，刘牢之虽然为北府将领，且因洛涧大捷等功勋，有“迁龙骧将军、彭城内史，以功赐爵武冈县男，食邑五百户”的封赏，但作为北府将的刘牢之依旧依附的是门阀士族力量。 
在王恭第一次起兵当中启用刘牢之为司马，则可以看出当时刘牢之依旧保持与门阀士族的代表太原王氏王恭的良好关系。再探析当时王恭虽为门阀士族，但却已经无法对北府军事实力有着实际掌控，选择与北府军中无论是声望还是影响都为上选的刘牢之交好，甚至与其结拜为兄。这一方面显示了门阀士族在东晋朝局中的影响渐弱，另一方面其实也能看出在被门阀政治影响近百年的东晋王朝中，如刘牢之这般次等士族大多只能依附于上层力量。即便后来真正能影响北府的谢玄走后，北府先后被谯王司马恬和王恭这等不能真正统领北府之人掌控，依旧不见北府部将有反抗之心的情况，可以佐证当时次等士族依附上层力量的情况。所以，刘牢之在王恭起兵之时，对于王恭依附的原因，当归结于门阀政治残留的影响，以及次等士族力量对于依附门阀士族的“惯性”。 而王恭第二次起兵之时，刘牢之选择背叛的情况，明显已经是刘牢之对于形势做出判断，也是作为次等士族势力在门阀士族力量和司马氏皇族力量之间做出了选择。其中的选择当从策反刘牢之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些许端倪。 
司马元显在司马道子之后执掌东晋朝政，他面对上一次王恭起兵时，自己的父亲司马道子的失败，在王恭“后举”起兵时，派出了高素去策反刘牢之，让他背叛王恭。并且，更重要的是答应刘牢之，等到事成之后，可以让他取代王恭的位置和封号，这些条件让刘牢之背叛了王恭。其中当然可以看出刘牢之对于局势的选择，但依旧不能明显看出“次等士族”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出路的探索。那么可以再结合王恭起兵之时，对于刘牢之许下的条件看：
王恭许给刘牢之的条件是“为北府”，也就是真正的北府掌权者。需要明确的是，东晋北府势力主要在京口，而东晋官员担任徐州刺史镇京口，或王恭的青、兖刺史镇京口，都是实际京口北府的掌控者。王恭答应刘牢之做北府掌控者的条件，当是出于当时其“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及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前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守京口”的官方身份来提出的。所以，王恭许给刘牢之的条件，也不会超出这个界限，即便“事克”王恭也依旧要面对早就不再鼎盛的门阀政治现状，和上游桓玄、杨佺期等人的觊觎，自身不太可能再如王导、谢安等人那边执掌东晋权柄。因此，刘牢之面对王恭许给的“有限”条件，和之后高素策反时，司马元显许给他的“即王恭位号”，刘牢之选择反叛也是在情理之中。  并且，结合死后，刘牢之“代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军事”的结果看，如果当初刘牢之未背叛王恭，结果最好也不过是执掌北府而已，但依旧改变不了受到门阀士族代表王恭的挟制，还是改变不了依附门阀士族的现状。但是刘牢之选择背叛王恭，就是脱离自其父辈就依附门阀士族的现状，选择依靠司马氏皇族提升自身地位。结果也清晰可见，刘牢之的第一次背叛，让他成为一方势力，真正达到了原本只有自己依附的门阀士族子弟可以担当的地位。 以上可知，刘牢之的第一次背叛，是次等士族在门阀士族和司马氏皇族之间的抉择，是对于自身出路的第一次探索，那便是不再依附门阀士族，选择与司马氏皇族合作，以实现自身仕途上的晋升。不过，刘牢之的抉择还没结束，在他“代王恭”位号之后不久，又一个分岔路口摆在了他面前。 二、第二次背叛：桓玄窜晋中的刘牢之王恭死后，居于上游的桓玄，依靠与殷仲堪、杨佺期的“共相结约，推玄为盟主”，对抗中枢司马元显等人的分化其势力，逐渐成长为能够威胁中枢甚至东晋政权的势力。而等到司马元显讨伐桓玄不成，桓玄率兵东下建康时，刘牢之选择再次背叛司马元显投奔了桓玄。 
面对桓玄打败谯王司马尚之的局面，刘牢之担心自己面对有“全楚之众”的桓玄也没有胜算，并且担心自己真的答应了桓玄之后，会被司马元显忌惮，所以选择了不动兵，“率北府文武屯洌洲”。面对此情况，桓玄派何穆去游说刘牢之，最后刘牢之同意投向桓玄。几次之后，司马元显执掌的东晋朝廷，失去了能够对抗桓玄依仗上游军事实力的北府军势力，难阻桓玄篡晋之事。 桓玄窜晋后续先且不论，只看刘牢之接受何穆的策反过程中，刘牢之又是抱着怎样的目的去选择再次背叛呢？最初在何穆策反之前，刘牢之并未真的觉得自己会输，需要知道在桓玄叛乱之前，刘牢之统帅北府势力，大破孙恩起义，北府军实力依旧强盛，这也是刘牢之自认为有打败桓玄之兵的可能的原因所在。并且，与当初王恭不能真正掌控北府势力相比，刘牢之因为其原本就有功勋，代替王恭之位后，能够真正掌控北府势力。加之有刘裕、子刘敬宣等部将的成长，以及在平定孙恩之乱中北府军战力的检验，可知刘牢之对抗当时东下桓玄之军，并非无一战之力。  那么，真正让刘牢之做出背叛选择的原因，应当是其多番计较和担心之事，那便是上文所载中刘牢之担心的“必不为元显所容，深怀疑贰”，这种顾虑并非胡乱猜测和面对桓玄大军时的担忧。
应对桓玄起兵之时，司马元显为最高统帅，可却依旧花天酒地。刘牢之观察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父子的品行，认为如果平定桓玄之后，就是司马父子乱政的开始。在这种情况之下，刘牢之面对桓玄发出的策反，刘牢之便想要“假手于玄诛执政”，借助桓玄的力量诛杀执掌朝政的司马元显父子，然后再“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这就是刘牢之的谋算。  面对上游桓玄势力的强盛，和朝中司马元显父子的不堪，刘牢之做出的选择，是有自己的谋算的。他其实也知道其子刘敬宣所言“桓玄威望既成”就难以再改变局势，但依旧知道，如果自己不背叛司马元显，那么最终的结局也不会好，“平后令我奈骠骑何？”平定桓玄后，司马元显会如何对待我？两番衡量之后，刘牢之选择背叛司马元显，投向桓玄。 值得去考虑的是，在刘牢之前两次背叛之中，都暴露出了其作为次等士族相对于高门士族来说，没有门阀底蕴的重大弊端。更简单的理解便是，如龙亢桓氏那般，即便经历了桓温篡位之心后被各门阀和皇权打压，也依旧能让桓玄在上游武陵之地保持名望，并且桓氏门阀子弟桓冲、桓修等人能够在桓温之后继续经营桓氏，这便是相对于次等士族来说，高门士族的底蕴。这样的底蕴，让王敦、桓温、王恭和桓玄，都敢于依仗上游或下游之兵，便有颠覆皇权之心。而相反的，出身并非高门的刘牢之，即便手中掌控北府兵权，也难以如高门子弟那般对峙皇权或门阀力量。  以上可以推断，刘牢之这第二次背叛时的考量，应当是在第一次背叛得以成为一方强藩的基础上，试图靠着桓玄的力量推翻自己当时依附的司马氏皇族，然后再有“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的企图。这相对于刘牢之第一次背叛王恭时，单纯地想要改变次等士族依附门阀现状相比，刘牢之的第二次背叛，有了自己的谋算和野心。不过，局限于次等士族自身的底蕴和眼界等硬性条件不足，刘牢之即便手握北府大权，依旧并未给以他为代表的次等士族找出一条最佳出路。 三、第三次背叛：次等士族谋求出路的最终结局刘牢之背叛司马元显，导致司马元显再无力量对抗桓玄，之后便谋算处理拥兵自重的刘牢之。
 桓玄在得权之后，并未如刘牢之所愿给他机会“得志天下”，而是利用政治手段任命他为征东大将军和会稽太守，这就意味着原本镇京口的刘牢之，如果接受桓玄的任命便是有居于会稽的闲职失去了北府兵权。面对这样的结果，刘牢之选择再次背叛，不过这次并没有说客来策反，完全是他自己的决定，刘牢之选择去投奔自己的女婿高雅之，在广陵隔江相望抗拒桓玄。不过，这次背叛的结果是刘牢之自缢而死。 分析刘牢之第三次背叛结果身死的过程，应当去探究几个方面： 一是刘牢之三次背叛，先叛王恭，再叛司马元显，这次又想要叛桓玄。这让刘牢之在北府军当中积攒的名望都败光了，这也有了其部将“佐吏多散走”的结果，刘牢之只能投奔自己的亲戚高雅之。刘牢之因自己三叛败光了名望，让其大失人心，加之桓玄“威望既成”，即便起兵也难以有望成功，因此刘牢之失去最重要的京口北府之兵，这也是其因势单畏惧桓玄而自缢身死的原因。 二则需看刘牢之选择去广陵，而不像刘裕所建议他的那样去京口再图对抗桓玄，而是退而求其次想要隔江对抗桓玄。这一方面是刘牢之如前文所言并无高门士族底蕴，因此缺乏底气，另一方面眼看北府文武“多散走”的情况，刘牢之觉得再回京口，也难有作为。这两点都是刘牢之出于其次等士族的身份，所展露出了的眼光局限性和不自信。 三再看高雅之等人与刘牢之关系。刘牢之选择投奔的广陵相高雅之，以及之前第一次劝降他的高素，是与刘牢之有姻亲关系的士族，当属次等士族之列；第二次劝降刘牢之的何穆以及之后跟随刘裕的何无忌，跟刘牢之也是亲戚关系。这些亲戚士族都如刘牢之一般为次等士族之列，可在不同时期的选择，却与刘牢之各有异同。先是与刘牢之站在相反一方，分别劝降刘牢之，后高雅之联合刘牢之子刘敬宣北逃南燕，这算是与刘氏站在一方。再有后何氏何无忌随刘裕反抗桓玄，都算是次等士族在东晋末期之出路选择。 从刘牢之的第三次反叛中，我们可以看出，刘牢之当初在决定背叛司马元显时，所谋算之事是具有次等士族所具备的局限性的。刘牢之面对司马元显等人的“昏暗、淫凶”，以为自己如果依附，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还不如借助门阀士族桓玄的起兵，借以推翻自己通过背叛王恭后所找到的“靠山”。刘牢之以为自身早就通过司马元显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地位和兵权，那么久没有必要再依靠司马元显了。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东晋长达百年的门阀平衡格局和安稳态势，都是多方力量平衡而来。如果缺少了中枢或者上下游势力的平衡之力，那么会引致东晋平衡政局的破坏。 而司马元显所代表的中枢，依靠刘牢之的北府势力，对抗上游桓玄势力，是一种平衡局面。片面一点说，这也是即便面对桓玄起兵势大，司马元显作为统帅都督依旧安心饮酒行乐的一个原因，因为居于中枢的司马元显皇族，是靠平衡上下游势力来维持东晋稳定局面的。当然了，司马元显乃至孝武帝、道子兄弟的昏庸，导致司马氏皇族崛起的大好局面被丧尽的问题，依旧是东晋末期局势冗乱的原因在此不做多赘述。但不可否认的是，刘牢之错误的高估了自身代表的次等门阀的格局，也错误的衡量了作为东晋门阀政治“回光返照”代表的桓玄的谋算。 需要知道的是从当初孝武帝在王忱死后，安置殷仲堪去荆州镇武陵时，作为高门士族出身的桓玄就开始了自己的谋算。这样谋算已久的桓玄，怎会不知王牢之所思所想，这也是从刘牢之送自己的儿子刘敬宣到桓玄处，桓玄就想除掉刘牢之的原因所在。也是桓玄掌控大权之后，便利用政治手段，剥夺刘牢之兵权以解京口之患的谋算。最终，作为次等士族谋求出路的代表，刘牢之只能落一个自杀的结局。 总而言之，刘牢之的第三次背叛，相对前两次背叛来说，只能算是作为次等士族眼高手低，不懂高门士族政治手段的无力之举。 总结相比刘牢之谋求次等士族出路选择的失败，刘牢之原本的部将刘裕，作为出身贫寒的寒门发展为如刘牢之相似的次等士族阶层，刘裕的选择比刘牢之更加激进，也更加大胆。仅从方式选择上，与门阀士族乃至皇权的直接对抗，是刘牢之从来没有做过的。刘牢之先是依附高门士族对抗皇权，又在依附皇族过程中投降门阀，最后被高门士族的政治手段夺走兵权。整个过程当中，刘牢之所代表的次等士族，谋取出路的过程都未真正把自己当作能对抗皇权或者门阀士族的强大力量。 如果刘牢之在最开始背叛王恭之后，便更进一步掌控中枢，或者依仗京口北府之兵对峙上游，进而形成东晋前期门阀士族挟制中枢的局面，都算是次等士族的不错出路。但是，因为局限于次等士族自身底蕴不足、眼界不够、缺少中枢政治力量等原因，最终导致刘牢之的几次背叛寻求出路的结局，最终以失败收场。刘牢之替次等士族阶层谋求出路的探索失败之后，以刘裕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力量，通过与刘牢之完全不同的方式谋求出路，也终是取得了与刘牢之完全不同的成果。 参考文献：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晋书》 《南史》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