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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論語·子路》的記載，孔子曾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意思是說學習了《詩三百》，交給的任務不能很好地完成，出使時不能獨立對答應酬，即使學得再多，又有什麽用處呢？那時，賦詩引詩是外交的必備能力，孔子強調，對外交往時的賦詩引詩，《詩三百》完全可以滿足需要。如果不會靈活應用，照樣多學無益。孔子言語中的“雖多”，恰恰透露出《詩三百》既有可能出於孔子的選編。
《論語·為政》又記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子斯言，應該是在刪詩之後，他認為可以用“思無邪”概括所選定的《詩三百》，因為孔子選編時有自己的標準，那便是“可施於禮義”，而《詩三百》之外的詩則未必一定如此。
孔子的話說明，那時，與《詩三百》同時存在的，還會有不少的詩篇。孔子之時同樣有《詩》的稱謂，如果綜合考察，不難看出《詩》與《詩三百》還是有明顯區別的。《論語》中單稱為《詩》的言語有不少，細細推敲，它們都不是一定指《詩三百》，或者與《詩三百》未必是同樣的概念，在其它典籍中同樣如此。所以，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詩三百》乃是孔子以前社會上流行的《詩》的編訂本。
孔子刪訂之前，《詩》自然與今本不同，其數量也會多於“三百”，許多逸詩的存在便是很好的說明，這也是孔子“去其重”的前提。不過，孔子刪詩，其所取者，自然是有教化意義的部分，因為他的選取標準就是“可施於禮義”，這又與先前孔子刪訂以前的《詩》相近，因為西周春秋時期，都是以《詩》為“義之府”的。這就是為什麽後來的人們，甚至儒家以外的著述，在賦詩引詩時多不出孔子刪訂的《詩三百》的原因了。
三．《詩論》與“孔子刪詩說”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的問世，似乎給這一問題的研究帶來了契機，但事實上，人們通過《詩論》研究孔子刪詩問題，不僅沒有在認識上取得一致，似乎還有分歧進一步擴大的趨勢。細細分析學者們的看法，出現分歧的癥結還是在對《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所記“季劄觀樂”材料的不同認識造成的。
依照我的看法，“季劄觀樂”是十分珍貴的歷史文獻，不論其具體寫作的過程如何，它應該不是空穴來風，它透露出來的學術信息應該是十分重要的。認真比對有關孔子刪詩問題所涉及到的種種環節，它應該是孔子曾經刪詩的最好證明。依照我個人的淺見，如果真正正確理解了《左傳》“季劄觀樂”這一節的記述，不少分歧都可以迎刃而解。
關於“季劄觀樂”的材料來源
從歷史編纂學角度，古來對《左傳》的審查可謂多矣！人們圍繞其可靠性等問題似乎一直都爭論不休。從漢代劉歆到清初立於學官開始，該書便遭到了不少攻擊，到疑古學派大行其道之時，該書竟然被有的學者宣判為出於劉歆偽造。現在，雖然“劉歆偽作《左傳》”的說法還有明顯的負面影響，但已經絕少有人再相信此說。對於該書的成書，對於該書的史料來源，對於該書材料的可靠性等問題，人們的認識還很不一致，對“季劄觀樂”材料的認識也是如此。
《左傳》記載“季劄來聘”之事長達八百余字，內容豐富，涉及到對上古詩樂文化尤其是對《詩經》成書問題的認識，歷來備受關註。無論是否同意孔子曾經刪詩，“季劄觀樂”都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在有關研究中，人們否定“季劄觀樂”的可靠性，同樣都與孔子刪詩問題的研究密切相關。或者說，人們認為“季劄觀樂”不可信，一般都是在解釋孔子刪詩問題上遇到了困難，從而回頭檢驗《左傳》材料的可靠性。
如何看待《左傳》“季劄觀樂”的材料，自然涉及《左傳》的成書和材料來源。在歷來的探討中，一些觀點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如唐代的韓愈說“《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於是有人依據《春秋》，認為雖然季劄出使魯國確有其事，但出使不一定觀樂；即使觀樂，魯國樂工也不可能按風、雅、頌的順序一一進行演奏，因而認定《左傳》對季劄觀樂的具體描述不可相信。當然，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還是疑古學者們的一些看法，例如，受劉歆偽作《左傳》說的影響，有人認為：“左氏這書，很令人想到它本是稗官野史之流，道聽途聞之說，經後人編次年月，加以竄改，然後成為今本《左傳》的。”
讀《左傳》“季劄觀樂”，會給人以強烈印象，那就是季劄不僅善於觀樂，而且政治智能也高於當時的晏嬰、子產等人。所以，有人認為，季劄遠居南方，竟然對北方各國所潛伏的政治危機了若指掌，盡管晏嬰、子產的政治經驗十分豐富，才智卓越，竟然不如一位全無政治經驗的年輕公子，還要由他來分析指點，才能明白自身處境，與解厄紓禍之道。
其實，細細想來，這些畢竟只是今人依據情理的個人推斷，難以拿出確鑿的證據。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情形，有時候，有人的分析看起來頭頭是道，卻往往經不住推敲，例如，有人說：“《左傳》之文，特好蔔筮占驗之說，虛浮誇大，流於迷信，與《論語》所記‘子不語怪、力、亂、神’的態度大異其趣。”由此來推斷《左傳》與孔子思想有很大距離。可是，馬王堆漢墓帛書《易傳》明言孔子說自己“百占而七十當”，《孔子家語》的《好生》篇也明說“孔子常自筮其卦”。顯然，我們認識問題時，應切忌流於簡單化。
竹書孔子《詩論》的發現對於孔子研究、詩學研究和《詩經》研究，無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司馬遷最早提出“孔子刪詩”一說。《史記·孔子世家》記：“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從漢至隋，歷代學者及有關史誌對此皆深信不疑，且有不同程度的補充和解釋說明。唐初，孔穎達始以“《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從而懷疑“孔子所錄，不容十去其九。馬遷言古詩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毛詩正義·〈詩譜序〉疏》）。此說實開否定“孔子刪詩說”之先河。唐宋以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詩論》與此有關的，首先是逸詩問題。有些學者發現在孔子講論的近60首詩中有六、七篇逸詩，從而斷定孔子沒有刪詩。今世學人多認為以逸詩少來判斷古詩無三千之數和孔子未曾刪詩，是很不科學的；逸詩的存在就證明古詩數量大和孔子刪過詩。陳新雄先生聯系《孔子世家》上下文“前後觀之”，指出“司馬遷明言，孔子之時，已經是‘《詩》《書》缺’，古詩三千余篇，是指孔子以前，到孔子之時詩已有缺，則自無三千余篇。前人讀《史記·孔子世家》之文，多未前後貫連，故有刪詩十去其九之論”。此誠乃發前人未發之創獲。至此，關於“孔子所錄不容十去其九”，和“司馬遷古詩三千余篇未可信”之類的疑惑，則渙然冰釋矣。細讀《孔子世家》有關記述，作者正是在孔子正禮樂、刪《詩》《書》之前，先有個其時“禮樂廢，《詩》《書》缺”之總背景的介紹，至敘及刪《詩》時，因上文已說明《詩》已缺，故在“古者《詩》三千余篇”之下，明顯承前省略了“此時已缺”之語。這與太史公先總後分的敘史筆法和簡練原則頗有關系。讀此史文，必須前後“互見”，方能準確把握史公原意。至此，前人因逸詩少而產生的疑難，已得到圓滿的解答。
《詩論》與此相關的第二個問題，是詩的編序問題。《詩論》的編序不是風、雅、頌，而是訟（頌）、夏（雅）、風。某些學者以此作為否定“孔子刪詩說”的又一新證。對此，有人已經撰文指出：“廖名春先生在一次研討會上說：‘竹簡說詩有時從頌說到風，有時又從風到頌，次序不一定。’細看《詩論》的確如此。但《荀子·儒效》中談到風、雅、頌時，其次序也與今本相同，看來尚不能因竹簡中有從‘頌’說到‘邦風’，就疑心於今本次序。”這於“孔子刪詩說”也無影響。如果一定認為《詩論》以頌、雅、風為序的話，同樣不僅對否定論者無任何幫助，而且適得其反。
眾所周知，季劄觀樂問題是長期困擾“孔子刪詩說”的一大障礙，據《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劄於此年（公元前544年）適魯觀樂，魯太師所演奏樂曲之次第，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而當時孔子只有8歲，否定論者便以此作為否定“孔子刪詩說”的鐵證。對此記載，皮錫瑞據《周禮·春官·太師》賈公彥疏引鄭眾《左氏春秋註》雲“傳家據已定錄之”，認為“傳者從後序其序，則據孔子定次追錄之，故得同正樂後之次第也”（《詩經通論》）；朱東潤先生認為是“春秋後人所捏造在成書時插入的”（《詩三百篇探故》）；筆者也曾受鄭樵《六經奧論·刪詩辨》所雲詩三百五篇“夫子並得之於魯太師”的啟發，認為季劄觀樂為魯太師所奏，孔子編詩以魯太師所藏古詩為藍本，二者同出一源，豈能不基本相同？現在如果說新發現的《詩論》以頌、雅、風為序，與今本相悖，我對此又有新的認識：我覺得，這一新發現已清楚地說明孔子當初講詩時，《詩》的編次與魯太師當年奏樂之次第根本不同，也說明魯太師所存古詩之編次與其奏樂之次第是顯然有別的兩回事。既然如此，則“季劄觀樂”這一否定論者所謂最得力的證據，就顯得毫無意義，這一問題也就無庸再辨。這一最新發現顯然是對否定論重要論據的否定，也是對肯定論者的有力支持。
然而，事實並不如此，季劄至魯請觀周樂時，魯國樂工所演奏的《國風》和《雅》《頌》等雖然其編次與今本大體相同，但畢竟兩者還有差異。對於這種差異，晉朝的杜預已經有所註意，故而在《春秋經傳集解》中將演奏次序與今本不同者一一註明，並說到：“後仲尼刪定，故不同。”詩待孔子而刪定，這恰是很好的證明。對此，不少學者已經有所留意，並指出了這一值得註意的情況。
反觀懷疑孔子刪詩的諸種說法，其所以致疑，一般都以“季劄觀樂”為依據，例如朱彜尊《經義考》卷二十八引宋人鄭樵曰：
季劄聘魯，魯人以《雅》、《頌》之外所得《國風》盡歌之，及觀今三百篇，於季劄所觀與魯人所存，無加損也。
朱彜尊本人則說：
季劄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於十五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則一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為刪後之言。
無論鄭樵還是朱彜尊，都認為季劄所見與今本《詩經》大致相同，沿著這樣的思路，遂認為那時的《詩》與今本相近，接著便順理成章地認為孔子沒有刪詩。
其實，季劄所見的《詩》與今本《詩經》，二者之間的差異還是十分明顯的。我們不妨試加比較：
季劄所見《詩》：周南、召南、邶、墉、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鄶……；小雅、大雅；頌。
今本《詩經》：周南、召南、邶、墉、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
兩相比較，至少兩點差別比較引人註意：第一，今本《詩經》將《豳風》置於《國風》的最後；第二，季劄觀樂時的《頌》，在今本《詩經》中被分成了《周頌》、《魯頌》、《商頌》三部分。
關於《豳風》後置，杜預所言是因為“仲尼刪定”，這應該是對的。無論季劄所見還是今本，十五“國風”中並沒有魯國。關於這一點，我們曾經一再談到。清初學者張履祥認為《豳風》就好象“魯風”。張履祥以後，先後又有傅斯年、徐中舒論證《豳風》應為魯詩，我個人亦贊同這一看法。
《豳風》何以列在“國風”最後，張履祥說：
魯無《風》，《豳風》猶‘魯風’也。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故魯雖弱，有先王遺風。他日，夫子曰：‘魯一變至於道。’又曰：‘吾舍魯何適也？’蓋此誌也。以《周南》始，以《豳風》終，始終以周公也。
齊、魯兩國近鄰，魯國師工為季劄演奏時，《豳風》在《齊風》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豳風》與魯國的關系。《左傳》記季劄評論《豳風》說：“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魯國為周公的封國，“周公之東”似乎隱含了這樣的意思。季劄評論中“樂而不淫”的評價與孔子對《關雎》的看法也完全相同，孔子崇拜周公，周公是他心目中的聖人，以周公為終始可能正是孔子編訂“國風”的追求。這裏的差別正好昭示了孔子刪詩的事實。
季劄觀樂時的《頌》變成了《周頌》、《魯頌》、《商頌》三部分，季劄評論時說到“盛德之所同”，杜預說：“《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原來的《頌》可能包含殷、魯，只是後來孔子整理時把它們分開。之所以分為周、魯、商三部分，恐怕與孔子“據魯、親周、故殷”的文化情結不無關系。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發現後，學者們又對孔子刪詩問題進行探討。該篇釋文公布前，一些消息說其中有不少不見於今本《詩經》的“逸詩”，並且《風》、《雅》、《頌》的順序也與今本有別。《詩論》正式公布後，發現這是釋讀的不同造成的誤解。
孔子與《詩經》的關系，司馬遷在《史記》中言之鑿鑿，其它不少文獻也可以作為旁證。但疑古思潮的盛行，導致了對孔子與六經關系問題認識的混亂，孔子刪詩說似乎遭到越來越多的反對。上個世紀以來，大批出土文獻說明以前人們疑古過勇，從而糾正了不少錯誤的認識。我們堅信，孔子刪詩問題同樣會得到越來越多新材料的證明。
不言而喻，越是早期的材料其學術價值就會越大，對於孔子與《詩經》的關系，《詩論》的意義也是如此。開始，雖然有人依據《詩論》否定孔子刪詩說，但我們感到《詩論》的發現並不會構成對孔子刪詩說的否定，相反，我們對《詩論》中有孔子對《詩》論述，涉及到《詩》的分類以及孔子關於《詩》的構成與性質的看法。《詩論》中的兩枝竹簡編連後，可以釋讀為：
孔子曰：“《詩》，其猶平門與？戔民而裕之，其用心也將何如？曰：《邦風》是也。民之又戚□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將何如？[曰：《小雅》是也]。……[者將何如？曰：《大雅》]是也。有成功者何如？曰：《頌》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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