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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自建立以来，在一百多年的国祚中，一直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兴兵叛乱之事，其中权臣谋逆之举更是发生了许多次。而结合做出谋逆之事的权臣出身，很明显地便能发现这些权臣叛乱，与东晋门阀政治的不同发展状况，有着很大的关联。东晋王朝的前中后期，也基本接近于门阀政治发展的三个阶段。从东晋王朝内部几次较为大规模的谋逆造反之事看，权臣起兵谋逆和门阀政治的发展乃至东晋王朝的兴衰之间，呈现互相影响甚至互为因果的紧密关系。  一、门阀政治确立鼎盛期的“王敦之乱”东晋建立之初的“王与马，共天下”，众所周知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开端，而琅琊王氏以王导和王敦为代表，一个镇中枢一个据方镇，给东晋门阀政治的确立奠定了开端。不过，古代王朝的延续中一直处于核心位置的皇权，当然不能坐看门阀成为江左政权的主导，因此晋元帝司马睿便展开一系列举措，想要把东晋政权重新确立成皇权政治，这也就是王敦这个东晋门阀政治开端确立者起兵建康的原因。 司马睿在重用刘傀、刁协和戴渊等人，排斥中枢王导还想谋算外部豫州等方镇军事，一副信誓旦旦想要重振皇权的态势，这引起了包括王敦和各大士族在内的强烈不满。王敦属下中，在王敦起兵时的重要部将江东本土门阀子弟吴兴沈氏的沈充，以及王敦攻打建康时，同样是江东士族子弟的义兴周氏周札替王敦打开建康城门。便能看出东晋初期，包括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南来侨姓士族，以及包括吴兴沈氏和义兴周氏在内的江东本土士族，无论明暗地都对王敦起兵建康抱着默许态度。 之所以南北士族都默许王敦起兵这件事，能够看出东晋门阀政治的被接受度很高，尝到了门阀政治甜头的门阀士族们不愿意再去认同皇权政治。由此看来，即便在东晋建立过程中都作为不多的司马睿，相比于老谋深算的王导、王敦这些士族之人，在江东政权如何兴盛的谋算中，的确有失考量。结合司马睿能够用戴渊代替北伐有功，并且能够威慑王敦等门阀势力的祖逖，这一着“臭棋”便足见其缺少谋划。  而观东晋门阀政治的确立到鼎盛，也是有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第一个阶段，王导结合西晋灭亡，司马睿还尚无“印玺”的情况，只能借助于当时江左世代居住的本土门阀，来确立司马睿正统地位。需要知道的是，永嘉之乱后晋室飘摇，可不止司马睿一个司马氏皇族，如司马睿有心称帝延续晋室的人可有不少，只看愍帝被人推上皇位就能看王朝延续上的疯狂。而王导结合江东大族强盛以及排斥南来士族的现状，能够拉拢江东贺循、顾荣等南方士族，给司马睿称帝打下基础，也把东晋政权和门阀士族之间结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正是有了王导和江东士族的支持，司马睿才得以称帝，这是门阀政治最开始的开端，也是东晋王朝能够延续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司马睿不满足于受制于门阀士族，在依靠王导和江东士族支持建立东晋称帝后，便不再想如初入江东时那般受制于门阀士族，因此做出反抗之举，导致了门阀士族的代表王敦起兵，让皇权的反抗和对门阀政治的破坏及时中止。所以，王敦之乱是门阀政治确立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当时发生的意义在于门阀士族真正发声，告诉建康的司马氏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东晋是门阀士族的天下，不再是你司马氏的天下。 第三个阶段，王敦之乱平息之后，司马氏皇族依旧没有放弃对门阀政治局面的冲击，因此借助外戚势力庾亮，来反抗王导等门阀士族力量。不过，可惜的是司马氏皇族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借助庾太后崛起的庾亮也具有门阀士族的身份，颖川庾氏得以如司马氏所愿，与琅琊王氏争夺东晋中枢权柄时，也顺带压制了司马氏皇族力量，对于司马氏子弟出镇的几次破坏可见其用意。所以，虽然庾亮与王导表现出强大的矛盾，但却也是门阀政治真正确立，并且达到鼎盛的关键。  二、门阀政治稳定期的“桓温篡权”门阀政治经过王导、王敦和庾亮等人的努力后，在东晋得到确立，正是由于门阀政治的存在，东晋各门阀包括侨姓士族和本土士族，都积极参与到东晋稳定局势的创造中，这与当初曹丕创立九品中正制，得到了各个士族支持建立曹魏时的局面非常相似。无论怎样，门阀政治格局的确立，让东晋在王导等人死后，也依旧能够按照东晋初期建立起来的门阀格局得以稳定运转，是东晋永和年间能够保持稳定态势的重要因素。 不过，这段东晋稳定局势中，孕育出门阀政治的重量级人物——桓温，作为龙亢桓氏子弟，虽然桓氏兴于江左，但在东晋门阀政局当中，不影响龙亢桓氏的逐渐强盛，以至于桓温从荆州为基，逐渐成为控制东晋几乎所有方镇及中枢势力的权势人物。桓温与王敦相比，做法更加老辣，在向皇权证明自身的强大中，王敦采取直接用兵的方式，而桓温则是徐徐图之，扶持简文帝司马昱上位，各种暗示加威胁，让司马昱禅位。不过跟王敦谋权的结局一样，桓温篡位的目的同样没有达到。制止桓温篡位之举的，同样是门阀士族的力量，不过相对于王敦之乱时，东晋初期的各门阀用武力镇压王敦篡位之心，桓温专权时的门阀力量更加稳定，使用的方式也更加温。 简文帝死前，想要在遗诏之中让王敦摄政，但却遭到太原王氏王坦之的反对；而王敦自知让简文帝禅位的谋算作废时起兵，遭到了陈郡谢氏谢安等人的对抗，最终导致谋权篡位的失败。桓温拥有几乎东晋的全部军事力量，却最终败于几个朝中的门阀士族子弟，这不得不去结合当时门阀士族的影响之深了。  按理来说，如果已经执掌中枢和外部方镇的几乎所有势力的桓温，篡位可以说是一步之遥，但却最终因谢安、王坦之几句“清谈玄理”而罢兵而还，最终甚至连九锡都没捞到。这除了桓温本身的求稳性格之外，还应该归因于，桓温即便是东晋权势滔天的权臣，但依旧担心自己篡位被东晋政权的基础——门阀士族所对抗。这也是桓温虽然能兴皇权废立之事，但却不敢明目张胆的称帝。因此，经过东晋前期门阀政治确立及鼎盛期，东晋门阀政治正处于稳定发展之时，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门阀都逐步发展，并且在东晋朝中占据极重地位。以至于桓温虽然能够控制明面上的东晋中枢和方镇力量，但却不敢轻易违背东晋门阀政治稳定局势。 简单去理解就是，在东晋建立后，经过前期王导、庾亮等人对门阀政治的确立阶段，让东晋门阀政治经历鼎盛之后进入一个稳步发展阶段，在外表现出来就是东晋政局中罕见的永和政局，这一阶段中，门阀士族子弟充分参与东晋朝政，让东晋进入稳定发展阶段。王羲之所举行的那场著名的兰亭集会，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各大门阀士族得到了足够的发展，包括龙亢桓氏、陈郡谢氏等门阀士族成为门阀政治这段稳定时期的受益者。可各个门阀士族力量的发展，对于有心想要取代皇权，破坏原本门阀与士族创立的稳定局面的篡权者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不巧的是，桓温属于此类，其权势的发展得益于这段门阀政治的稳定局势，但也同时限制了其打破这种稳定局面的可能。  三、门阀政治衰落期的“王恭、桓玄叛乱”门阀政治经历桓温专权及后来陈郡谢氏谢安掌权这段稳定时期后，随着谢安主动退出中枢，让司马氏终于获得机会，突破了门阀政治的封锁。这一阶段中，随着门阀政治的代表陈郡谢氏的退出权力中央，司马氏皇权和相权得以发展，但不同于以往东晋门阀政治发展进程的皇权政治崛起过程，招致了之后导致东晋迅速步入衰落的王恭和桓玄之乱。 王恭出身太原王氏，桓玄出身龙亢桓氏，两人在东晋末期的叛乱，与东晋前期王敦之乱和中期桓温谋权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叛乱目的上的相似，无论是王敦、桓温还是王恭和桓玄，起兵作乱的目的都是以其门阀士族的身份，对抗中枢力量。只不过几人起兵对抗的目标有所不同，所处的门阀政治发展阶段各有不同而已。 王敦之乱时门阀政治正是确立时期，各个门阀力量都有心让这种区别于皇权政治的政权模式确立，所以王敦之乱针对的目标虽然是皇权，但在前期能够非常顺利；而桓温谋权，针对的不再是皇权，在门阀政治稳定阶段，皇权已经表现为门阀政治的附庸状态，所以桓温谋权篡位需要针对的是东晋内部那些门阀士族力量；而王恭和桓玄起兵时，东晋门阀政治已经遭到了孝武帝、司马道子父子的破坏，门阀政治日薄西山逐渐衰落，同时孝武帝和司马道子父子的昏庸无能，也导致了东晋整体国力衰微，让淝水之战后谢安等人营造的东晋稳定局势遭到重大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王恭和桓玄起兵，当然有着想要利用军事活动，重新冲击中枢司马氏皇族的掌权，这类似于东晋初期王敦起兵建康，逼迫司马氏皇权接受门阀政治的现实非常相似。 不过，从门阀政治发展的角度去看王恭和桓玄之乱最终失败的经历，与门阀政治走向末期也有着很大关系。首先是王恭，其本身壮大的过程就是依仗孝武帝，缺少了门阀政治中门阀士族的自身底蕴，这导致了陈郡谢氏之后，作为门阀士族代表的太原王氏，不能与皇权形成有效的对抗；另外桓玄所面对的，不仅包括在门阀政治衰落中逐渐强大起来的刘裕等新兴势力，还要面对因为孝武帝和司马道子父子专权，已经被破坏的不成样子的门阀政治格局。桓玄虽然不用再担心自己的谋权篡位，会因为其父亲桓温所担心的那样，遭到东晋内部各门阀士族的对抗，但却也不能享受门阀政治所带给自己作为门阀士族的“红利”。  门阀政治的衰落，导致王恭和桓玄叛乱时，只能面对门阀士族的影响逐渐降低的现状。这表现在王恭之乱时，各方镇力量的实际掌控权，不在门阀士族手中。当时京口北府实际兵权在刘牢之手中，与其配合的殷仲堪也不能掌控荆州西府之兵，并且当时上游实际军事力量在雍州杨佺期手中。紧跟王恭之乱后的桓玄之乱，也同样面对这种情况，并且结合之后刘裕能够仅以千余人起兵，便最终打败桓玄，可见当时桓玄所依仗的力量，早就不再如其先辈桓温时那般强盛。这也更能体现出当时作为门阀士族最后代表的龙亢桓氏桓玄，在东晋末期门阀政治衰落过程中，已经不能如王敦、桓温、谢安等人那般，联合东晋内部各大门阀力量，去对抗毫无根基和门阀底蕴的刘裕势力。这一方面是归结于孝武帝、司马道子等人对门阀政治的破坏，进而压制顶层门阀力量在东晋朝中的发展；另一方面从门阀政治本身的发展阶段去看，步入衰落期的门阀政治，已经不能够为门阀士族提供发展契机，让门阀力量在东晋内部逐渐衰落。最终被刘裕终结了门阀政治的最终代表桓玄，同时也让东晋王朝走向终结。 总结从东晋王朝发展的三个阶段，以及对应门阀政治的确立鼎盛、稳定发展到衰亡的过程可以看出，虽然不能将东晋王朝的兴盛与否完全归结于门阀政治的兴衰，但原本就以门阀政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东晋王朝，如果想要彻底摆脱门阀政治的束缚，如孝武帝和司马道子父子那般使用强硬手段绝非上乘选择。 正是因为复苏的皇权、相权企图抛弃门阀政治的成果，东晋内部各种势力间的权力争夺愈加激烈。加之处于中枢地位的司马氏皇权、相权，又没有如王导、谢安等人那般稳定中枢的能力，导致东晋在破除原本存续百年的门阀政治影响过程中，伤害了东晋王朝重要内部力量的门阀士族，进而导致中枢司马氏皇族、相权面对突然崛起的刘牢之、刘裕等新兴势力时，无力抵抗只能受制于取代门阀士族力量的新力量，最终导致了东晋王朝的灭亡。而王敦、桓温、王恭和桓温等门阀士族代表的起兵作乱之举，正好应和了东晋门阀政治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呼应了东晋王朝建立、稳定到灭亡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东晋王朝的兴衰，的确与门阀政治的由盛转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参考文献： 《晋书》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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