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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说说钱钟书先生对幽默的看法。 钱钟书说过： “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 这是他对幽默的理解。接着他又说： “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泰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之后，几万里以外，才有另一个人与此人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 他的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幽默的作品决不是游戏文章，也不是专为卖笑而幽默，而是幽默家洞察世事，面对严酷的现实，沉闷的人生，泰然处之，把人世的纷争，美与丑的搏斗，善与恶的撞击，大千世界匆匆过客的娇姿憨态，德行劣迹，用生动诙谐的笔调写出，能引起读者一种轻松的、戏谑而又含有深意的会心的笑，在笑的过程中领略人生的滋味，得到才智的增广。 《围城》的幽默风格就是如此，语言挥洒自如，摇曳生姿，亦庄亦谐，情趣无限。在那行云流水一般的语句中，钱钟书以其匠心独运的幽默笔法，调侃社会人生，挖掘人物灵魂，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三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生动画卷。 纵观全文，《围城》通过夸张、对比、拟人、比喻、引申、反语等手法，最终形成了独特的钱钟书式的幽默氛围，我将从《围城》呈现出的这几个幽默手法出发，说说钱钟书的幽默文风。 01 夸张手法《围城》开篇就用了夸张手法，在描写白拉日隆爵号邮船上一个姓孙的小孩时，先描写孩子“塌鼻子”、“两条斜缝的眼睛”，然后突设夸张： “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中国人的脸”。 这样一来，描写对象就如同在哈哈镜前一样，让人产生新奇感，从而引起笑声。作者对孩子相貌的夸张描写，俏皮幽默，却不会给旁人造成痛苦与伤害。 《围城》剧照 再如，孙柔嘉初次在船上亮相，小说写道： “鸿渐道：‘有一次，我们坐的船险的嵌在鲸鱼的牙齿缝里。’灯光照着孙小姐惊奇的眼睛张得像吉沃吐画的‘O’一样圆。” 首先，船是不可能嵌在鲸鱼的牙齿缝里的；其次，这里“吉沃吐画的O”是指意大利画师加在圣像头顶的光环，它硕大、浑圆，钱钟书把它挪到孙柔嘉身上，既描绘出她故作天真的造作情态，同时又揶揄她心机深沉又假充圣洁。 《围城》剧照 对夸张的运用，更绝是方鸿渐与鲍小姐在西餐馆就餐的情形，书中这样写道： “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没有一样东西可口；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了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 这段文字中的一系列夸张描写，十分新奇，似乎太过分；虽然新奇，但得承认其中包含着某种真实。 读者就是在对这包含着某种真实的新奇描写的感受中，生发出具有画面了的幽默感。 02 对比手法对比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同一事物内部的不同方面并举出来，进行相互比照的一种修辞手法。 例如，在讽刺“哲学家”褚慎明时，作者不惜笔墨写他的言谈举止。褚慎明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深莫测，大吹特吹自己和大哲学家罗素有亲密关系。书中写道： “世界有名的哲学家、新袭勋爵，而褚慎明跟他亲狎得叫他乳名，连董斜川都服了。便说：‘你跟罗素很熟？’” “‘还够得上朋友，承他瞧得起，请我帮他解答许多问题。’天知道褚慎明并没吹牛，罗素确问过他什么时候到英国，有什么计划，茶里要搁几块糖这类非他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 钱钟书先煞有其事地交代出褚慎明与罗素的“亲密关系”，罗素请他帮助解答问题的情况，并补充说明褚慎明没有吹牛，这样就构成了悬念。 读者被引入严肃、庄重的话题中，并急于了解罗素到底要褚慎明解答哪类问题（根据定向思维，读者多半认为是哲学问题）。 突然，作者笔锋一转，推出与哲学风马牛不相及的生活小问题，与前面读者预想可能出现的话题形成对比，使读者心理期待落空，从而产生了绝妙的幽默效果。 《围城》剧照 再如，诗人曹元朗出场也有一段十分幽默的文字。作者先用间接手法写出“滚圆脸”曹元朗的滑稽相貌，然后写出目睹其人的方鸿渐的感受： “做诗的人似乎不宜肥头胖耳，诗怕不会好。忽然记起唐朝有名的寒瘦诗人贾岛也是圆脸肥短身材，曹元朗未可貌相。” 这段文字的妙趣在于先是类比，由曹元朗的肥头胖耳联想到唐朝诗人贾岛。贾岛是“寒瘦诗人”，其外形却是圆脸肥短身材，诗风的“瘦”和外形的“胖”形成对比，从而构成对立的意象。 接着，作者再把肥头胖耳的曹元朗掺合进来，使对比超出原有的范围，读者在想象中就可能把曹元朗的“胖”直接与贾岛的寒瘦诗风联系起来，形成对比，构成一幅极不谐调的幽默画面。自然，幽默的讽刺色彩顿然而生。 《围城》中，用对比法创造幽默的例子很多。如方鸿渐为了让父亲与丈人不失望，决定去买一张博士文凭。
几经周折，他把卖假文凭的“爱尔兰人”大大的骗了一回。当方鸿渐得到假文凭以后，书中写道： “鸿渐回信道，经详细调查，美国并无这个学校，文凭等于废纸，姑念初犯，不予追究，希望悔过自新，汇上十美金(本应汇七十美金)，聊充改行的本钱。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醉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 在此，作者不无幽默地把方鸿渐的“胜利”同中国的外交与订商约长期的失败加以对比，这样，读者的思考就不局限在方鸿渐买文凭的“胜利”上，而完全可能联想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一连串的失败与耻辱。 对比提供的两件事：胜利与失败，一小一大，形成尖锐对立。讽刺幽默就在事物的尖锐对立中产生了。 03 拟人手法《围城》拟人手法的妙趣，不仅在于钱钟书把人的灵性赋予事物，使“死”的事物“活起来”，而且在于它超越了传统拟人手法的功用，获得了独特的修辞意义。 传统的拟人手法，侧重于表现被修饰八的对象，让“死”的、无灵性的事物具有人的情感、情态等，这样往往忽视了拟人的辩证意义，忽视了被描写事物所具有的象征意味。 然而，钱钟书的拟人，不仅能生动地表现被修饰的对象，而且有时在表现这一事物的过程中，着意突出从这些被描写事物中反射出来的虚像，即“人”这一象征物。 比如，小说中有一段描写破汽车的文字： “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驶了解。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一口气走了一二十里，忽然要休息了，汽车夫强它继续前进……前面路还走不完呢！它生气不肯走了，汽车夫只好下车，向车头疏通了好一会，在路旁拾了一团烂泥，请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欹斜摇摆地缓行着。” 在这段幽默感极强的描写中，我们感受到的何止是破车外在的形象和车子时行时止的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读者透过这拟人的描写、讽喻的语句又认识了像破车一类的人。 钱钟书的高妙之处，就是要借助拟人手法，把可笑世界中的可笑的人讽刺尽。如果被描写的事物不能反映出这层讽喻意义，哪能谈得上有幽默感呢？ 他用拟人手法把被描写的对象“车”同被讽喻的“人”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读者在“虚实”结合的幻化(时而车、时而人)审美意象中，感受到讽刺的幽默乐趣。 再如，方鸿渐一行前往三间大学途中，准备在一小店就餐。这时小店伙计拿出一块风肉，书中对肉蛆有这样一段描写： “肉上一条蛆虫从腻睡里惊醒，载蠕载袅，李梅亭眼快，见了恶心，向这条蛆远远地尖了嘴做个指示记号道：‘这要不得！’” 一条平凡的蛆虫在作者笔下生动起来，它似一个酣睡的懒汉，被人从梦中惊醒，“载蠕载袅”，岂不是他在伸懒腰，打呵欠？ 本是一个单调的画面，却被表现得栩栩如生，蛆虫的形象以及它的动作经过拟人手法的渲染而实现出来，变得更加恶心，同时这充满讽喻的描写，又使我们联想到像蛆虫一样的人，人也并不比蛆虫更好。 04 引申手法引申是由一事一义推衍为其他有关之义。钱钟书常在某一结论的基础上，出奇不意地推衍出一个可笑的新结论，尽管这些结论有时显得很荒唐，但是它能更好地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 如写方鸿渐到张家相亲，结果双方都不满意。在这过程中，方鸿渐加入了玩牌行列，并意外地赢了许多钱，他打算用这些钱去买一件自己渴求已久的皮外套。 《围城》剧照 他当时的心情，书中写道： “他记得《三国演义》里的名言：‘妻子如衣服’，当然衣服也就等于妻子；他现在新添了皮外套，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在心上呢。” 这段文字先借用《三国演义》“妻子如衣服”的俗语作为大前提，然后将这一前提作了可笑的调整一一“衣服也就等于妻子”，然后在此基础上，推衍出“新添了皮外套，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在心上”的新结论。 这一结论是如此荒谬，而正因为它荒谬，才能把方鸿渐当时喜悦的心情和他玩世分不恭的性情表现出来，读者才能在小说人物荒谬的思考中获得幽默感。 《围城》中这类例子俯拾皆是，如： “船走得这样慢，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应世界潮流。” 船上那些人本来无聊，想借麻将消遣，作者却不直接描写他们无聊的心态，而是不无幽默地为他们寻找了十分充实的理由：麻将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这就非玩不可了。 这段文字的妙趣在于，作者先确定麻将是国技，接着用不确切的口气说麻将在美国很风行，并以此为前提引申出“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应世界潮流”的滑稽结论。 在幽默艺术中，引申的功用是推出问题(许多问题是虚设的，并不成立)，然后以此为前提推衍出荒唐结论。 这个“不真实”的推衍本身就是一种戏谑行为，它蕴含着作者深刻的讽刺，并具有幽默色彩。 05 反语手法反语是表达的本意与表面意思相反的一种修辞手法，正话反说是它最大的特点。但也并非只是正语反说。 它的意义中还包含着含蓄、暗讽与省略，并且需要聪明而善解人意的读者去领会其意义的特定所指。 例如，方鸿渐一行在前往三间大学途中，目睹一伙乘客抢座位的场面，小说如此描写： “汽车夫说，这车机器坏了，得换辆车。大家忙上原车拿了随身行李，抢上第二辆车……原来有座位而现在没座位的那些人，都振振有词说：该照原车的位子坐，中华民国不是强盗世界，大家别讲枪。” 这儿的“中华民国不是强盗世界”就是反语。透过这句话的表层字面，我们看到了作者表达的另一层意思——中华民国是强盗世界，到处匪盗出没，人无宁日，民不聊生。 作者运用反语不仅讽刺了“强盗世界”，而且讽刺了那些为急于争回座位而振振有词的人们，反语含蓄表达法在此收到了讽刺幽默的效果。 这类幽默手法，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也常常碰到。比如，有时为了开玩笑，我们会把否定的结论拿来加以肯定。 就小说来讲，采用反语是为了暗示出一种冲突。即：一句中有两个相反的意思，所要说的真意都不在话内，而是暗示出来的。它能引起我们的笑，但得明白了它的真意以后才能笑。 再如，对“欧亚大旅社”的胖女人，小说这样写道： “掌柜写帐的桌子边坐个胖女人坦白地摊开白而不坦的胸膛，喂孩子吃奶；奶是孩子吃的饭，所以也该在饭堂里吃，证明这旅馆是科学管理的。” “欧亚大旅社”明明是管理混乱，作者不直言写出，却把笔触落在胖女人身上，对她在众目睽睽之下不雅的喂奶行为进行描述，从而证明这旅馆管理十分糟糕，并为往下直接描写旅社混乱的管理作了铺垫。 在这段文字中，最能产生幽默感的莫过于“证明这旅馆是科学管理的”这句反话，它不是凭空跳出，而是建立在对胖女人具体描写的基础上，自然合理，毫无故作戏谑之感。 反语幽默的最大特点，就是恰如其分地对丑恶的人或事给予合理的讽刺。从心理学角度说，反语产生幽默的原因，在于它隔断了审美者的正常思考，使期待落空。 《围城》的反语就是从事理的反面，告诉人们一个与期待相反的结论，使人不由一怔，然后透过反语表层，在其深层把握住作者的真意，最终获得涣然冰释的轻松感。 06 比喻手法比喻在《围城》中最为多见，而且喻材广泛, 收古今中外典故于比喻中，书卷气浓，设喻精细巧妙, 深藏机锋, 尖锐隽永。 钱钟书先生在《读<拉奥孔>》一文中对比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他说： “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不同之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 《围城》里的比喻就是这一比喻理论最好的实践。例如把鲍小姐“裸赤”的身体比喻成“真理”或“局部真理”，把女人的大眼睛比作“政治家讲的大话”等等。 在写褚慎明时： “褚哲学家害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睛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 《围城》剧照 用“绝对观念”来比喻褚哲学家极度睁大的眼睛，这是以抽象之事比喻具体之物的典型用例。 这类比喻，喻体多是抽象的事理，它被作家所运用，就超越了具体比喻抽象的常规，比喻因此而产生新奇感，从审美上说也易产生美感。 《围城》比喻创造幽默效果的另一特点，在于它提供了夸张的喻体。例如，“褚哲学家”看苏小姐的大眼睛，被比喻成“手枪里弹出的子弹，险的突破眼眶，进碎眼镜”。这一夸张比喻，就把褚慎明的“馋”相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再如，小说中的沈太太滑稽怪样的面孔也被夸张比喻表现出来： “沈太太生得怪样，打扮得妖气。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会里谋杀案的线索。” 在此，夸张的比喻使沈太太眼睛的黑袋、牙齿的红痕等丑陋部分突出出来，从而产生漫画式的滑稽效果。 《围城》比喻创造幽默效果的又一特点，在于它提供了描写主体对立的喻体，即钱钟书所说的“取譬于家常切身之鄙琐事物。” 《围城》剧照 化高贵为低贱。有些事物本体本来是尊贵高尚的, 如果故意用低贱卑俗的喻体来描绘它, 由于本体喻体在高贵低贱方面形成了落差, 幽默诙谐自然天成。 如文中写到的： “（汪处厚说）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 他们有这么一比, 讲师如通房丫头, 教授比夫人, 副教授呢, 等于如夫人。” 教授、副教授、讲师本是学识水平的标志, 也是崇高神圣职业的代称, 而作者用“夫人、如夫人、通房丫头”作比，按当时男尊女卑的观念, 妇女的地位是低下的, 本体喻体的崇高神圣与低残卑俗形成的差势, 对照鲜明, 跌落出了贬抑讽刺, 逼真地展示了教育事业不受重视, 知识、人才大为贬值的状况。 用“鄙琐事物”设喻，这就使审美对象内部显现出不谐调的状态，即比喻的主体与喻体形成对立。从审美上说，审美对象的“不谐调”、“对立”，正是产生幽默的原因。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对此类比喻作了精彩的论述，并列举说黑格尔把“繁星丽天”比作“人肤患癣或群蝇曝聚”等等。 可见，钱先生深谙“取譬于家常切身之鄙琐事物”的幽默功用，并不惜笔墨，创造出了令人耳目一新、回味无穷的幽默比喻。 被誉为“中国之大儒，古今之通人”的钱钟书，站在高处，轻蔑地俯视世间丑陋的人和事，并揭露生活中的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讽刺意味很浓的幽默风格。 读罢《围城》，无不被它贯通始终、耐人寻味的幽默魅力所征服。文中所举的幽默之例，仅为书中的“九牛一毛”。 可以说，钱钟书笔下的每一句话都蕴蓄着喜剧的生命，其焕发的才智、独创的语句、富有诗意的形象十分惊人，以至于几乎每一句话都可以变成格言或者俗谚。 回答完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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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