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面的文字，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所著的名篇《朋党论》，欧阳修发此宏论，原本是有感于改革派范仲淹等人受到吕夷简、富弼等反对派的围攻，想通过辨析'君子之党'与'小人之朋'来为改革制造理论依据。 但是可是欧阳修在文中却犯了概念性的错误，这就是不论是君子之朋，还是小人之党，都同属宗派朋党。对王朝的政治都是有危害了，而这篇朋党论，也无意中揭示出了两宋王朝的弊政--朋党之争。 宋代的朋党斗争，从宋初到宋末一直未绝。和其他朝代党争不同的是，宋代的朋党之争有着三大特点。 宋代的党争大多是官僚阶层因政见不合而结成的政治集团，这些集团多以文臣为主，很少有其他阶层参与其中，这是宋代朋党斗争的第一个特点。 宋代朋党虽然如火如茶，但因宋初太祖制定了不杀文臣的政策，因此朋党斗争仅以免官禁镅为主要形式，这是宋代朋党斗争的第二个特点。 宋代朋党斗争多以重大事件为背景，围绕重大事件互相攻伐。是这是宋代朋党斗争第三个特点。 宋代朋党斗争对官僚政治影响极深，宋朝的灭亡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总而言之，宋代的朋党斗争多是官僚土大夫阶层的感情用事、意气用事造成的。 北宋初年，它的基本是实行科举取土制。宋太祖赵匡胤时期，经过科考获得官员资格的人很少，每次只有几人到十几人不等。到了太宗时期，国家行政逐渐走向正规，所以国家就需要大量官员，于是便放宽了取士标准和数量，使得大批文人入仕。 入仕的文人多是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极有报国救民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旦当了官，为了报效天子的皇恩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敢于言事，陈述己见，结果因见解不合而互相攻击。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彼此互相拉拢官员入围，逐渐就在朝中形成势不两立的政治集团。 太宗朝的朋党斗争，是从新科状元胡且、进士赵昌言等人同宿臣赵普、卢多逊之间的斗争开始的。当然作为新入仕的官员，新科状元胡且、进士赵昌言等人势力，自然是远不能和赵普等人抗衡，所以这些年轻气盛的官员就被分别外贬。赵普等人的仕途，也不会一帆风顺，就在赵普等人被罢相之后，胡旦等人，于是就趁机攻击赵普一伙。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赵光义北伐失败，赵昌言、胡且等人被召回京师，担任要职，为了抗衡宿臣，公开结党，成为'同年党'。'同年党'的成员包括胡旦、赵昌言、董俨、陈象舆、梁颙。这五人常常举行'夜半之会'，以清议自命，抨击朝政。后来赵普等人得到太宗谅解回朝，两派开始了斗争。 端拱元年'同年党'攻击宰相李昉，就此拉开了两派党争的序幕。他们指责李赜失职，面对辽军入寇，不忧边患，饮酒作乐。太宗解除了李赜的相权，但是相权却没有交给'同年党'中的任何一人，而是委任了赵普的同盟吕蒙正为相。 赵普再度执掌大权，'同年党'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赵普以胡、赵等人结党营私以及种种'不法'的罪名，问罪'同年党'。太宗最怕官员结党，结果'同年党'五成员全被外贬。'同年党'倒霉之后，宿臣党也告别政坛，当时在政坛如日中天的是吕蒙正、张宏、张齐贤等人，和随之而起的苏易简、李沆、寇准为代表的新科进士集团又产生新的矛盾。 淳化二年(991年)双方斗争激烈化，吕蒙正一派失势。不久赵昌言、胡且等人相继回朝，朋党斗争更加激烈，主要集中于胡且等人同寇准新的一派的斗争，结果寇准被罢相，胡且一派的领袖地位也受到动摇。 宋真宗即位之后，'同年党'此时已如强弩以末，新的一轮党争，在张齐贤和李沆之间发生。李沆这一派有是敏中、来湜、张詠等人，张齐贤一派是吕蒙正、李至、夏候峤、温仲舒、王化基等人。咸平三年(1000年)，张齐贤被罢相，李沆一派在朝中掌控了所有权利。 赵昌言因张齐贤的罢相，重新回到朝廷，此时的党争对立面变成了王饮若。王钦若的确是个'小人'，赵昌言等人自视'君子'。赵、王之争，开了宋代'君子与小人之争'的先河。从此之后就从政治观点的不同变成了党争两派，关于道德的人身攻击。 寇准不久后再次回朝为相。而此时恰逢辽军大举南侵，逼进京师，寇准力劝真宗亲征，在澶州和辽人签订盟约'澶渊之盟'。此后寇准威望大盛，将王饮若罢职而擢用丁谓。此后朝中朋党之争集中于寇准和丁谓之间。 宋初三朝的朋党之争，除了新科进士同老臣之间的斗争外，再者就是新老进士们之间的斗争。朋党斗争使朝政日趋混乱。而仁宗朝所发生的的更大规模的朋党之争，为宋王朝的灭亡，直接埋下了祸根。 宋仁宗时期，国家承平日久，官场上就出现了许多弊端，一批有良知的官僚士大夫目睹国家危难，挺身而出倡言改革，这就是庆历新政。为了推行改革，范仲淹等人组成了政治集团，核心人物有范忡淹、杜衍、欧阳修、胡璦、孙复、石介、李觐、孙沔、余靖、蔡襄、尹洙等人。这些人大都怀有救国拯民的志向，他们都是来自于社会的中下层，对国家的弊政有着深刻认识，对改革有相同的见解。因此当范仲淹倡言改革、力举新政时，很容易得到这些人的支持。 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是整顿吏治，改革官僚制度，其中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考核官员的磨勘制、二是恩荫制。这就关系到了许多官吏的切身利益，因此改革一出台，就受到了许多官僚的反对，新政仅存在不足一年便告失败。 庆历党争其实是保守派对改革派的打击。范仲淹推行新政，不是针对某个人、某一政治派别，而是针对一大批碌碌无为的'庸人'，势必激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而变革却是宋仁宗所提出来的，攻击新政一定会引起宋仁宗的反感，所以这些保守派就另辟蹊径，用'朋党'来攻击这些从事变革的官员。 宋朝统治者有鉴于唐代牛李党争给政治带来的恶劣影响，在末初颁布了许多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结成朋党、仁宗时也一再以此告滅百官，但是当庆历新政开始实行时，反对派以范仲淹等结为朋党为由大肆攻击，致使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直言不讳大讲朋党，他们通过辦析'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来为自已的改革辩解，以正视听。 庆历四年(1044年)仁宗曾问辅臣'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与国家何害也。'范仲淹坦白是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之分的，承认自己是君子之党。 范仲淹等人敢于承认自己是朋党，虽然是君子之党，但是无疑是给保守派以口实，他们攻击改革派为朋党，触及了仁宗皇帝的心病，范仲淹遭贬，新攻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仁宗朝庆历新政失败，使保守派高兴了相当一阵子，但是宋王朝的弊端不但没有革除，反而更加激化。随后就有了王安石的变法。这就是熙宁变法。 王安石在评价范仲淹时认为范仲淹为人正直，而且聪明，处理政务也很尽心，但是他援引朋党不对，败坏了风俗。说的是铿锵有力，义正辞严。
但是王安石他自己在变法期间，面对守旧派的攻击，也是拉帮结派，力求自保，而且他所拉拢的所谓干才，最后大多进了《宋史》的《奸臣传》中，比起范仲淹敢于承认自己是君子之党的胆识，王安石的气魄还是少了许多。 虽然王安石的气魄不足，但是熈宁变法却是正确的，变法的内容更改了许多宋王朝的祖制，这就使许多因循守旧的官僚不能容忍，因此朝野上下反对变法的大有人在。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就将反对派统统撵出朝，或闲养起来，或外流做官，这些人不乏有像司马光、昌海、文意博、韩琦、高弼、程颙、张方平这样的忠贞之士。而支持变法的官员中，是吕惠卿、章惇、曾布、蔡确、吕升卿、吕嘉问等道德品质低劣的人，但是王安石不论贤愚，只要是赞成变法的，一律拉入朝中，委以高官。 变法期间的新旧党争，人身迫害尚属其次，主要是在对变法内容的批评上。由于变法未能尽善尽美，加之刚才我们所说的，王安石重用的一些品性不端的官员，所以反对新法的人越来越多。宋神宗中途变卦，王安石退居金陵，变法失败。 王安石下台后，保守派又掌握了大权，宋代的党争开始进入人身大迫害阶段。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元祜元年(1086年)司马光当政，除全面废除新法外，改革派官员统被逐出朝廷，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去世，反对派亦因政见不合，分裂为朔党、洛党和蜀党，这些人把精力都放在党争上了。 元祐四年(1089年)因蔡确即兴写了十余首诗，被人告发讥谤朝廷，反对派开始大肆罗列新党名单，蔡确党有安焘、章惇、曾布、蔡京等47人，王安石党有吕惠卿等13人。这些过火行为，更加加深了两党之间的仇恨。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死，哲宗亲政，改元祐为绍圣，重新启用新法，起用章惇为相，新党人物随后尽被重用。新党人物一掌权，就开始大肆报复旧党，追夺司马光、吕公著赠爵，贬吕大防、刘摯、苏辙、梁焘等官，流放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之后再次打击迫害旧党人物。 元符三年(1100年)春，宋哲宗病重，宋微宗赵佶继位。章惇、蔡卞被罢相，新党人物蔡京、林希尽被驱逐。旧党曾布等人得到起用。但是没过多节，徽宗就又重新启用新法，重用新党人物蔡京。 蔡京当政首要之事就是迫害元祐党人。被蔡京列为奸党的有执政官22人，其中有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等;待制以上官员达35人。共有120人，由徽宗御笔书写奸党姓名，刻于端礼门的石碑上，以昭示天下。 曾布、章惇二人本来属于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人，属于新党，但是因与蔡京意见相左，也被列人奸党。蔡京对元祐党人的迫害相当厉害，甚至殃及子孙。元祐党人之争整整折腾了7年，一直到了大观二年(1108年)，微宗才渐渐为一些党人平反。真正解除元祐党禁是钦宗靖康元年，而真正为元祐党人恢复名誉则是高宗朝。连绵不断的党争使宋代政局更加混乱，元气大伤，终于导致国家覆亡。 北宋因党争而亡国，这是许多人的看法，追根溯源是王安石的变法。因此南宋后宋高宗把一切罪过都推到王安石身上，说王安石'乱国乱民'，'天下之乱生于王安石'，并说'朕最爱元祐'不仅对新党人物大加抨击，并为元祐旧党平反昭雪。 有了这么痛的领悟，按理说到了南宋的时代，党争也该终止了。但是事情却恰恰相反，朋党之争不仅没有绝迹，反而愈演愈烈。 南宋第一奸臣秦桧把持朝政，政出私门，为了党同伐异，打击政敌，秦桧不仅网罗大批党羽为其煽阴风，而且心很手毒，网织罪名杀害抗金名将岳飞，这些事比起南宋的党争'庆元党禁'来说，根本就不叫事。 '庆元党禁'的双方是宗室赵汝愚和外威执政韩侂冑。韩侂冑因拥立宁宗有功，加之又是外威，所以能'出入宫掖，居中用事'。韩侂胄的权力越来越大，与时任宰相的宗室赵汝愚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为了搬倒赵汝愚，韩侂胄大肆培植亲信，拉帮结派。 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赵汝愚担任宰相刚刚半年，就被韩侂胄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山为由，远贬他乡，从此韩侂胄控制朝政达14年之久。 庆元二年(1196年)赵汝愚死，朝野上下一致哀悼，同时对韩侂胄一伙极为不满。为了消除朝中的反对势力，韩侂胄采取了诸多措施。为了打击赵汝愚一派，韩侂胄指使其党羽诬道学为'伪学'，称伪学之党为'逆党'，于庆元二年八月下令申严伪学之禁，接着又在庆历三年十二月置'伪学逆党党籍'，赵汝愚、朱熹等59人被列入。凡列入党籍的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凡是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不得参加科举，不得做官。其实在这些党人中，有些根本不是什么道学家，他们只不过支持赵汝愚，反对韩侂胄而已。 两宋朋党之争，如火如茶，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有，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当属庆历党争、元佑党争和庆元党禁。朋党之争说穿了是两个敌对政治集团的公开较量，在斗争中，双方所采取的手段无非是拉帮结派，结党营私。 宋代的朋党之争，对官僚政治的影响是很大的，两大政治集团的搏斗，対封建政治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宋代之弱，从内部机制上讲可以说是内讧太盛，这是历史的沉痛教训，正如北宋范纯仁所说的这样一番话，我们不妨用它来做本文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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