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奥斯曼帝国

本文编译自Donald Quataert所著The Ottoman Empire,1700–1922（Second Edition，200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第四章The nineteenth century。

一、内外战争

到20世纪，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只剩下从埃迪尔内到伊斯坦布尔之间的一小块海滨平原了。1850年前大部分的臣民生活在巴尔干地区，但到1906年欧洲部分的人口就只占20%了。它在巴尔干边界上与哈布斯堡王朝尤其俄国的战争，持续地使山河破碎。18世纪帝国的许多地方贵族在承认帝国合法性的同时，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颠覆性的叛乱可以在体系内解决，比如减税或提高公平性。但19世纪的分离运动是要在帝国各个区域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又有外部强权支持，因此情况和以前很不一样。

拿破仑曾占领埃及，又回到欧洲征战，最终失败。在此过程中，一位出身阿尔巴尼亚地区的军官穆罕默德·阿里在1805年控制了埃及，直到1848年逝世。他在埃及建立了一支能影响欧洲势力均衡或苏丹统治的强大军队。埃及因此开启了独立进程，1882年被英国占领时名义上还算是帝国的领土，到1914年帝国参战后就被并入大英帝国了。

1804年，约与穆罕默德·阿里夺取帝国西南部同时，西北部的塞尔维亚人发生起义。他们希望苏丹纠正当地官员的暴行，同时向俄国求援。随着1817年塞尔维亚王位继承法的确立，该地事实上独立了，但要到1878年柏林会议才被正式承认。俄土战争也导致了损失，1812年的《布加勒斯特条约》割让了比萨拉比亚。

在巴尔干发生的事件的模式是，发生起义、俄国南下、国际干涉。帝国保持完整，俄国也获得少量土地作为补偿。1829年的《亚德里亚堡和约》就是这种模式，1828年俄国已经占领了帝国前首都埃迪尔内，快要攻进首都，但最终交出了大部分它侵占的领土，只获得少量土地。

“东方问题”一再上演。一方面，欧洲统治者们认为帝国倒台会对和平产生威胁，因此极力保全，一次次在谈判桌上扭转战争结果，在1856年还把它纳入“欧洲协调”中。另一方面，它们也支持帝国臣民的独立诉求，加剧了它们想避免的领土分裂。

1821-30年的希腊起义清楚表明了国际政治在叛乱中的角色。无力镇压叛乱的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在1824年请求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干涉，后者成功了，但在1827年英法俄联合舰队在皮洛斯消灭了埃及海军，1830年的《伦敦条约》承认了一个新国家在如今希腊南部形成。

此后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几乎推翻了奥斯曼帝国。他认为镇压希腊起义的功劳能使他拥有叙利亚省份，因此在1832年派儿子易卜拉欣帕夏相继攻下阿克里、大马士革、阿勒颇，并在安纳托利亚的科尼亚大胜，快要攻进伊斯坦布尔。讽刺的是，俄国军队成了帝国的救星，为了不让一个强大的新王朝出现在它旁边，俄国在1833年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互助条约》。

穆罕默德·阿里在整个30年代控制着东南安纳托利亚和大部分阿拉伯省份，并在1838年威胁要宣布独立。帝国在叙利亚的反攻被大败，这次是英、奥、普、俄四国救了它，并且剥夺了穆罕默德·阿里所有的收获，包括克里特岛、叙利亚、麦加和麦地那，只留下埃及。很明显，西方不允许一个强大的埃及国家兴起，威胁帝国的稳定和国际平衡。

1869年伊斯梅尔帕夏主持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埃及和英国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最终后者在1882年占领了埃及，1914年宣称它为保护国。这距离苏丹塞利姆一世摧毁马穆鲁克王朝刚好四百年。

1877-78年的俄土战争之后的外交最能体现东方问题的本质。在第一轮谈判里，俄国迫使帝国签署了《圣斯特凡诺条约》，要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一个延伸到爱琴海的巨大傀儡国。这种安排会大大扩展俄国的统治范围，破坏欧洲势力均衡，因此俾斯麦安排各国代表齐聚柏林。《柏林条约》拿走了俄国大部分所得，塞尔维亚、黑山、罗马尼亚成为独立国家（承认的长期现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名义上属于帝国，但事实上由哈布斯堡王朝掌管，后者最终在1908年兼并了它们。《圣斯特凡诺条约》划定的大保加利亚国被缩小，仅三分之一地区取得独立。罗马尼亚和俄国解决了边界争论，前者得到多瑙河多布罗加河口，后者得到南比萨拉比亚。东安纳托利亚一些地区被割给俄国，对保卫苏伊士运河和印度生命线有重要意义的塞浦路斯岛割让给英国。法国得到占领突尼斯的允许。

在此次会议到一战间，帝国在1897-98年战胜了希腊，在1911-12年被意大利打败，在1912-13年巴尔干战争中输得更多。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这些独立国一开始与帝国打仗，后来各自之间发生战争。最终，帝国在欧洲只剩下一小片土地。

帝国的厄运在一战来临。大部分精英更愿意与英国结盟，但已获得塞浦路斯和埃及的英国不再需要它。它也不可能和俄国和解，因为后者的盟友在索求它的土地，尤其是黑海到爱琴海的水道。政治家们知道如果保持中立，赢的一方肯定要瓜分它。因此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支持下，帝国加入了同盟国一方。

英法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分了各自在阿拉伯省份的势力范围，战后它们的军队占领了这些地方。巴勒斯坦由英国占领，而非成为原先商量好的国际区。英国还获得现在的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等地，法国获得叙利亚和黎巴嫩。

在阿拉伯半岛和安纳托利亚，独立国家在帝国废墟上兴起。沙地阿拉伯经过漫长战争打败了包括麦加哈希姆家族在内的半岛上的对手，在1932年建立王国。战后帝国的抵抗力量集中在安纳托利亚省份，总战略也从抵抗外国侵略变成仅仅解放安纳托利亚。雅典政府发动侵略，要求拥有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最终被打败。反抗领袖重新定义他们的斗争是保卫安纳托利亚故土的土耳其民族抗争，这意味着英法要占领这片地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也愿意在偿还帝国贷款、黑海与爱琴海间的航道、放弃追索前阿拉伯省份等问题上与协约国谈判，最终双方同意了帝国的终结。

二、国内关系

国家机构在19世纪迅速发展，文官人数从18世纪末的两千人增长到20世纪初的三到五万人，管理的事务也大为扩展。在以往国家只管理战争和征税等少量事务，其他大部分由臣民和他们的宗教领袖自己解决。穆斯林、基督教和犹太人的宗教社区里都会开设学校、医院、扶贫机构，伊玛目、神父或拉比会主持筹款等事项。到了19世纪下半叶，官僚阶层开设了相平行的公办教育机构和慈善机构。贸易、卫生、教育、公共工程等部门也出现了，由特定领域的专业官僚组成。

官员招募模式也改变了。在18世纪，帝国的行政人员是在首都的维齐、帕夏或地方的贵族家中受训练的。到19世纪，政府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教育系统，垄断了担任公职的渠道。欧洲语言越来越受重视，翻译局成立了。官员们到欧洲留学，带回语言和技术知识，传授给本土学校。拥有西方知识渐渐成为了进入新生官僚系统的关键。

帝国军队也开始依赖西方的技术，规模从1837年的2.4万人扩大到1880年的12万人。招募军人的方法也有所改变，不再依赖各省贵族的力量，而是通过行政体系从农民中征兵，无论现役还是预备役都要服役20年之久。

中央政府通过扩大官僚和军事机构，以及采用电报、铁路、摄像等技术，控制、削弱或摧毁它国内的对手。它与耶尼切里军团、商会、部落、宗教权威和地方贵族进行斗争，地方贵族往往以中央和臣民的中介人身份获得大量权力和财富。毫无疑问，在19世纪后期，中央政府对其臣民和各种势力团体施加了更大的约束力。耶尼切里军团被摧毁，商会被严重削弱，地方贵族也不再反抗。在30年代，国家监控系统也建立起来，间谍网络传送着各处的消息。

另一方面，官僚化并非等于中央对各省的主导，伊斯坦布尔越来越深入各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同时，也要对地方团体和精英妥协。他们的自治、权力、威望直到帝国结束，甚至到现在也还保留着，比如库尔德族群在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仍然有某种程度的独立。同时，尽管各地交给国家的税收所占比例加大，但地方贵族仍保持对地方盈余的控制。当伊斯坦布尔设立地方行政委员会来直接管理各地时，贵族们仍在其中占据了许多席位。包税制仍是征收作为帝国财政支柱的农业税的主要方法，地方贵族仍掌控着一部分包税机构，因此对地方事务有很大的发言权。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帝国中央集权的失败，另一些则认为这是中央有意地与地方分享权力。另外，政府没能打破各宗教团体的政治权力，它们的教长仍对教友们有巨大影响力。

1808年《同盟协议》前后，似乎是地方贵族在掌管着帝国的中央政治，同时不同的个人和群体也在竞争权力，包括苏丹、首都精英和耶尼切里军团支持的城镇群众。1826年事件以后，中央政府特别衰弱，俄国和埃及军队的威胁彰显了这一点。这和苏丹马哈茂德二世（1808-39）摧毁耶尼切里军团及成功对抗地方贵族同时。苏丹在1826-39年间掌握着最高权力，而在1839-76年间官僚的权力上升。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1876年上台后很快逆转这一局面，重掌大权。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抑制了苏丹的权力，恢复了1876年宪法，权力集中在国会政府手中。这个政治实验证明国会制没能延缓领土丧失，一位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13年建立的军事独裁政权也同样无法做到。

 

如上所说，19世纪的帝国尽力削除中间团体，使所有臣民直接受中央管治。因此它要激进地转变国家与人民、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在之前，帝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以不同的族群、宗教、职业等为基础。它预设了穆斯林的优越性，非穆斯林要缴纳特别税来换得国家的宗教保护，后者不能担任政府或军队的公职。现实中要复杂得多，比如基督教臣民有各个欧洲国家的保护，享有帝国法律的豁免权。

通过1829-56年间的三次法规颁布，中央政府希望削去所有臣民间的差异，让国-民和民-民之间的关系普遍同等。奥匈帝国、俄国、日本在19世纪也有这种目标。帝国要让所有臣民在外表、税收、任官各方面都平等，削除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法律特权。

在过去，不同阶层、地位、族群、宗教、职业的人有不同衣着，但1829年的法律废除了这种穿衣制度，除了乌理玛和非穆斯林教士外所有男子都要戴一模一样的帽子，意味着人人平等。1839的敕令目的是创造普遍的公正，无论对象是否穆斯林，穷或富。它承诺消除腐败、废除包税制、规范征兵。1856年的敕令重申了平等的重要性，包括进入公立学校和政府的机会均等，并且所有男子都要接受征兵。

但权利平等和男女平等没能普遍实行。非穆斯林由于支持其宗教上的宗主国而不愿意当兵。当帝国强制征兵时，许多基督徒就移民到新世界去。拥有特权的基督徒团体也诉诸外国压力保持帝国的法律不平等。帝国自身也没能遵守承诺，等比例地招募非穆斯林担任公职。

帝国采取这种平权措施的原因有三。第一，法国在大革命以后成为欧陆最强的国家，证明了普遍征兵会大大加强军事和政治实力。第二，欧洲和帝国经济上的交融过程提升了基督徒而非穆斯林的经济权力，原因也许是基督徒身份给他们带来了商业信用和税收豁免，并且不能担任公职的他们更多地从事商贸。随着他们经济地位越来越大，帝国就用平权法令去平衡之。第三，这些措施有助于挽回巴尔干地区基督徒臣民的忠心。这种平等主义作为政策核心一直维持到帝国结束，但1878年后它对穆斯林的权利更为关注，也许是因为柏林条约以后帝国人口的大部分首次由穆斯林组成。

 

帝国族群间有许多暴力冲突。1822年希腊起义期间，帝国官员杀害或流放了希俄斯岛上的所有人。1860年，出于阶层和宗教的因素，穆斯林杀死了数千名大马士革基督徒。1895-96年，底层穆斯林在首都杀害了大量亚美尼亚人。最悲惨的是，至少60万亚美尼亚人在1915-16年死于帝国士兵、官员和平民之手。

早在40年代，马龙派基督徒和黎巴嫩叙利亚地区的德鲁兹人就开始互相攻击。希腊独立战争早期，希腊东正教徒在1821年屠杀了的黎波里城的穆斯林。1876年，保加利亚的基督徒杀害了1000名穆斯林，使得后者屠杀了3700名基督徒。这被称作“保加利亚恐怖”，欧洲媒体很关注基督徒的遭遇，却忽视了穆斯林。中东的暴力不仅限于19世纪，在16世纪早期塞利姆一世就在东安纳托利亚杀害了数千名政治对手萨法维人。

为何宗教和族群的差异会在19世纪引发暴行？它是独立斗争所必然带来的吗？历史学家对帝国境内民族分离运动的起因解释各异。其中一种解释是帝国善意地推行平等主义却行动缓慢，引发了失望之情。另一种解释是帝国对各地区实行政治和经济压迫，经济萧条和管理不当导致了民族主义情绪。

旧的说法认为民族主义情绪先于并产生了民族国家。人们觉得自己属于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被压迫的民族团体，因此要求独立。更近的看法认为民族国家先产生，然后为了自我保存、获得帮助和在边界内建立民族身份，才出现了民族主义。

我们要更加了解民族主义以解释为何在数世纪共存得很好的族群间会发生暴力行动。但这不是个简单的任务，因为民族主义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被神话包裹着。其中一个神话就是巴尔干地区的经济在帝国的镇压和管理不善下濒临崩溃，需要独立才能复苏。事实上，帝国的改革政策如规范税收等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比如保加利亚就经历了一段繁盛期，仅在独立以后才发生经济衰退。因此我们不能用经济衰退来解释分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