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

   早就想着写这样一篇文章，谈谈文学领域的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但这学期又开了新课，备课任务繁重，迟迟没有动笔，昨晚看豆友也涉及到这个话题，所以还是想再聊聊。

职业（学业）身份并不是界定普通读者与专业读者区别的标准，所以大学选择读中文系也不意味着你就是专业读者了，因为绝大多数人毕业后都不会再从事文学研究相关的工作，所以，这四年的本科学习有点类似于布迪厄说的那种“伪专业人士”生涯——也就是说，中文系学生作为“专业读者”，是有保鲜期的。

一般来说，“伪专业人士”有为期四年的“专业读者”身份。在这段时间内，学习者需要一系列的技能武装自己的专业性，文学理论提供了一种最为便捷的方法，只要掌握了技术性的“女性主义”、“福柯话语权力”、“后殖民理论”、“符号学矩阵”、“生态伦理批评”、“叙事学原理”，就能将迎面而来的任何文本粉碎。

我并不想像布鲁姆那样极端地把这些方法称为“憎恨学派”，因为从现实的层面来说，它们是写论文（这涉及到期末成绩甚至毕业）的利器，可以为赤手空拳的人提供一套趁手的刀具，我也从不怀疑这些理论所能开辟的阐释空间，它们丰富着我们理解文本的路径——虽然，这种丰富背后常常是贫乏，因为理论是缺乏个体性的，用叙事学解读一百部作品，看到的都不是作品本身，还是花式叙事学的变形。

何以如此？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变得非常专业化，术语迭出，概念狂欢，返过去看十九世纪的印象式批评似乎变得不可忍受了。这种专业化批评本身就是矛盾的。记得一位豆友抱怨，为什么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领域，国内每隔几年总能涌现出一些大家都认同的经典，而文学批评好像没有这种著作出现。这是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门极端向内挖掘的学科，它固然也写社会、也反映现实，但它所勾勒的最深的对象，是人的存在本身。向内挖掘的越深，评价的标准就越模糊，反之，如史学、社会学这些学科，更多的是向外描绘，因而，一种可视的、可量化的、公认的标准也就相对易于达成。

当下学科专业化的趋势，使得大多数文学理论，都趋向于模仿那些原属于社会科学的手法，用向外勾勒、向外批判的路径呈现文本原有的“内向性”问题，背道而驰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初读这些理论时，会带来智性的兴奋和愉悦——原来可以这么理解啊——然后，就是均质化，所有人写的都差不多，但就是没有一个能触及终极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本身就是只可领会、拒绝阐释、不足向外人道也的。这个所有经典著作中都隐藏的“不足向外人道也的”的终极问题是什么？我还说不清，昆德拉说是“人的存在”，昨晚又看韩松说，“其实大家都在写一本共同的书，都是要回答清楚——人是怎么回事，宇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我回答得比很多人差”，我们说的都是同一个东西，但都表达得不到位。

迄今为止，我们的语言仍然无法完整传达我们的生命处境与内心世界，文学是第一重尝试，在这个“隐喻”的过程中，已经耗损了不少可能性的表达，而文学批评则是第二重尝试，在这个“转译”的过程中，耗损之上增加耗损，对人的状况的表达，大多数沦为了对外部建构的表达——比如论文里常见的“帝国”、“民族”、“性别”、“生态”、“文化”，进阶版的“时空”、“历史”、“记忆”等。这些理念提供了一种可供模仿的民主范式，某种程度上说，它使得十九世纪那种印象式批评背后的“天才论”破产了——并非只有充满悟性的天才才能批评文学，现在，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这套工具。

既然文学的终极问题无法通过学术论文表达，那么就看看，戴着镣铐跳舞是什么样，在现有的学术要求下，论文可以怎么写。在所难免的就是，有时候看学生论文，非常精纯的理论运用，漂亮到无懈可击，可同时又是乏味的、缺乏想象力的，这些文章不可能触动写作者，也更不会触动阅读者，因为里面缺乏由个人好奇心推动的问题感，作者只是在漠然地操演着一个现成的、跟自己无关的东西。这两年指导本科毕业论文，首先强调的就是不要用“XX理论视域下的XX作品”这类题目，然后就会督促写作者反复看文本，找到文本内部天然包含的细节，从这个细节里自然地生长出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文学理论没法套上去解释的，因为它们既包含着文本自身的个殊性，也凝缩着阅读者的个人体验。所以，并不是要返回印象式的天才主义批评，而是就个人的具体感受与真实阅读经验展开批评。

这是一个从文本进入批评的过程，而不是从批评（理论）返过去找文本的过程。

去年一个姑娘写《复活》，她提到了细节是森林里“人吃人”的情况，如果因袭陈腐的论调，又会扯到“贵族对农奴的阶级迫害”这种滥调，但后来经过一起讨论，她从人类学的“生食与熟食”进入了这个细节，以人类原始思维的角度阐释《复活》；今年开题，另一个姑娘想写《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她提到了“照相机”这个具体而微的意象，它与博尔赫斯笔下的镜子构成了一组奇妙的参照，而且这个姑娘又补充，米歇尔·图尔尼埃写作的一个风格是“悖谬”，经常出现前后相反、有误差的情形，所以，讨论之后，照相机成为了理解“悖谬风格”的关键，因为照相机的成像原理，是通过凸透镜，将来自物体的光会聚在胶片上，形成倒立、缩小的实像，这里面也有一个颠倒和悖谬的现象；这学期带着大家读卡夫卡的《城堡》，一个学生通过细读小说的空间结构描写，提出了K所置身的饭店内景，就是城堡的内景，K一直进不去城堡，只因为他“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这个观点出现在一本权威刊物中，我不会感觉太惊奇，但这位阅读者的提法，已经是一篇新颖论文的核心观念了。

很显然，这些论文都不涉及批评理论四件套（女性、后殖民、生态/伦理、权力），但却充满个人特色、趣味与想象力。无论最后写成什么样，写作者都凭借思考与细读，发现了他自己醉心的旨趣，写作论文因而也成为了“创造”，而不是“操演”。听到一位写作者说“查找相关资料很有趣”，比听到他说“找到合适的文本嵌入理论”，幸福很多。说到底，不是完全弃用理论，而是采用它的思路进展与表达方式，放弃它那过于明显的结论。我导师从前总说，用理论，要做到手中无刀，心中有刀。当然，这些批评模式并不涉及对于审美判断的培养，更多地还是为了应付论文，至多获得智性追求的满足感。实际上，判断力的精确与审美力的强度，并不依靠理论的培养，相反，我经常在非文学学习者的嘴里听到妙论，自然，论文的深度，也绝不是晦涩术语的堆叠，概念与人名的打架。

理想状态下，论文应该只说你怀抱好奇心去探索对象、只说你相信并了解的内容。这种论文写作，不再是高端术语自嗨、小圈子里的黑话复习、外人根本不感兴趣的隐微写作，如果一个外行人听了都感兴趣、觉得有启发，这可能是对论文写作不错的褒奖——前几天和体育学院的老师一起吃饭，聊起我师兄刚发在《外国文学研究》上的一篇论文，他写的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切入点却是“香味”，从香味入手，谈到人的身体差异，以及由此展现出的政治谱系格局。体育学院的老师说，哇，很好玩，想看。对于学术论文来说，这是难得的期许。

经历了四年的“伪专业”生涯，中文系百分九十九的人都会进入与学术绝缘的生活，阅读也彻底日常化了，伪专业读者终于敢承认自己普通读者的身份。这时，引领一个人进入文本的工具，不再是“专业化”绑定在研习者身上的刀具了，他被解放出来，用更平实、更生活化、更具体的方式来感受文学了。所以，每当我面对中文系这些年轻的面孔时，我都很清楚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不会从事学术研究，而使之暂时变得“专业”的那些技术，也会在毕业后瞬间生锈腐烂——一个中文系毕业，去保险公司工作十年，还用后殖民理论来读小说的人，是不可想象的，那些学术黑话与学术思维，也并不能助益于他的保险事业。

所以，对于占绝对比例的普通读者来说，把时间的限度放长一点，不仅仅是研习文学的四年或者七年，而是一生，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限阈里，早年阅读过的作品会对彻底绝缘于文学的中年、老年产生什么影响？如果能够产生影响，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产生的？文学理解的教育，除了为了暂时满足“伪专业性”的技术训练，还应包含什么？这些是我更为关心的问题。

比起“教外国文学的”，我会更认同“向绝大多数人打开文本”这一身份。巴赞对于电影批评家使命的告诫不敢稍忘：批评的目的不是揭露所谓的“真相”或者“真理”，而是使艺术作品的冲击力尽可能深入地传到读者的智性与感性之中。审美的感受力与思想的冲击力，正是系于“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那根弦上，没有统一标准，只有尽可能地作品生命化，无论是作品中叙事、思想、修辞、人物、事件，多一分嵌入自我的体会，就多一分将作品内化的可能性。在讨论文本时，哪怕什么具体的东西也说不出来，只说了一句“这段描写令我反感”，我都觉得作品与读者之间已经实现了神秘的汇流，读者向着那个“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东西又靠近了一分——文学理解的遗憾也在这里，她无法清晰地解释她的“反感”，因为这是属于她自己的，与她的过往经验未来认知扭在一起的情结，像死亡或者出生一样独特。

当一个不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六十岁时，还记起二十岁时读某部作品时的震颤，可能是最理想的文学后遗症：这种震颤来自本能，来自面对“自我”时的惶惑和惊讶，毕竟，文学作品处理的首先是人（不是别人，是你自己）的问题，然后才是关系、社会、组织、机构、制度等问题。费希特讲课时，让学生们对着教室的一堵白墙，持续地站了很久，他相信只有面对这堵墙，“自我”的感觉才能慢慢浮现——我在这里好无聊，我为什么要对着墙，然后问题可能会变成：墙对着的这个是谁？是我。以墙为参照物，对立面的“我”才有了自觉的意识。理解文学快活多了，面对的不是墙，而是文本。

有了照见自我的体验，阅读也就真正与阅读者的内在产生了勾连。我也最希望能在这个层面上，自己读着，同时也能让绝大多数不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进行普通的阅读。多读一本，就有一本的欢喜，就有一本渗入生命、影响生活风格的可能性。