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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记载，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虐待蒙神垂听，神兴起了先知摩西，带领他们走出埃及去到“应许之地”——迦南。但是埃及人并不准备让这群神的子民轻轻松松离开，法老的军队一路追至红海岸边，神使红海分开，让这群囚徒穿越到达彼岸，之后，红海合起淹没了全部的追兵，这就是《旧约》中重要的一章《出埃及记》的故事。摩西分开红海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被当作一个重要的神迹，这个故事是无数艺术作品的题材，被数次搬上银幕。但是如果用我们现在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这又代表什么呢？据说1992年经过复杂的计算机运算，有人得出结论，《圣经》上记载的红海分开确能发生。根据计算一股持续十个小时左右的中级风可以使得大海后退约一英里，使水面降低十英尺，从而使传说中红海的那一部分露出地面。不过，这个计算结果到底是强化了还是削弱了这一蔚为奇观事件的宗教含义和神圣性呢？即使我们真的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场景确曾发生，我们仍然无法分辨这到底是上帝的神迹或者只是偶然的自然现象。我们甚至可以据此否定其神圣性，说那只是自然 现象，因为这是符合逻辑的。于是，类似的研究最终还是指向哪个永恒的本体论问题——上帝是否存在？上帝到底是什么？在西方人自诩的文化起源中，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其源头，那时亚平宁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众神与大多数古代文明的宗教类似。古希腊的宙斯、罗马的朱皮特、北欧的奥丁，这些主神与上帝耶和华有着本质的区别。古希腊和罗马神邸人性十足，个个都有七情六欲，更像被神话的人，像光明磊落的太阳神阿波罗、行事鲁莽的雷神托尔、血气方刚的普罗米修斯、嫉妒骄横的赫拉等等，这些神与其说是神不如说他们是人。而上帝却只有神性。基督教神学定义的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永恒存在，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有，是宇宙的支撑者和创造者。他既超然于外在（完全独立）又内在于世界，这样抽象的神连想象起来都困难。“上帝”的概念来源久矣，发源于西亚的犹太教很早开始就有了这个神的原型。犹太人属于闪米特族，所以有学者认为上帝的来历应该与闪族人的原始宗教有关。到公元前四世纪脱胎自犹太教的基督教，将原来只是一小撮人的信仰改头换面，“上帝“的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血腥嗜杀到慈悲为怀。这种文化上的变迁也许代表了人的生存状态的变化。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世界三大一神教都出自近东，也证明公元第一个千年以前的近东属于某种经济和文化上的集中地。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是否信仰上帝曾是个很难说不重要的问题，如果你的答案为“是”你就是个有神论者，如果为“不是”则是个无神论者，如果“不确定”那就是不可知论者。“上帝”这个概念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经常是拟人化的，最常见的可能是米开朗琪罗天顶画上的那位，但事实上文化中对这一概念的理解经常是抽象的甚至是唯物的。西方哲学领域对这一概念的理解颇有趣味。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认为柏拉图的“理式”就是上帝；虔诚的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上帝就是整个宇宙，世间万物包括我们就是上帝本身，或者也可以说是上帝的一部分，这叫做“泛神论”，当然他的看法并不被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区所接受；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上帝是宇宙的第一推动力，之后我们的宇宙就根据自身的规律自行运转，再与上帝无关，这叫做“自然神论”，到今天“第一推动力”仍然是科学哲学领域最根源的课题之一；康德是信仰上帝的，不过他认为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因为人类没有这样的能力。但为了维护道德伦理，必须假定上帝是存在的，他把这叫做“实践的设准”。换句话说信仰上帝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定的标准，不需要也不可能由外在来证明。康德用将否定的方式，将上帝与存在分开来，从而颠覆了古典形而上学的看法；笛卡尔和洛克都认为上帝是超验的，也就是说上帝的概念是与生俱来的；瑞典经验主义哲学家柏克莱则认为我们的整个世界都可能并不真的存在，也许我们只是存在于上帝的心里；帕斯卡尔的“赌徒证明”更是有意思，他认为上帝是否存在无法靠理性推论，他将是否信仰上帝视为赌博，即不管上帝是否存在，选择信仰上帝都更有利，所以基于功利的考虑，人应该选择信仰上帝。延续千年的中世纪里，虽然出过几个试图以理性逻辑证明上帝存在的神学哲学家，但总体上信仰与知识多半不相容——上帝不是一个能够以及可以被论证的存在，而是非理性的。大多数西方思想家和我们一样，对拟人化的神嗤之以鼻，但诡异的是，这却并不妨碍这些思想先驱对终极本体的笃信，甚至对神秘主义的迷恋。今天，如果认为有一位白衣白须的智慧老人主宰着世界，那相当荒谬。但如果说，宇宙本身持续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那么这个问题就可能变成某种逻辑上的探索。最后曾经中世纪的欧洲人把上帝当成唯一的标准和尺度，这种迷信最终却成为推动认知论发展的动力之一。所以要理解西方社会的经济、人文、习俗、艺术、政治的来龙去脉，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不过不管怎么说，上帝的概念肯定来自于人的理性。人是拥有聪慧大脑和脆弱体格的动物，与其他物种处在同一个物理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任何物种预设的，相反所有物种在宇宙尺度下来看都很渺小。只是不同于动物的是，人能够感知到这种渺小，因为人除了自然本能还有理性，这种理性对物理世界中的人来说既是优势也是累赘。蜷缩在肮脏猪圈里的精神病人可能并不觉烦恼，但正常人却可能会在极端困境中崩溃。实证心理学已经有无数证据证明，人格会因为外在环境而变化。就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或者《24个比利》。人的理性既给人以万物之主的成就，也给人以独有的困扰，所以人经常需要一种坚实的外在依靠，就像婴孩之与母亲。人需要安身立命之本，也许就是“上帝”这一概念产生的人性原因。中国历史上较缺乏自然哲学探索，但《道德经》却是个例外。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古人认为世界的根本规律是一种叫做“道”的东西，“道”是根源，它之上再无他物，所以道“法”他本身。基督教文化形塑了西方社会，西方文化的很多源头都可以在基督教里找到。中文版的《新约》起头便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道就是神。对基督的子民来说，他们的“道”来自于神，神才是根源。由此可见，东西方文化的起始阶段就因为“上帝”这一概念而产生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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