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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在民国以前是在中国文化环境里自发地演化的，在民国时期为了救亡图存与民国政府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在民国以后则直接被政府控制与管理。政府为了发展中医，出台了各种相关的政策法规与具体措施。随着政府支持力度的加大，中医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出现更加繁荣的局面，而是继续走向式微和边缘化。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医在政府的强力扶持下仍然走向衰微？学界对其原因从内外两种影响的因素进行了探讨：从外部环境探讨的，本于文化自信和中医主体意识，批判来自科学主义的西化，努力为中医争取生存空间；而从内部特征反思的，多是怀着文化自卑，秉持科学主义的各种意识形态，要求中医理论按照科学和西医的研究方法、理论形态和发展模式进行改造或者重构。 直接废除中医的危害是明显的，所以历史上发生的直接废医行动并没有得逞。但是来自于中医队伍内部要求改造和重构中医理论的言行，虽然本质上是对中医渐进性地间接废除，却打着发展中医的幌子，更能引起民众认同与支持。改造或重构中医理论的言行看似在为中医发展着想，其实际作用却是在弱化中医队伍的文化与理论自信，强化中医队伍对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阻碍中医回归自主发展的道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医重构论的依据进行批判性的剖析，并对中医与科学创新发展模式的差异性进行深度揭示，明确中医在当下按照自身发展规律和文化特征回归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正当性与紧迫性。 一、中医发展模式重构论是科学主义的体现 由毛嘉陵先生领衔的课题组，通过对中医药学术文献信息数据与知识进步的调研与统计分析，在2016年7月19日发布了《中医文化蓝皮书——中国中医药文化传播发展报告（2016）》。该报告认为：课题组经过对所有中医药学术文献的统计与分析，发现中医药学术理论最高成就产生于农业社会早期，中医上千年的发展历程缺乏或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创新和变革，中医药核心学术理论的发展与信息量的增长没有呈现正相关性。所以该报告就得出结论：中医的发展陷入古典自然整体型发展模式的“千年怪圈”，而要想打破中医理论缺乏突破性创新的局面，就要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复杂性科学、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成果和科学方法，重构中医未来自然整体型发展模式，推动中医药学术发展的全面升级，迎来几千年来几乎未变的中医药学术构架、诊疗模式和人才培养最为震撼的一次新生。 受到科学文化洗脑教育的现代中医人，由于缺乏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深入体悟与把握，不了解中国文化与文明相对于西方文化与文明的优势特征以及先进性，都会怀着文化自卑的心理笃信科学主义。对于这些缺乏文化自信的中医人而言，他们只能从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去思考中医的发展路径，认为中医在新时代的发展必须与西医和科技相结合，就像西医那样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实现创新发展，否则就会走向固步自封的消亡。这些笃信科学主义的中医人，因各自的知识结构不同，或者持着中西医结合，或者持着中医与现代科技结合。比如毛嘉陵先生就属于后者，他虽然看到了中西医结合、中医科学化与中医现代化在实践中已经失败，却像之前的那些笃信科学主义的中医人一样继续对新兴的科技报以希望。那么毛嘉陵先生为何没有对中西医结合以及中医与科技结合失败的现象进行深入地反思，而只是主观地否定中医向经典回归的常规发展路径，继续将中医创新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之上，孜孜以求中医理论的颠覆式创新与变革呢？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其心智受到科学主义意识形态蒙蔽。他以科学理论发展的革命性范式为价值标准，认为凡是发展模式不符合自然科学理论发展模式的就是不合理的，中医理论发展的模式必须是科学理论发展那样的革命性范式，颠覆性的创新与变革就是中医理论发展的目的和价值，否则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为了实现中医理论的颠覆性创新与变革，就必须抛弃中医几千年以来遵从经典的发展模式，让中医与现代科技相结合，重构中医未来自然整体型发展模式。 每种学科都有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演化模式，这是符合其文化特征的自身发展规律。科学的革命范式是科学理论发展的特征，它绝不能套在非科学的中医身上，并要求中医也必须如此。重构中医理论发展模式是对中医理论几千年的观察与实践经验的无视，完全是从科学主义出发的主观臆断。颠覆式的创新内含着对中医理论的重构，即通过创新中医理论发展模式，推动对中医理论的颠覆式创新与变革，就是毛嘉陵先生所说的迎来中医药学术构架的新生。颠覆式的创新不是中医理论存在的目的，更不是中医理论发展模式的终极裁判者。如果将科学的颠覆式创新视为中医发展模式的终极裁判者，认为中医理论如果不能像科学理论那样发展就要解构与重构，这是典型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也是违背中医理论自身发展规律和文化特征的独断论。毛嘉陵先生先是从科学主义的角度否定了中医自发的发展模式，然后再以此为依据否定了现代中医发展向其原有路径的回归，所以才会将中医回归经典与传承称为中医发展的“千年怪圈”。纵观中医发展史，中医基础理论的不变与临床理论的万变完美地相结合，几千年以来的中医发展模式都是遵循着中医理论自身发展规律和文化特征。因此，“千年怪圈”对于中医学术发展而言是不存在的，它是毛嘉陵先生个人笃信科学主义的心魔，要求中医为了创新而创新主观臆造出来的。 二、中医与科学理论发展模式的本质性差异分析 不管是中医还是科学，其理论发展模式都是根据其理论特征内生出来的，任何外在强加的发展模式都会对相应的学科造成扭曲。我们要深入理解中医的发展模式，既要从历时性的角度也要从共时性的角度对其进行认知。从历时性的角度看，中医基础理论自从《黄帝内经》奠定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突破性的变革；而临床理论则从张仲景开创伤寒学派以后，历经金元四大家、温病学派，直到如今方兴未艾的扶阳学派，始终处在持续的创新状态之中。从共时性的角度看，阴阳五行理论作为中医基本理论的元理论框架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决定了中医基础理论历经两千余年的应用始终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创新；而基于中医基本理论的个体化辨证论治则始终是开放的，每位医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及思维能力针对某种或某类疾病形成具有个性化的诊疗路径，这就是中医理论的创新之处。基本理论的不变与临床理论的万变完美结合，保证了中医理论超越时代和地域的限制，具有应用和发展的普适性。不管是在农业文明的古代还是工业文明的现代，不管是在其发源地中国还是在西医发源地的欧美，中医都能有效地治疗各种肤色、信仰的受众的疾病。 中医基本理论为何始终处于稳定状态，而没有像科学理论那样不断地出现颠覆性的创新与变革呢？这是由其元理论决定的。中医基本理论的元理论是阴阳五行理论，阴阳五行理论是中医理论的基础，也是其他中国文化部门的元理论基础，比如天文家、儒家、兵家以及武术家等等。阴阳五行理论不是中国古人的主观臆想，而是有着坚实的天文与物候观察经验。阴阳五行理论是古人长期对日月五星作用于人类和万物的结果观察总结出来的自然规律。阴阳五行理论的天体原型就是日月五星，只要日月五星这个简易的宇宙图式不变，那么阴阳五行理论就不会失效。如果阴阳五行理论不过失，基于阴阳五行理论所建立起来的中医脏腑经络理论也就不会过失，那么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与未来，基于阴阳五行理论而衍生出来的中医基本理论就不会像科学那样出现革命性的变革。阴阳五行理论的稳定性决定了那些外在于中医理论的技术在中医领域里的强行使用不会对其产生任何影响，即使使用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现代中医人要想突破阴阳五行理论，除非改变其原型日月五星对自然万物的作用。因此，任何企图对中医基本理论进行解构与重构的行为都是无视古人几千年的天文和物候观察的经验，都是徒劳无功的瞎折腾。 既然中医基本理论不会出现变革，那么中医就不需要创新了吗？不是，中医理论创新始终在发生着，它主要是体现在针对疾病治疗的临床理论创新上。张仲景撰写的《伤寒杂病论》不仅开创了中医发展史上第一个临床学派，而且也为后世树立了从理法到方药的辨证论治规范。后世的医家就在张仲景所建立的临床诊疗规范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疾病拓展出不同的治疗路径，诸如金元四大家、温病学派和扶阳学派等。由于中医辨证论治具有个体化的特征，所以每位中医家从诊断到最后针对具体患者拟定出处方，都不可能像西医那样遵循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和临床试验过程中确定的方案，需要中医家在诊疗时根据自己把握的中医理论和实践经验即时完成。从中医基本理论到个性化诊疗特征的形成，具有无限的开放性，这也是两千年以来能够涌现出众多中医学派的原因，更是现在和未来能够继续涌现新的中医临床学派的保证。现代中医人要提高自己的临床疗效，要能在中医基础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临床理论的重大创新，就必须提高自己辨证论治的能力；而要提高辨证论治的能力，就要提高形象思维和取象比类的认知能力；而要提高取象比类的认知能力，就要提高自己的智慧和心性层次，也就是古人进行的修身养性，这个修养的过程是需要向内求的。毛嘉陵先生所提到的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现代新科技都是还原意识和逻辑思维的产物，它们都是外在于中医家心性的事物，现代中医家又如何能够通过它们去提高自己的心性？不管现代中医家借助人工智能掌握了多少方剂，如果他缺乏临床辨证论治的应用能力，照样不会取得临床疗效的进步，更不用说去返本开新，对中医理论进行颠覆性的变革。由此可见，毛嘉陵先生企图依靠现代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去创新中医发展模式，进而推动中医理论的颠覆性创新与变革只能是缘木求鱼。 科学与中医在认识对象、元理论意识、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以及理论形态上都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二者有着迥然相异的发展模式。科学是建立在古希腊原子论的基础上的，而这个原子论只是基于对自然简单观察之后理性思辨的结果，不像阴阳五行理论那样是古人将天地人与万物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长期观察总结出来的自然变化规律。科学理论反映的是抽象时空世界中的抽象实体的非自然属性和相互之间的非自然关系，它依靠理性的假设条件通过非自然的实验建构不断实现理论的增殖。科学理论是无根的，因为还原论破坏掉了认知对象的自然整体状态，将其解构成为孤立、自由的原子单体，并在实验室里建构的抽象环境里加以重构。所以整个科学理论都不具有稳定性，随着建构实验条件和水平的提高，或者出现新的设计思路，就会建构出新的抽象属性和关系，很容易对原来的科学理论形成颠覆性的创新与变革。因此，科学理论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模式是由科学的原子主义和理性主义特征共同决定的。科学理论的增长依赖实验室里进行的还原建构实验，而科研人员会即时地将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在科学共同体中共享，所以科技核心学术理论增长是与其学术文献信息量增长成正相关性的。中医学术著作量的增长要么是后世医家对中医经典认知的心得，要么是对自己临床个性化诊疗路径的总结，不管以前或者将来涌现出多少中医文献，都不会导致中医理论出现颠覆式的创新和变革。 以中医基础理论的不变应临床治疗的万变，正是中医大智慧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医的优势与先进之处，这种理论上的优势特征让西医和科技难以望其项背。比如2003年爆发的非典型肺炎，中医理论没做任何创新，只是按着温病理论进行辨证论治，就能完全治愈，而且不留下任何后遗症。相反，西医因为不能及时发现致病的新病毒种类，在实验室里不能快速发现或研制出对应的药物，采用传统的治疗方法，导致大量患者死亡，或者留下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中医理论是用于防治疾病的，创新只是对中医理论的补充与完善。中医理论的创新从来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在中医面对新的疾病出现前所未有的理论困境的时候才需要作出，比如伤寒学派的产生，就是张仲景为了解决东汉末年频发的大规模伤寒疾病而进行的创新，而且其创新也是以《黄帝内经》和《伊尹汤液经》为根据，没有对既有的经典理论进行颠覆式的变革。中医理论不需要为了理论创新而去创新所谓的发展模式，更不需要为了创新理论而去创新理论。 三、回归传承是中医从自发到自觉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过前文的详细论述，我们就会发现中医几千年以来始终保持着遵守经典的发展模式，这本是符合中医理论发展规律和文化特征的正常现象。中医基本理论形成以后，后世的医家就必须深入把握经典内容，也就是把握中医基本理论。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根基牢牢地扎在经典理论中，才能结合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能力，在临床实践中针对不同的疾病开创出不同的治疗路径，或者针对相同的疾病开创出更加有效的治疗路径，形成影响后世的学派。遵循中医经典，有效传承和丰富中医理论，不仅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不管中医是在中国，或是在日本，还是将来传播到欧洲，也都是如此。中医必须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环境里走出自我迷失的状态，重新回归到遵循经典的道路。现代中医人要推动中医回归，就必须破除近百年来因为被动挨打所形成的文化自卑和文化偏见，以中医的主体意识去认识西方文化的缺陷与弊端，进而增强自己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 首先，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先进性，未来的现代化应该是东方化。只要破除现代科技的蛮力和足欲所带来的迷幻，就可以发现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不是同一逻辑序列上的，而是对等并列的。中国的农业文明并不比西方的工业文明落后，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明模式和存在形态。工业文明是破坏和毁灭自然的生存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农业文明则是基于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模式，是可持续性的。人类在未来要想可持续性生存下去，必须向生态的农业文明回归，否则人类就会走向自我灭亡。所以现代化不能由西化来定义，更不能由科学主义来定义，而是由可持续性的生态文明以及中华文化来定义，现代化不应是西化，而应是东方化，中华化。 其次，中华文化具有普适性，阴阳五行理论的适用人群不分地域和种族。阴阳五行理论只有在农业文明里才能诞生，因为它是天地人万物演化的自然规律，只有在自然整体的状态下，通过对天文、物候以及人类活动进行长期、细致、全面的观察才能总结出来。工业文明是反自然的，是建立在破坏自然万物整体秩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文明只能诞生在独立、抽象的理性主义文化里。人类在实验室里脱离自然联系而进行研究，所产生的科技理论催生了现代工业文明。尽管工业文明违背了自然，发展工业文明的人类则是自然的，无时无刻不受到日月五星的影响，所以不管工业文明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类都要受到阴阳五行理论的支配，那么中医理论就不会失去诊治的疗效，永远会保持着生命活力。 现代中医人应该在深刻体悟儒道文化的基础上，认清中华文化及其文明的优势特征与先进性，建立起牢固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摒弃蒙蔽在心智上的各种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去除对那些高新科技的盲目崇拜的心理，回归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推动中医向其赖以生存的母体文化回归。 中医的政策必须回归到遵循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和文化特征的发展道路上。基于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尊重中医属于中国固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事实，维护和保证中医理论独立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强化广大中医人的中医主体意识，废止中西医结合和以西律中的管理制度，推动中医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中医的教育必须回归到培养具有深厚的儒道文化根基，能够利用中医理论思维为患者提供简便廉验的医疗服务的人才道路上。政府应该开放中医自学考试，加强高等中医院校的师徒传承教育，大幅度减少西医理论课程，强化所有中医高等院校中医临床专业学生的六经以及儒道文化教育，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 中医的研究必须回归到阴阳五行理论框架内，利用形象思维和取象比类的认知方式研究人体生理、疾病以及药物的路径上。中医界需要区分研究中医与中医研究的学科属性差异，明确那些以西释中的研究中医的西医科研属性，将这类的研究归于西医科研管理，避免其对中医队伍继续西化。 中医的诊疗必须回归到能够在在阴阳五行理论框架内，利用形象思维和取象比类的认知方式对患者进行独立诊疗的状态。政府需要强制性地禁止中医使用西医的诊疗手段，鼓励中医人开办个体诊所或者医馆，保证广大中医队伍能够严格按照中医四诊和辨证论治治疗疾病，从根本上杜绝中医走向西化的影响因素。 现代中医的回归恰是中医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环境中通过自我反思与身份认同，自觉地总结几千年以来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文化特征，并有意识地按着这些规律进行发展。重新回归后的发展将会摆脱近百年来盲目进行的的中西医结合以及盲目地笃信科学主义，基于对西方文化中的西医与科学的弊端和缺陷清晰的认知，基于自己的文化自信和中医主体意识，走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 现代中医的回归具有其深刻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它是在西医临床以及中医科学化的失败的背景下所做出的智慧判断。任何企图将中医从其文化母体中割离开来，寄希望于现代科技推动其创新发展的做法，都是缘木求鱼的愚蠢行为，都会误导中医走向异化的不归路。中医向遵从经典的道路回归不是回到所谓的“千年怪圈”，因为那才是中医按照自身发展规律和文化特征所要走的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也是永远不能偏离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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