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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开始，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实行的制度是分封制。各地方封国自给自足，只需要按照规定向周天子缴纳一定的贡赋等物品就可以。此时，周实行的是一种给予地方财政权力使之自由发展，不做过多干涉的政策。这种政策的优势在于可以调动地方的经济向优势出发展。 儒家一再推崇的“中庸之道”就是它的一个体现。把财政权力交到地方手中，可以加快地方发展的速度使之迅速富强。缺点就是因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不足，一旦地方发展起来之后就会脱离中央的控制。所以周早期时贫穷荒凉的各封国，在周的后期已经强大到可以无视周天子的命令了。 一、继承秦未完成制度的西汉周的分封制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它导致了山河破碎江山易主。秦始皇嬴政在统一六国之后，决心不再走周的道路。于是秦始皇在各地设立郡县，实行郡县制。而郡县制正是中央集权尤其是财政大权的重要手段。郡县制虽然限制了地方的发展能力，但把财政大权掌握在中央手中而不是地方，显然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就强了。  然而秦二世而亡，与中央集权的力度不无关系。眼看九州大地燃起的抗秦烽火，主力虽由农民组成，背后的指挥主使却是原有的六国旧贵族。在秦统一六国后，这些旧贵族就是地方上真正的掌控者。因为军事力量的悬殊这些旧贵族不得不臣服于秦。但当秦开始实行将财政权力集中的时候就直接损害到了他们的利益。于是最终因为中央集权的力度过大，速度过快，导致地方上的不满。秦在还没有来的及完成及完善中央集权的制度就灭亡了。 西汉继承了秦的中央集权制度，但西汉初期对财政的管理并没有沿袭秦的制度，而是沿用周的财政管理制度。实际上这种财政制度是非常正确的选择：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中原各地刚经过秦末战乱的风暴，国家经济十分脆弱百废待兴。 此时的国家甚至“自天子不能乘驷，将相或乘牛车”的局面。牛车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却是将相所用的载具。天子权倾天下却只能乘四匹马，可见西汉当时的经济凋敝。此时若继续沿用秦的经济制度轻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经济才能恢复，重者国家经济可能崩溃。于是西汉只是把立法司法等其它重要权力集中到中央手里，而独独对财政放手轻治。  这种对财政放手到地方的政策果然取得了极大的成效，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经过汉文帝、汉景帝两位贤明君主的“文景之治”后，至汉武帝时期国力已经非常强盛。据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虞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應街巷马，杆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牡者侯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兮。”汉武帝能够成为古代皇帝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立下的功绩与国家财政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二、西汉国家财政的权力分配国家的财政收入历朝历代都是由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划分调割的，西汉也不例外。与其它古代王朝相同，西汉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收入、工商业税收入和人头税盐铁收入。这些项目是西汉财政收入的“大头”，而“小头”就是官方的其它业务以及财产税、徭役以及政府的部分权力出售（比如汉灵帝时期著名的卖官鬻爵行为）。在这些林林总总的税目中，一部分是中央政府占优势，如税收、官方经营的盐铁等物品收入。而地方势力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往往对地租等土地收入进行“截流”而取得对中央政府的优势。  田租、地租就是一般化的“农业税”，这也是西汉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但西汉很明白不能“竭泽而渔”的道理，实行轻徭薄赋。周代的税率是比较“中正”的“十一税率”即百分之十的税率。而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之后宣布“天下既定，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比号称“中正”的周税率更低。后来的汉文帝为了鼓励农桑，进一步将税率降至“三十而税一”，甚至曾免税天下十三年。后来的汉一直采用三十分之一的税率一直到汉终。西汉的税率之低，是历史上其它朝代都难以相提并论的。 按道理来说如此低的赋税西汉的农人应该要轻松不少，但实际上西汉农人肩上的压力却并不比秦时的农民低。其原因就在于地方的豪强势力。国家宣布实行低税率，地方势力却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予配合。他们仍然向农民收取着高达百分之四十甚至百分之五十的农业重税。 而中央政府的税率越降，地方势力需要向中央缴纳的赋税就越少，他们就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利益。王莽代汉建立大新后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指出西汉时地方势力不遵照中央政府的政策反而对百姓大加压榨:“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人口税；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收之一，实什税五也。”这就是中央政府在与地方势力的竞争中处于了下风。 地方势力不仅以这样的违法手段获取利益，还通过国家的政策“合法”地吞噬国家和百姓的利益。西汉时期国家多次“假田于民”:为了安置无业流民，促进国家稳定。国家借给这些流民田地给他们耕种，同时直接向他们收取国家正常税率的地租。这对各级地方势力本来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地方豪强还是通过种种合法手段取得了国家本来给百姓的“红利”。  不仅是地方势力，中央政府的某些人通过与地方相勾结也取得了国家本来给予民众的土地。汉成帝的舅舅封为红阳侯之后，指使地方太守开垦占用土地从中牟利。地方豪强对民众的直接压榨更为直接与暴力。史书上载当时“长安宿豪大东市贾万、城西万章、翦张禁、酒张敖、杜陵扬章等皆通邪结党，扶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民，并兼役使，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足可见当时地方势力对中央财政的干涉与破坏。 三、汉武帝的财政集权汉武帝登基之后，对北方游牧民族尤其是匈奴的骚扰做出了强硬的回击。派遣“帝国双壁”卫青与霍去病北征匈奴，取得重大战果。匈奴从此一蹶不振，无力再对西汉造成威胁。然而军事战争总是伴随着经济战争，一场战争花费的财资数目极大。经过多场战争之后，继承了文帝景帝财政的汉武帝也觉得国家经济吃不消了。  而在国家北伐匈奴之时，地方势力不仅不给中央以支持，反而趁军队外出国内镇压力量薄弱之时更加肆无忌惮地敛财。汉武帝大怒，开始将财政大权全面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对地方势力进行打压。实行的主要措施有官方盐铁专卖、废除地方铸币权、中央参与调控物价以及算缗告缗令。其它都是比较正常的收权手段，值得一提的是算缗告缗令。  实际上算缗告缗令是两个法令的集合，汉武帝在元狩四年颁布算缗令，缗是用来穿钱的绳子，古代的铜钱基本上都是圆形方孔，缗就从方孔中穿过，1000钱为1贯 。规定商人财产每2000钱，抽税1算即20钱上交国家。 手工业者的财产，凡4000钱，抽1算是为“算缗钱”。从这样看来，算缗告缗令主要是针对各地的富贾征收税款。 元光六年 (公元前129年) ，又以经营交通工具的人为对象课税，即为“算车船”。除官吏、三老 (古代掌教化的乡官，秦置乡三老，西汉置县三老) 及北边骑士外，有轺车者，每辆抽税1算，商人的车，则征收2算; 船5丈以上者，每只船抽税1算。 因为各地的富有的豪民大都是经商者，同时也为了鼓励农桑，对商人的税总是要重，这是算缗。而告缗是因为部分商人虚报或者不报自己的财产，从而避免向中央政府缴纳大量的税款。汉武帝又下令颁布告缗令:即有虚报或不报财产的商人，如果有人举报并核实之后，把被告财产的一半分给举报者。将剩余财产没入国库并罚被告者戍边一年。  这些手段极大地削弱了地方势力的财政大权，国家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然而汉武帝集权的力度太大，之后的西汉政府不得不对这种过于严苛的市场秩序进行修复，汉昭帝召开的盐铁会议把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汉元帝罢黜了多项国有经济等措施，但成效不大，西汉的经济自然走向了下坡路。 总结:汉武帝的高度集权短时间内的确提高了经济效率，但从长远来看，自武帝之后西汉经济就在衰落的道路上越行越远，这说明只有平衡好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的财政分权，国家经济才能长久地发展下去。当国家经济只有中央政府说了算，那么距离国家经济离分崩离析也就不远了。 参考文献: 《汉书》 《山东学院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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